昌耀，原名王昌耀，是国内诗界的著名诗人，也是独特青海的著名诗人，历经前生半生坎坷。但我1980年向他投稿时并不知晓这些，作为一个莽撞的文学青年，我只是向一家远在西北的、喜欢发有思想性诗作的刊物投稿，由此有幸结识、及后来渐渐了解到他。应该说我是从“编辑”的角度认识他的。

　　1994年冬，我作为一个商业游客路过西宁，所以，在这样的境况下拜见昌耀先生，心里竟觉得有些不伦不类的愧疚（这得从我们的笔识岁月谈起），当我电话这头告诉他，我住在西宁一家高档的宾馆里，昌耀先生略示惊讶：“多贵呀。”初听他的声音（第一次和他通话，并约见），声音里感觉他很朴实，很诚恳，而我接受了这几年“商品化”的一些观念（真真是赧颜！）

　　80年代初，我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工人作者，曾因莫可辨白的某些缘由，据说不能在省内刊出诗作，而冒昧写信给遥远在青海的《青海湖》编辑部，署名是“诗歌组编辑收”，在那封信中我写道“手携孤女，心中烽火，仰天长叹”，诉说了丧妻后人生，投身草创东北民间诗刊受挫，创作之路的种种障碍。回信10天后就回来了，真真是一封“鸿雁”——快得像从北京飞来的信笺！字迹极有修炼，令人一望而知是深因谙文化的上一代文人所落手笔：“大作发表下期，望勿虑，昌耀。”大约是如上句，当时我一阵眼热，激动得半天喘不过气来。从此，昌耀先生的名字常令我联想西北晶莹湖泊，并在心里闪亮。投稿多年，得到过不少知其名、或陌生不知其名的编辑的帮助，但确也很少碰见这么深具同情心、认真、严谨而负责的编辑，我所以选择了《青海湖》，前溯还有一段小插曲，这个刊物曾在1980年从一个民办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我的一首短诗。但那时和其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谁在那里当编辑，也没想到过应注意（真是抱歉）——但我至今仍怀恋昨日很“纯洁”的莽撞和勇敢。

　　来一趟西北不易，而宾馆里又没有什么可买，选了两条“大重久”牌烟送他，他说什么坚决谢辞，最后看我很尴尬，才勉强留了一条，说自己不会吸，实在要留下也是留给来访作者吸。不知为什么昌耀先生和我心中形象反差太大，诗人？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国外的诗人读多了，印象里他们个个都充满性格，光芒四射，独行特立，甚至倜傥与不驯。可眼前的昌耀先生却截然相反，他实在太普通，像个最平凡朴实的西北平民，顶多是一般干部，走在街上，怕一万个人里也难得有一个辨出他是诗人啊。他戴一顶似乎是粗布的短檐帽（大约能标明一些艺术之与众不同了），借住在作家协会或是美术家协会所属的一套居民楼内，一切好像都还是“临时的”（楼下是大众摄影部），用简陋的杯子插电煮一种茶叫“茯茶”（这种茶在西北最便宜），很浓的碱味，招待我喝。并写给我这茶的音念伏，产在湖南一带。他在我的询问下略讲述了一点他的简历，好像是我谈到前二年刚去过湘西的桃源县，他说他的家乡故里就在那儿呀，他16岁出家远行，去当兵，去朝鲜，回来后又主动要求到大西北支边——没想到一去就是一整个一生，在西北当了右派，一改造就是多年。我们谈到湟水河——我在火车窗中曾兴奋地望着它像一条细线流过极耸峻的大岭之间——他说当年就在河畔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曾有同伴因完不成劳改定额，被惩罚带脚镣磨出一路鲜血，每日任务是脱五百块坯。他如今近老年却离了婚。（我猜想他和我所了解的另一位东北“右派”诗人一样类似经历——当时年轻，有问题在身，因此很难找到合适对象，只好和一个勉强过得来又愿意跟他遭罪的人结了婚，一勉强下来就是半辈子，现在想要解决好，又很难——请先生原谅我这种不礼貌的臆测私生活。我是在回想一段历史。）我谈到他的生活“很艰苦”，他不无幽默，他居然还保留着我历年春节赠送的贺年卡（仍葆有诗人那么多的生活情趣），很快找出来，给我看，令我汗颜——其实我是没有先师们这么多诚挚地坚守友谊和真情的珍贵品格的。（我这一代少年时经历的震荡、毁坏太多，看见什么就联想到它毁坏时什么样子，好像没有养成保留任何珍物的好习惯。）

　　昌耀先生的诗，以我看到的多发表于粉碎“四人帮”后，他诗中似乎对建筑的美很崇尚，我猜他更喜欢西洋洋画、雕塑的缘故，50年代成长的诗人应该更有苏俄诗歌痕迹的，但他的诗里却似乎有维尔哈仑那种“意向派”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文本或隔代的关系，我对先生的诗读得不够细致，因而没能从中得益于多少（真是遗憾）。依我看来，他诗的主旨精神常是一种自然雄浑苍凉渺远，命运的遗弃，苦难，无穷尽期的苦难预测。他说，这附近数百里外的高寒山区不少地方，原来在50年代后期都是一些劳改营，后来劳改犯放了，都荒置了。把犯人判了刑是一种惩罚，流放到这种荒凉，渺远，海拔几千公尺的地冻天寒之处是另种附加惩罚了。所幸那个年代终于过去了。

　　昌耀先生请我上街角去吃捞面。这种面大碗的，几块钱一碗，汤汁也很多，西宁的麦子味十足的面条。我猜他经济十分拮据，因而前一阵他为出一本诗集，在报刊上发表一则勇敢的“诗人广告”——在商品潮喧嚣声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他敢于顶撞诗人被空前的冷落的局面。我觉得像他这样曾在80年代中年诗人中重新又“走红”且深资历的诗人，有影响的作家，还能这样保有率直、莽撞的勇气，很不容易（客观上也为青年们呼吁了），另也体会到写诗一生的窘况。我对他了解的不多，我猜想他的成功，主要来源于他的执著，还有他对才华不甘自我沦落和埋没。他给我看了准备出版的厚厚的一叠书稿，自己设计的封面，插扉页的小幅图，真是很有艺术造诣和眼光，他现在是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后来转年诗稿出版，诗集命名《命运之书》，我因了解一些他在此之前经历及此书出版的不易，也很有点沧桑之感。）

　　以后多年我一直未再给《青海湖》寄稿，主要是我不忍继续叨扰；要替编辑着想，脸皮还是薄一些好。（别因了编辑偶然的青睐，就猛冲猛打，因为，刊物是大家的，是青年们的。）但我常读《青海湖》，并觉亲切。也许这就够了。

　　〔关于办刊，我一直以为，办刊应是一种“公共关系”，而非“私人关系”，也许，我国近代文学刊物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始之日，就对这个概念不清晰，所以早期称为“同仁”文学期刊；一路沿袭下来。搞文学不比拉山头，失去公平竞争，还谈什么才华呀、新秀呀，近年来的有些文学期刊，所以质量如此不尽人意，和“私人稿件”的“膨胀”有大关系。更其甚者，好多省连当编辑也实行“退休接班”制，刊物再办成何样，可想而知。（这不是大笑话，是睁着眼的事实！）有人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我们真么没有人家欧洲、日本、美洲当代那么多有水准的作家、诗人呢？我说，你去问刊物吧！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果实，有什么大惊小怪？〕

　　借此机会，和编辑、主编们聊几句。90年代后我曾有幸参加过两三次令“业余作者”们渴慕不已的“笔会”，作为一普通的工人业余记者，我想跟你们说两句心里话，那叫什么“文人聚会”呀，整个一文革后不正之风的遗风，吃、喝、闹、套关系，像是“文化商市”开幕在宾馆里，真令人失望！更有甚者找来一些模样尚可的“女作者”作陪，哎，真不忍深析描述。（古时兰亭盛事不是这样，竹林七贤不是这样，现代各国笔会大概都要搞点艺术。我们从何时变成这样的？怎样变成这样的？为什么？）（我相信在黄山、张家界、九寨沟、雁荡和五夷，一定召开过内容严肃，有交流有文化、有品味有格调、有内容有论证的作品讨论会，或笔会；也一定有不少的作家、作者不自像我看问题那么偏颇。）相当多的稿件，就是在这种闹哄哄的场合下“搞定”的（在桌上、在客房里、在茶僚中——像订货物），我想知道这些真象，一定会令那班懵头懵脑熬灯废油写作，顶风冒雪辛苦跑邮局的莫名小作者大咋其舌的！（如果我再聊到；某些我们的“洼水平”女作者之流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我怕某些编辑大人要哭鼻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各时代认认真真、严谨负责哪怕看起来“旧派”和“迂腐”的好编辑，对于作者的成长，乃至于命运，又多么至关重要！

　　我们聊了些别的，但几乎没谈一句关于诗的艺术。（我见过的一些别的令我尊重的老诗人，他们也几乎从来不谈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深沉？连我也找不见很确切的答案。大概，是一种当代特有的含蓄吧？）（我猜还有艺术岐见太多，为避免引起争议、非议、是非，这会更好地保持文人间的温和与友谊；还有，前些年太多的运动把人整怕了，不愿轻言开口。）虽然没谈深，但我们之间交流了一种很亲切、率真的感情。他看来高兴看见我，而我高兴来西宁，能有幸终于拜见他。

　　论起师生，我只在80年代初至中期，和他断续通过二三短信，主要是为了投稿的事，我们之间应算是一种很正常的“编读来往”吧。当过知青，年历三十再写诗（正好弄反了，应该二十来岁写呀），已不愿再为“一首诗折腰”，所以，给编辑写的恭敬话，一般都比较有分寸，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还是努力写精写好，让作品去说话才是创作者的正路。作者不去认真写稿，却花不少精力时间去和编辑“套关系”，算不上正经“师生情份”，只能算歪门邪道（玷污文学）。昌耀先生值得我尊重，最深印象是他对待陌生、无名的作者均很“有礼”，绝无一丝傲慢。大概，我只是他当编辑帮过的无数青年之一吧。他对来访的作者（因为你是作者）一概很热情，但我感觉他对在他管版面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人，希望来访与回报，却处之极淡；也许他藐视这种当今流行版的“人情”。我隐约在他身上汲取到一种文人的“风骨”和一个好编辑的清廉与刚正。（除去对作者的负责，还应有对文学事业的清醒认识。）

　　再见了，我忽然发现，我几乎完全不了解作为诗人的昌耀先生，虽然我们已在一起呆了半日，也很难了解他——他好像是个谜，和从前出青海的孤骑一样，唱着陌生的歌，沿着铁轨和大山的荒陌缝隙走去，一袭布衣草屐……（像哪幅画上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是青海就该“出产”这样的诗人么？（将来后面的青年一代呢？）愿上帝祝福他吧！

　　青海青，草滩黄……

　　青海察看地图，才确知是两河之源（长江、黄河）都在此，神秘的唐古拉山，昆仑山雪峰永远遮着神秘的面纱耸立在西宁城外远方——像青海的诗人一样。

　　（至今，我仅保留有一张昌耀先生在北京赠给我的独特彩色名片，后来1996年冬我们又在京西宾馆见过匆匆一面，他的职务有几个小字：“男子、行脚僧、百姓、诗人”，嘿！名片左上角有一个出自他亲手设计的——我相信一定是他亲手，如他亲手设计自己诗集封面——美丽精致且有具有西北特色的远山湖泊和马的图案，蓝莹莹、紫欧欧。为什么这样谑称自己的职务——而不是印上一系列头衔——我想，还是先生本人从自己的气质和经历诠释会准确。我想把它留下，作为我对先生唯一“信物”的永生珍藏吧。）

　　我曾当过他的作者，在这样的编辑面前我永远是汗颜涔涔的小作者。我觉得很多人了解他作为诗人的形象，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个默默耕耘、为后进推举铺路的好编辑。——我真有幸！我也想说，青年作者们，去努力寻找到赏识你的编辑吧，别灰心，一定会的！我也祝福《青海湖》这本两次刊过我诗歌的杂志。（发诗一次不容易，发诗两次当铭终生，作为一名作者，也许应当永远这样怀有感恩知遇之情吧）。

　　我的心掠过寂寥已久的冬野，

　　又碰上那一束闪耀的目光！……

　　（拙诗《春天与小站》中句，原作刊于1981年昌耀先生作诗责编的《青海湖》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