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薯，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爱又厌。爱呢，是因为有了红薯，小时候我才没有饿肚子，才会健康地长大；厌呢，是因为红薯总是没有米饭耐吃，吃得我倒胃口。我有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做了国企高管，和他每一次见面，吃饭前他总得说一句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吃腻了，但比起小时候吃过的红薯还是好多了，我现在一听到‘红薯’两字胃就痉挛！”他这话虽然夸张点，可一点不假；每个吃过太多红薯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慨，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人对红薯更加记忆犹新。

　　我的老家在湘中乡下。儿时，家乡的土地上栽满了红薯；山坡，小路旁，空坪隙地，到处都是。那些披着淡绿色叶片的红薯滕低低地爬伏着，蔓延着，让绿色铺满每一寸裸露的土地。

　　红薯非常容易栽种，它们对环境要求非常低，生命力非常旺盛。它们有一个高贵的品质：身姿低伏在地上，果实深埋在地下。

　　每年的二月中旬，人们就把种薯种到了地里；夏初红薯滕长到一米多长时就可以割下来，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每段大约十多公分长，雨后泥土湿透的时候，把剪好的红薯滕随便插栽下去它就会成活。历尽酷暑，熬白秋霜，也不需要太多的照料，它们的果实在地下悄悄地长大、成熟，到秋末就可以收获。

　　秋末挖红薯的时候，是乡下人最开心的日子。看着一个个又圆又大的红薯，父母总是喜上眉梢，脸上荡漾着安心和满足的笑，常常听到母亲说：“这半年粮食不用愁了，吃到明年过完荒月也吃不完。”

　　记得那时我们家是举家上山挖红薯，只留下奶奶一个人看家。我和大妹负责割红薯滕，母亲和哥哥负责挖红薯，弟弟负责把挖出来的红薯捡到箩筐里，父亲的任务是把红薯挑回家。最少的妹妹刚学会走路不久，也来凑热闹。她双手捧起一个小红薯，摇摇晃晃走在被挖得凹凸不平的地里，没走几步，连红薯一起摔倒在地，“哇”的一声咧开嘴大哭起来。母亲忙放下锄头，一边把她抱起来，拍着她衣服上的尘土，一边哄她：“我崽莫哭，都是这地不好，等会妈妈打它。”

　　干活干得口渴或肚子饿了，我们就拣一个外形好看的红薯，拿到小溪里洗一下，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就大嚼起来。那味道又脆又甜，现在想起来，嘴里还能生出微甜的津液。

　　红薯全身都是宝。红薯的滕叶可以做猪饲料，猪一时吃不完，父母就把它们晾在屋前的采楼（木阳台）上；晾干了，来年农忙没时间扯猪草时，就拿它们切碎煮了做猪食。红薯也能喂猪，但猪却没有那么好的口福，大部分是人吃的，是人的主食（因为稻谷少）。那时有句俗话：“红薯半年粮。”往往从当年挖红薯时开始吃红薯，一直吃到来年的三四月。可餐餐吃红薯，就会没胃口。而且红薯还滞气，胀肚子，大家都不愿吃红薯。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吃饱，母亲总是变着法儿蒸煮红薯。有时，她会在红薯上蒸一碗米饭；红薯和饭都熟了，她就把那一碗米饭划成几小块；吃饭前母亲规定，每个人先得吃完两个红薯才能吃米饭。因为有那一小块米饭的诱惑，我们咽红薯的速度比平时快多了。弟弟最快，得到那一小块米饭，他两口就吞了下去，眼睛又盯着米饭碗。母亲明白弟弟的意思，又给了他一小块米饭，说：“我这一块给你。”这下大妹有意见了，嚷嚷：“我也要！”于是父亲又把他那一小块贡献给了大妹。奶奶总是不声不响地把她那一小块放到我的碗里。大哥和小妹是从来不争的。看着我们吃得开心，母亲总会高兴地说：“这红薯真是补，你看我家老大和老三都吃成‘红薯胖子’了！”这些温馨的场面在我童年的时候，经常能见到。现在想起，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仿佛就在昨天：一家人围坐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旁，外面皎白的月光透过青砖墙上那扇雕花木窗，洒在屋子一角，像李白留下的那首诗。

　　挖的红薯太多，一时吃不完。于是大家就在屋后的山坡上挖一个地窖，把红薯贮藏在地窖里。这样就算过上一年，红薯也不会烂。那时，这样贮藏红薯的地窖家家都有。有些人干脆就在屋子里挖一个地窖，上面盖上木板，要吃时，伸手就能拿到，方便得很。

　　吃不完的红薯，还能做成很多干粮、小吃。做法最简单的是薯条。先把红薯洗净，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放太阳下晒到七八成干就行。平时抓一把薯条放裤袋里，没事时拿出来嚼嚼，又爽口又带点甜味。最让人喜欢的是红薯干和“红薯粑粑”。红薯干的做法是先把红薯蒸熟，然后切成薄薄的片，放太阳下晒干或是在火上焙干。红薯干做好时，表面还附着一层熬出来糖，软软的，甜得腻人。“红薯粑粑”是把蒸熟的红薯都捣烂成泥，找一个长一尺，宽半尺的木板做模子，然后在木板上垫上一张干净的湿布，用刀把红薯泥均匀的、薄薄的贴压在垫了湿布的木板上，再把成形的红薯饼一张张放到铺了稻草的竹垫上晾晒，晒干后就成了“红薯粑粑”。“红薯粑粑”吃起来又甜又带点韧性。这两种干粮是那时乡下人最常见的，是孩子们的主要零食。过年时有时把“红薯粑粑剪”成小块，炒了吃，又香又脆又甜。这些干粮还常常被当做礼物送给城里人，城里的孩子见了，总是高兴得不得了。

　　母亲和奶奶做这些干粮、小吃在本地是有名的。她们做出来的红薯干和“红薯粑粑”又好看又好吃。为了做这些东西，她们常常熬夜，深夜里一觉醒来，我们常常能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于是在梦中，那甜甜的红薯干就进了嘴......却从来没有梦到过，父母们和奶奶是多么的辛苦。

　　红薯可以加工成红薯粉。红薯粉的加工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是洗红薯很为难。已是初冬天气，水里冰冷冰冷的，往往洗完一担红薯，手指都冻得僵硬了，不停地往上呵气也无济于事。母亲常常把红薯倒进一个大木盆里，用一个竹扒不停地搅动，这样又省力又省时还能免于手在水里受冻。把红薯挑到大队机房的磨粉机里粉碎后，到家里还得清洗、过滤。这个过程一般是母亲负责清洗过滤，父亲负责挑水，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夜。清洗过滤了的红薯汁液，在大木桶里经过一个晚上的沉积，第二天底下就会有一层厚厚的白色淀粉，拿出来晒干就成了像面粉一样的红薯粉。红薯粉的用处就多了。随便拿一些红薯粉放进大碗里用水稀释，再在里面加一个鸡蛋，搅匀，放进油锅里煎成薄薄的饼，再切成条状的小块，加些辣椒炒一下，就是一道可口的菜。我们把这叫红薯豆腐。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这可以算是美味了。这种美味也不是经常能吃到，母亲为了让我们多吃几个红薯，才多做了几次。父亲笑称：“这叫红薯饭，红薯菜，红薯来开会，红薯为我们保平安。”

　　红薯粉能制成很多吃的产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打红薯粉丝。

　　打红薯粉丝时，村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村的人都来了，男女老少，各有分工。挑水的，烧火的，和粉的，递粉团的，打粉的，捞粉丝的，晾粉丝的，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大坪里支起一口大锅，锅底的火熊熊燃烧起来了，水沸腾了。这时就该父亲出场了。父亲手里拿着一只方形略圆的特制大木勺，勺底布满了小孔。红薯淀粉早已拌得不干不湿，一个大叔递了一团放进父亲的木勺里。父亲站在灶上，左手把木勺端平对准下面冒着热气的大锅，右手握拳，对着木勺里的湿粉团一拳一拳打下去，木勺底下就垂下了十几条白色的线，这些白线入水后不久就浮了起来，变成暗绿色的粉丝。守候在锅边的两位大婶，赶忙用一双长长的竹筷把粉丝捞起来，放进旁边盛了半桶凉水的桶里凉着；接着就有人把凉了的粉丝剪断，拿到预备好的竹竿上晾好。父亲的拳头不急不缓，不轻不重地砸着，木勺底下的白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变成粉丝。母亲和奶奶则加入烧火和晾粉丝的行列。一村的人一户一户按顺序打红薯粉丝，往往一干就是一天一夜。中间父亲累了，也有人接替父亲的活。孩子们不甘寂寞，有这么好的机会，自然得玩个尽兴。他们围在旁边闹着，帮着倒忙，有时偷几根刚出锅的粉丝放进嘴里嚼着。于是，喊声，笑声，打粉团的“嘭嘭”声，组成了一首快乐的歌，合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往往这时，已经离过年不远了。

　　红薯粉丝好吃又好收，还常常被当做礼物送给人。就是现在，我还常常收到别人送来的红薯粉丝，可吃起来总是觉得没有童年时吃过的那么地道。

　　童年时那些关于红薯的事，太多了......

　　几十年过去了，红薯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每次回老家，再也看不到满山的红薯，取而代之的是野草。一些幸存的老人告诉我，被抛弃的东西不只是红薯，还有很多，比喻过年时的龙灯、狮子、车马灯......

　　有些时光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但我们却总想抓住记忆里的某些东西不放。虽然我对红薯的记忆有快乐也有心痛，可我却总是不能忘记，就像不能忘记父母和奶奶。父母一生清苦，勤劳，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若说贡献，就是把我们兄妹五人都养育成人。父母甘于清贫，随遇而安，淡泊从容，知足常乐，——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而他们的人生竟和红薯有惊人相似的特点——身姿低伏在地上，果实深埋在地下。

　　转眼又是 秋天，风凉凉的。我慵懒地坐在阳台上，看着阳光下那些绿色的树，青青的草；似乎能嗅到它们淡淡的忧伤，和对生命无限的眷念。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推了一辆小车来到楼下的马路上；小车上有一个小火炉，炉上烤着一堆红薯。几个小孩马上把小车围住了，你争我夺买红薯吃。一股浓浓的烤红薯清香随着微风慢慢飘进我的鼻孔。多么熟悉的香味！母亲也来到了阳台上， 看到孩子们围着小贩的车抢着买烤红薯吃，忽然说：“你还记得不？你六岁那年，有一晚，家里烤了很多红薯当晚餐，你们都吃不下去。你父亲发火了，说谁没有吃完一个红薯就不准睡觉。你的弟妹们都狠着劲吃了，只有你，剩下半个再也不肯吃，后来你父亲还打了你......你恨你父亲不？”怎么能不记得？怎么会记恨？我亲爱的妈妈，还有死去的父亲！我对母亲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眼睛有点湿润。母亲转头望着远方，嘴里喃喃地说：“没想到现在的红薯成了稀罕之物，我们那时的红薯又大又圆，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听着母亲的话，我眼前又出现了童年时家乡的山坡上一层一层的红薯土，土里爬伏着的碧绿的红薯滕叶；还有红薯干，红薯片，还有欢声笑语，还有父母、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