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带着“豆”的名字中，让我选择的话，我毫不犹豫地喊出一声“土豆”来。

　　土豆“土”得我爱，洋芋“洋”得我爱。

　　光秃秃地从黄土地里长出来，其实他的名字并不土，在我的家乡人都叫他“洋芋”，倘若当对着爷爷、奶奶，说土豆的话，我敢肯定，他们会感到很好奇的。因为半辈子过来了，人都叫洋芋，还认为土豆是谁家孩子的名号呢。其名字土还是不土呢？我就给土豆说：“土豆，土豆，城里人把您叫马铃薯，土豆，反而把你叫土了，乡来人称呼洋芋，反而叫把你洋了。”

　　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经常会在土炉子里烧熟几个土豆，给我装在书包里，母亲给自己留下一个——

　　那时候的我还年纪轻轻，不懂事儿，奔奔跳跳，很活泼的就上学去了。在学校里，其他同学有的拿着油饼吃；有的拿着白馒头吃；有的拿着荞面饼子吃；还有的拿着苞谷面的嬷嬷吃……，当我看到同学吃馍馍的时候，就很想吃那白面馒头，看到其他同学吃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地从书包里掏出母亲装好土豆，拿到教室外面去吃，学校里的学生都叫我“穷鬼”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人家的孩子，吃的比我好，穿的比我好，其实，我已经困难习惯了。

　　还有一次，奶奶把锅里的土豆煮熟时，刚刚揭开热锅，我就把手伸进了锅里想抓上一个迫不急待地吞上一口，锅里冒着热腾腾的水蒸气把我的手烫伤了，连忙把手放进了厨房桶子里的凉水里，凉了一下，不过不太要紧。奶奶给我在手上抹上了家里存放的陈年鸡油。现在想起奶奶时，奶奶去世已经十五个年头了，奶奶的生日在正月十三日。那时候给奶奶过生日，经常吃的煮熟的土豆或母亲切得细细的土豆丝，碗里一滴油也没有。家里缺吃断顿，土豆就是救命的唯一营养品了。又逢正月里，我给奶奶线上一上一顿“白水面疙瘩”，舀一碗“年夜汤”，这是奶奶活着的日子里，最向往最爱吃的美餐，但愿奶奶在西天上不要挨着肚子，过一个平平安安的“九泉年”吧！

　　说实话，我连土豆皮子都舍不得剥掉，烧焦的皮子就像母亲、父亲的脸，土豆的脸上深一个浅一个，大一个小一个的窝窝就好似黄土人的脸蛋，从黄土里爬出来，带着黄土的一种精神，有着“硬汉子”的风格。我背着母亲缝好的书包，装着土豆爬过杏儿岔的山，走过一条山顶上的“蚰蜒路”时，还要下小庙湾的陡峭的山路，脚底下一滑，把书包掉到地上，土豆从书包里滚向山下，我和弟弟找土豆而迟到了，迟到了，老师就要罚到校门口站一个小时的，那时候，老师对学生要求是特别严格的，根本不允许迟到，站得我的两条腿都发酸，我都不敢挪动一下脚，我的脸上就像大土豆，弟弟的脸上就像小土豆，一双土豆在校门口站起了岗来。站了一节课后，小周老师就让我和弟弟进教室听课去，这一节课，我空着肚子听着课，心里依然想着那些滚在沟底里的土豆，是否被人家放的羊给吃掉。

　　中午放学了，我和弟弟在寻找土豆，只找到了一个皮子有点创伤的土豆。把其掰开来，我吃小得半个，弟弟吃大的半个。我们饿的面黄肌瘦，不吃土豆的话，疲乏的走不到家里。人家的孩子到家里，写作业的写作业；踢毽子的踢毽子；滚铁环的滚铁环，我和弟弟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还要帮家人干农活哩！

　　当我走在大门前，看到一堆土豆时，我就拿起生的先咬上一口，等不住煮熟熟了再好好品尝。

　　如今，当我看到场埂下，那个黑乎乎的土豆窑洞时，我就想起了爷爷。爷爷去世的那年，我还不到六岁，但他提着篮子，钻井窑洞里掏土豆的背影，就像发生昨天一般，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袄，袖口和衣襟上的棉花掉出了串串来，裤子上的补丁有张着口的；有睁着眼睛的；还有贴着耳朵的。尤其是在爷爷裤子后面的补丁，人在看的时候，好像也对着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看着看看。

　　我哈哈地笑着说：“爷爷啊爷爷，爷爷的屁股上‘娃娃’长出来了。”

　　爷爷笑着对我说：“那是屁股上看大门的‘老汉’吧。”

　　爷爷拾满了一篮子土豆，提着倒进屋檐下的缸里，吊些水洗干净，晚上就要煮在锅里。在山里拾柴的母亲背着一捆柴回家时，奶奶感冒着睡在炕上，母亲一边要照顾奶奶；一边在土灶头上架起了大锅，为家人煮土豆哦，父亲这一年出外打工去了，不在家里。姐姐坐在灶头前的那个小木墩上，手里整好柴，擦燃一根火柴点燃后，一束一束地向灶火门里烧火，屋外的南风呼呼地刮着烟囱接着倒烟，从灶火门里喷出了火来，把姐姐的头发燎了一下，姐姐捂着眼睛哭着；锅里吱吱的响着；炕上睡着的妹妹也嗷嗷的叫着；爷爷围在土炉子跟前等着。爷爷被生活的折磨与煎熬，头上犹如戴着一个白面碗，口皮上干起了一层血痂。正好这一年既是吃土豆最多的一年，也是土豆丰收的一年。

　　土豆来自黄土里，带着黄土的命，还带着黄土人的气色。我不仅深深地爱着土豆的丑陋，而且更爱土豆黄色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