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姐姐

　　自老母离世一年多来，异地的我总不免自哀自怜。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天地那么空阔，故乡也似乎冻结凝固了一半，断了我太多念想的由头了。然而，“回家”的冲动分明还是常常没来由的在心里奔涌，那里，还有我最想看到的面孔，最想听到的声音。对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面孔，最亲切的声音了。我也越发觉得，慈悲的父母绝不忍让我孤单，早已备下丰厚的礼物遗留给我——我的哥哥姐姐们。

　　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大姐最大，然后依序是大哥，二姐，二哥，三姐，三哥。

　　我依次来说说他们。

　　大 姐

　　大姐是我心里一部温暖的大书。( 文章阅读网：www.telnote.cn )

　　她比我大20岁，我出生时她已快出嫁了。我对她最早的影像是她带着大外甥回娘家，我和三哥去路上迎接，见到她时兴奋地大声喊“大姐”，她笑着亲亲热热的答应我，然后和我们一起回家。小时候每当三哥和我吵架，他气急了就说：“我不和你嬉（玩）了，我到大姐家去了！”她家离我家有五里路，偏偏要经过“水鬼和人鬼” 都会出没的 “赤脚亭”，其它的路段也山深弯大，我是不敢单独去的。但三哥牛气，常常撇下我气鼓鼓的去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天，有时我妈不得不捎信命令他回来。那时，我就对他无限羡慕：既可以不用干活挨妈妈训骂，又可以受大姐好吃好喝相待。其实大姐家我也常去，并非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那时姐夫在别村当老师，她一人带俩孩子，还要忙着种地，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我去时也多是陪着俩外甥玩，帮着做点小事，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睡觉。虽然并不比家里清闲，但心里还是很喜欢，因为大姐那么温厚大度，就算犯了很大的错误，训斥声里也是带着温情的，这使我觉得特别放松。

　　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由于爷爷奶奶在父亲尚未成年就已双双去世，父母又整天忙着干活，她自己还是个毛孩就要照顾弟弟妹妹操持家务了。我妈和我“忆当年”时，总是哀怜道：“你大姐确确实实跟着我们吃了很多苦，这些弟弟妹妹都是她帮着养大的，你们都要记着她。”或许正是这样的磨砺，她性格外向，敢作敢当，说话做事入情入理，很有分寸颇有风范，这是我特别钦佩的。据说做姑娘时，某个乡领导特别看重她想要培养她做干部，几次三番来我家游说，无奈我爸总不答应。后来我们都怪他短视，不然我大姐一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她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用我妈的话说是“什么活都拿得出手”。结婚后想让家人穿衣更便利，也利用农闲时节再挣点钱，就找了一个师傅学裁缝，不想那师傅特别喜欢她，又因为自己有四个儿子而没女儿，非得认大姐做干女儿，现在那四个弟弟还把她当亲姐一样看待。自从学会做衣服，全家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每到觉得没衣服穿，我就央求妈妈“叫大姐给我做件衣服吧”，但这样的要求那时很少能被满足，只有过年的时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过年前那几天，我和三哥最盼望大姐回家，一天要在路口张望不知几回，终于见她提着大包袱来了！那包袱里包裹着的分明是我们热切的爱美之心，是我们用一年的幻想编织出来的美丽之花。我们抢着接过包袱，急切地打开找自己的那一套，迫不及待的穿上试试。她在一旁笑着帮我们穿好，这里拽拽那里扯扯。她做的衣服总是会长那么一截，这让我们都很有些不满。三哥抱怨道：“大姐，这衣服裤子又做这么长我什么法子穿啊？”她正色道：“你长那么快，不做长点明年穿不下的！”三哥于是气愤道：“明年我长得和天一样高了！”于是她呵呵笑着，答应再剪去一个边。那包袱里，常常还有她亲手为我们做的新布鞋，或棉或单。记得有一年她给我做的布鞋是墨绿色的鞋面，方口，搭扣，本白的鞋底，我非常钟爱，简直舍不得穿，那是我这辈子最心爱的绝本了。

　　逢年过节，大姐会让人抬着她的缝纫机去需要做衣服的人家上工，如果是来我们村，我就跟着她去。看她裁剪，看她踩缝纫机，看她锁边钉扣子，看她把一块布慢慢变成一件完整的衣服让主人笑容满面，觉得有这样的姐姐实在很有面子。我动动尺子或剪刀，挑拣落在地上的碎布头，听着缝纫机的声音，或者听她和主人边干活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觉得非常美好。

　　后来姐夫调到山外的汊口中学做老师，大姐也跟着他走出大山，在学校食堂做临工。我初一时也就投靠他们而去，跟着她吃饭，住在学生宿舍。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单独生活，大姐就是我最温厚的靠山。嘘寒问暖的是她，教我为人处世的是她，鞭策我学习的也是她。那时我的俩外甥才上小学，她既要忙着食堂的活，又要趁间隙回家打理家务，烧6个人的饭菜。从食堂到她家有一段小坡，我总是见到她急匆匆地一路小跑，气喘吁吁的。她爱干净，即使再忙，也要把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周末再有点时间，要么做衣服，要么扎鞋垫（好像是几毛钱一双）拿去卖。又问附近的村民讨得一小块地来种菜，从来不曾见她清清爽爽的歇一会。我深知大姐的不易，总是努力把自己生活与学习上的事做好争取少给她添麻烦，课余也尽力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住在隔壁的老师常对大姐夸我勤快，我心里却说：“你们哪知道我姐是学校里最辛苦的人呢！”

　　大哥突然把我转到县城中学读初二了，离开大姐是我最大的不舍，我想念她和想念妈妈一样多。好在两年后，姐夫调往县中，他们举家随往，她依旧在食堂上班，周末我去她家就方便多了。如果有那么几个星期没去，再见面大姐总是说：“你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到这来了，我又没工夫去看你。” 边看她干活边聊聊天，许多压力与不快暂且远离。她和姐夫烧菜都很好吃，走时，口腹之感已极为熨帖，心里装着她的许多叮嘱，口袋里还塞着她给的一点零花钱。如果看到别的女孩穿什么衣服好看，就想抽空买布给我也做一件。上大学前，我基本穿她做的衣服。有一条暗绿色细格的背带裙，还是我大学四年的主打裙子。

　　她善良朴实，无论待谁，都真心真意。她是贤妻良母，她孝敬父母公婆，她善待每一个人，踏实做好遇到的每一件事。她是老大，总是想方设法照顾到每个弟弟妹妹，经常和我说：“你们每个人最好都过得比我好点，我就好满足了。”常有人对我说：“你大姐那人，那真是没话讲，热心热意的。”我能立刻说出另5个哥姐的不足，比如大哥性急，二姐相对固执。但要我说出大姐的缺点，我思量良久，说不出来，准确一点说，是我觉得不能用缺点去强求她。有人说好女人是家庭的太阳，我觉得大姐就是。尽管她不识字，但她却是我心里一部温暖的大书。每当遇到不顺，我总想如果是大姐，她会怎么做，心里立刻就变得明亮宽阔起来。

　　大 哥

　　大哥是我们家的一个窗口。

　　他是我们家最早走出大山的人，听妈妈说，那时他18岁，适逢县公路局招工，乡里许多年轻人都不敢去，从未走出大山的大哥背起简单的铺盖行囊只身一人去了，从此我家接通了城市与大山间的脉搏。因为路远工作忙，他往往到过年才回家，我大多从妈妈的念叨里知道他的一点讯息。所以小时候，他只是我的一个向往，一片期待，有时也是一种炫耀，比如和小伙伴发生纠纷而处于劣势，我会说“你别稀奇（得意），到我大哥回家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最早的影像是一个暮色苍苍的傍晚（好像是散学回家时），突然听到大哥高兴地喊我，满脸笑容的站在门口房檐角等我回家，我又惊又喜，围着他直跳。他是我们家最乐观开朗的人，大声说话，大声唱歌，大口吃饭，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的快乐啊。一年中，大哥在家的那几天，是我在开心的日子。我总是紧跟着他，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更齐整漂亮点。每天早上梳辫子就格外用心，总是不满意，一再重编。又因为穿着大棉袄，手酸的不行，不得不屡次停下歇会。他早饭都吃完了，见我还弄个没完，就会大声说道：“你那几根头发还没梳好啊，我一顿饭都吃好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来梳，保证一下就好！”于是把我拉到他身边就给我编辫子，因为用力大，我总是大声喊疼，他又会说：“我都这么轻轻的了还疼啊？”

　　大哥小学没毕业，工作后深感知识的重要性，通过自学，读书看报还能坚持。他很支持弟弟妹妹读书，常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碰到父母对我们继续上学有犹疑时，他总是说：“读，书怎么不读啊？没钱我来想办法吧。”我二哥三哥，特别是我，大哥都提供很大的支持。我初一时在一个叫“汊口”的乡镇中学，大哥觉得条件不好，初二时就托人帮我转到县城的中学去了。那时他住在单位一间仅10几平米的小屋，不得不从中间隔了小半间给我。后来总算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小间，他一家四口，再加上独占一个房间的我。本来读个初中考个中专转了户口就是当时山里人的妄想，可那时我又偏偏想读高中。我妈略带责备道：“不要心高！考个中专，好刹了（好得不得了了）！读什么高中呐！”我爸虽然当面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是浪费。大哥又劝他们说：“她最小了，想读怎么不给她读呢？”又对我说：“没事，你只管读，只要你想读，砸锅卖铁我都给你读！”这句话温暖我此后的生涯，“砸锅卖铁”成了这辈子最令我感佩的词汇。

　　大哥原来是个养路工人，后来和几个同事承包了站里的汽车维修。我很奇怪，他好像并没参加过任何专业培训，可修车的技术却一流，别人搞不定的地方，总由他搞定。又由于为人热忱大度，肯吃苦吃亏，被大家推为队长，尊为“项师”。他的修车间就在楼下，我见得最多的是他穿着一身厚重的深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满身油污，或趴或蹲在地上，或钻到车底背靠水泥地仰面朝上忙碌着，不时抬起手臂用衣袖擦汗。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不忍看到原本高大英俊的大哥被弄得如此蓬头垢面，我一方面担心车掉下来会砸到他，又担心他的腿，他的腿曾受过伤，又患有骨髓炎，酸痛总困扰着他。我恨不能立刻长大成为很有本事的人让他做轻松的工作，但他哪能不干呢？一大家子都靠他呢，嫂子没有正式工作，两孩子还那么小，弟弟妹妹们又需要帮扶，他必须拼命多干。嫂子在下面的道班打零工，他还得抽出间隙回家烧饭，有时我中午放学回来，见他汗湿的工作服都没来得及脱，正快手快脚的忙着烧菜。我又能干什么呢？除了有时在给他洗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时使劲多刷几遍想洗得更干净一点更柔软一点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反而成了他的累赘，那种深深的罪孽感一直积压于心。每到学校要交什么钱时，我总张不了口。放学的途中就想该什么时候问他要，吃完晚饭后，又想再过一会吧，一再拖延，等终于下定决心去，他已经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见忙着弄早饭的他，很想背着书包干脆就走告诉老师“忘记了”，但又怕老师会批评，钱总是要交的。于是磨磨蹭蹭，最后不得不说了。大哥急忙放下手头的事一边去拿钱一边嗔怪道：“昨天又不说，现在才讲！”我不说话，接过钱，忍着不落泪，心里湿湿重重的上学去。学习上我实在不想再让他操一点心，总是认真的按照老师的要求做：遵守纪律及时完成作业。我从不主动告诉他学习上的事，他问起我也不想多说，就算考得很好也不告诉他。有时他会偷偷翻我的书包看我的作业和试卷。不想有那么一次，是我刚转学来不久吧，他在我书包里看到一张数学满分试卷，于是非常开心，怪我不告诉他，还和同事炫耀，于是他们都误以为“项师的妹妹读书很厉害，学习不用管，数学还考满分！”可那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单元测试，数学能考满分的机会总是极少。我很恼怒他“根本不懂学习行情”，多嘴胡说，弄得我处境危急。每到没考好的时候，总是有不配做“项师的妹妹”之感。最不能听他拿我来教训侄儿侄女：“你们看看你姑，谁都没管她，她还不是好好学习啊！”那时，我和我的侄儿侄女一样，非常反感！

　　虽然常年艰辛劳作，但很少听他叫苦喊累怨天尤人。他是家里的长子，是我们心里真正的老大，稍大一点的事总靠他拿主意。他勤劳惯了，闲不住，从来不睡懒觉。每天总是早早起床烧锅煮饭，自己先吃上一碗。见时候差不多了，就大声唱起红歌“东方红，太阳升……”“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都知道这是起床的号角。他为人热情，住的地方又那么好找，我们家的亲戚又那么多，凡是进城办事，粘得上一点边的都把他这当落脚点，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来的都是客，总要招待吧。有的人偏偏等饭烧得差不多或吃得差不多了才来，又不得不重新洗米下锅，再添个菜。虽然大多只是一顿饭的招待，借宿一晚的多为至亲。但常年如此，也不堪其扰。我倒是听他在我面前抱怨过几次，但有人来，他还是热情招待，并屡屡告诫嫂子和我“待人要热情点”。后来因为来人太频繁，实在不方便，又怕我学不安宁，他就和站里的领导请求，把旁边闲置的一间屋子暂借给我单住。高中时，我索性要求住校了，但周末必到他家。6个人中，我和大哥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大哥的家也是我心里的家。

　　我上大学那年，他买了块地建起了一座2层楼房，住的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头发却白了许多。记得我放寒假兴冲冲的来到新屋，见到满脸笑容迎我归来的大哥，陡然发现他白了许多头发，鼻子一酸掉下泪来。

　　我一直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大哥，我们几个弟妹会是怎样的命运。我只知道，透过他这面窗口，我们看到了更远的世界；依靠他这棵大树，我们得到更多的庇护和力量。如今，白了更多头发的大哥早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打理家务，总算可以享享清福。除了祝他健康平安，我还是什么都不能为他做。曾经的宏愿早已不能达成，还是会有内疚感。要不，大哥，下辈子你做我妹妹吧，我也会好好照顾你。

　　二 姐

　　二姐是我人生初始时一面美的旗帜。

　　我觉得，四个姊妹中，二姐长得最美，别人也常这样评说。她身量苗条，体格匀称，皮肤白皙，脸圆而饱满。记得那次，是她干活回来的午后，我见她穿着一件的确良花衬衣，两条辫子随意的摆在肩后，红扑扑的脸上还挂着汗珠，端着一碗饭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安静专注的吃着。我站在门前痴痴地看着她，觉得她那么好看，吃相那么好。我生平第一次被一种好看深深吸引。这竟成了我对她最早的记忆，其实那时我该有六七岁了吧。我简直等不及长大，又觉得以后不可能会有她这样的美，非常懊丧。所以，当我做事不达要求或犯了错被我妈斥为“没一门”（就是一无是处）时，就哭着抱怨她为什么那么偏心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她说只能怪我自己落在最后出生，好的都给先我出生的拿走了。那除了自怨自艾外，我还能有啥法子呢？但，虽然如此，二姐还是唤醒了我对美的无限向往与追求，美与丑在我面前有了虽粗略却分明的边界。当听别人议论某个姑娘好看时，我都觉得很空洞，有时甚至很不以为然，只有二姐的美才是具体而整体的（长大了读了书，才知道那是一种气质和得体的举止）。于是，我总是有意或无意的模仿她，比如吃饭时，想到二姐，立刻就斯文起来，不敢大嚼大咽。当我妈训我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时，我立刻就想起二姐，赶紧调整一下姿势；当听到大人说“女孩要有做女孩的样子”时，我也理所当然的想到二姐的样子；当我看到别的 姑娘一些不雅的举止时，我也立刻想起二姐……她如同一面艳丽的旗帜，树在我荒芜混沌的心灵原野。

　　她还是个心灵手巧，对美有独特感受的人。记得那时，她做的布鞋总是很好看，村里的姑娘大嫂总来向她借鞋样（用纸剪成的鞋底或鞋面的底样）；她买的布做成的衣服也被一些姑娘效仿；家里要买什么东西，让她去买大家最放心；虽然并不曾学过裁缝，但竟也能自己做些东西出来，还曾给我做过一件红色条纹衬衫，我一度很喜欢。又曾用一种棉纱给我织了生平第一件“毛衣”，那时候，在我们村它绝对是稀罕物品。我非常惊奇用4根竹针能把一团线织成一件衣服，很以为美简直舍不得脱下，向同伴们炫耀了很久。只是并不结实，不久就破了许多洞。

　　可惜我记事不久，二姐就出嫁了。记得那天来了好多人，一大早，她坐在房间镜子前梳头发，一个大妈给她拔去前额的毫发。妈妈边忙着干活边哭，二姐也嘤嘤成声不住垂泪。终于，她被背了出去，鞭炮声里夹杂着妈妈和姐姐们悲戚的哭声。我突然意识到二姐再也不是“我家人”，而是“递到别人家的人”了。她嫁的地方要翻过40多里的山路，远得我的想象都不曾到达过，于是跟在送亲队伍后面放声大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生生的别离之痛。

　　七个人中，二姐的命运最为坎坷。她幼年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听妈妈说“吃食堂时”（就是全村人统一在食堂吃大锅饭），餐餐只有一碗萝卜汤，二姐总是恹恹的叫妈妈把萝卜吃掉剩下的汤给她喝。七人中，唯有她没上过一天学。结婚一年左右，姐夫就得病去世了，留下一个遗腹子。记得那是一个雪天，妈妈叫我和三姐去看望生下孩子的二姐，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40多里的山路，我们在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爬滚行，但情绪还是很高昂，因为可以见到很久都不曾见到的二姐了。躺在床上的二姐见到我们也极高兴，一面又心疼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后来她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回了娘家，让我和妈妈帮她看孩子，自己和几个村民去山上挖草药卖钱，或者去打点小零工。妈妈为她常常哀叹落泪，我见她忧心忡忡的样子也很是怜惜，可有无能为力。再后来，那家公婆把孩子夺走死活不给她，我们家人为此颇费了些神气，但孩子还是没能要回来。二姐只身一人失魂落魄的回了娘家，其中的痛苦谁又能体会。

　　后来，二姐遇到现在的姐夫，他是邻村的一位老师，温厚又有点幽默，我那时很喜欢他。婚后不知怎的，竟患上了习惯性流产，妈妈又为这个很忧心了一阵，试了很多土方。终于，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孩，那该是二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吧？我见姐夫和她逗弄着孩子，那样满足，那样美好。可过了两三年，她又意外怀孕了。那时计划生育正抓得紧，姐夫是公办教师，不许生二胎的，否则可能失去公职。可二姐谁的劝都不听，执意要生下孩子，弄得几乎众叛亲离，我也暗地里怪她的固执。现在才明白，曾经不断痛失骨肉的二姐，就算搭了命也要保护住上天赐给她的孩子的。生下外甥后，姐夫虽没有失去公职，但本就微薄的工资被降了几级，经济上一度困顿。那时，他在40多里的山外教书，二姐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田里的庄稼照样种着，还养猪养鸡。记得有次放假回家，妈妈说二姐的猪没有猪草吃，要我和她一同去田野打了满满两大竹篮猪草，傍晚时再爬几里山路背到她家。独自支撑生计的二姐虽然艰辛疲惫，但看到眼前一双健康可爱的儿女，她心里还是很知足的。

　　二姐心思细密，善解人意，知情达理。她做事细心有序，把什么都做到自己的最好。有她在家，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最温柔的礼遇最满意的位置，露出清新爽洁的面貌来，再简陋的家也有家的气息，我深切的体会到整洁才是一切美的根本。一大家的人，谁要过什么生日，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并郑重其事地准备礼物。人情往来上，从不缺一点礼节，别人的一点恩情恨不能涌泉相报。她跟着姐夫到了山外的学校后，认识的乡邻只要经过她那，一定喊去歇脚喝茶或吃饭。每到我开学走时，总要给我一点零花钱。她那时本来就困难，我怎么会要她的钱呢，极力推让了半天，到学校总会发现那钱又悄悄地在我包里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为此，我曾难过得掉过眼泪。

　　三个姐姐中，我觉得自己和二姐的性情最像，说的知心话也最多。比如自己曾暗地里喜欢过哪个男孩而哪个男孩又喜欢过我这样私密的话，我只和二姐说过，甚至曾躺在床上夜谈到鸡叫。岁月奔流，如今，二姐已做了婆婆和奶奶了，在我的眼里，她依然很好看。写到这，我的心里那样潮湿，那样敬佩。她如同一朵质朴的山野之花，在贫瘠荒僻的土壤里，倔强的发芽生长，坚韧地绽放，努力地结果，慎重地对待生命的每个进程，尽力活出自己的样子。这就是生命最本真最动人的美吧。

　　二 哥

　　二哥是我的心灵导师。

　　说老实话，我的三个哥哥都很英俊，但二哥是被公认为“长得最好的”。小时候听别人夸他时，我就插嘴说：“我大哥不是也长得好吗？”，他们就笑着说：“你大哥也好，但忠民（二哥的名字）长得最好。”所以，偶尔听到有人说我长得有点像二哥时，心里就喜滋滋的。五年级时，一个二哥教过的女同学第一天见面就确定我是“项老师的妹妹”，说我“长得和项老师一个模样”，我不惜和她做了死党。

　　我小时候身体较弱，经常生病。记得那次病了几天，毫无气力，独自一人歪坐在竹椅上，家人都忙活去了。二哥回家后，背起我到屋前沿溪的路上玩，想让我“新鲜一点精神一点”。我软软的趴在他的背上，头重重地靠在他肩头。“你看，那里有只麻雀！”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我抬了一下头睁开眼，旋即又闭了眼靠在他的肩上。“我们到溪里去玩水好不好啊？”我说不想去。“喏，那边飞来一只不知道什么鸟，很好看，你看喂。”我摇摇头，叫他别说话。好像他就这样背着我在路上转悠了很长时间。他的影像我已完全想不起来，可肩膀上的感觉依然清晰得令我依恋，这是我对他最早的记忆。那时，该是五六岁吧，那么，他应该正是个读高中的翩翩少年。小学四五年级时，我经常胃疼，有时就不想吃饭坐在椅子上落泪。妈妈叹气说：“不知啥法子，没用胚！”二哥也说：“不知你啥法子弄的，这么小就胃疼，很没用诶！”不同的是，妈妈的语气里，责怪多于疼惜，他的语气里，疼惜多于责怪。再不久，竟然又患上了肾炎，每天早晨起来，眼泡和双腿都浮肿着。那正是要美的年龄，看到这样的自己，非常自卑非常绝望，觉得就算死了样子也很难看。家里人很忧心，二哥又说：“这么没用，这么点大就得肾炎，那是大妇女才得的病诶！”我只有落泪。我二舅是医生，他说要打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可乡里的卫生院离家有10里路，每天打针早晚两次实在折腾，于是二哥就叫二舅教他学打针，然后他每天在家里给我打。他先用一个小饭盒把针头煮几分钟，然后小心的拿出来汲上药水，再替我打，俨然一个医生模样。可怜我屁股两边都被打得碰不得坐不得也睡不得，他又用毛巾替我热敷按揉。再后来，大哥带我到县医院，吃了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下咽的中药汤，这病终于好了。长大后困恼我的就是痛经了，但这病实在难以启齿，连妈妈姐姐我都不曾告诉。她们都那么忙又那么远，再说，说了也无用啊。我们女同学都觉得这根本不算病，也没药可治，反正就那么几天，忍忍就过去了。除了下定决心下辈子不再做女孩外，我只得受着。不知怎的，竟然让二哥知道了，或许是有次到他家刚好疼着。“每个月都疼啊？”他问。我羞涩的点点头。他皱起了眉，不过这次没说我没用之类的话，“那也是受罪了！我带你到个老医生那里看看吧。”我不肯去。他就给我买来一种叫“女宝”的药，是塑料瓶装的胶囊，让我按说明吃。他一直替我买过许多瓶，后来连三哥也替我买过，可似乎并没多大效果。或许是每次生病他都在我身边，所以他最关注我的身体情况。如果看我脸色不对，他就问：“你又不好过（舒服）吧？面色闷白闷白的。这家人，算你顶没用了。”然后替我弄药什么的。也或许正因为我“顶没用”，他对我满是怜悯。暑假在家时，看我一大早起来洗全家人的衣服，又要忙着做家务，喂猪烧饭，就对妈妈说：“我家锦仙放假在家好可怜的！”妈妈很不服气的向我抱怨道：“我一天忙到晚做这么多事，你小哥都没说我可怜，你在家里做这么点事还讲你可怜，有什么可怜的呀？”

　　二哥是乡里少有的几个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他就到邻村做了一名民办教师。我读四年级时，他回村教书。那时村里一到四年级20多个学生在一间教室依次上课，只有一名教师。有这样一位“长得好”的哥哥亲自做自己的老师，在同伴面前实在是很有面子的事。只是有时也很让我气恼。记得那次是个雨天，下午放学整队时，一个同学把书包随意的挂在肩上，我一向他靠近，书包就掉到湿湿的地面上。他报告老师，二哥叫我给他捡起来。我觉得是他自己“没有负责任地背好自己的书包”，应该自己捡，彼此就争执不下。二哥几次大声的叫我捡，我偏不，最后他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把我拉出队伍打了我。我气愤的哭着往家跑去，连伞都不带。学堂在山上的庄子里，我家在3里路外的山坡下。我从小胆子就小，最怕鬼了，可这路上必经有“水鬼”的“赤脚亭”，还有几座坟墓，这样阴暗的雨天傍晚，我是不敢单独走的。所以，才出了村口，立即清醒过来，不敢再迈步，嘤嘤的哭着，正准备回头找二哥一同回家，一抬眼见他在那头出现了，心里的恐惧放下了，委屈却升得更高，立即回头走了，始终保持那么段距离不让他靠近。回到家两人都向妈妈抱怨，他说我一点不懂事根本不给他面子让他难堪。

　　那时候我觉得读书就是认几个字背那么几篇课文算几道题，几乎没做过什么家庭作业，实在是件稀松寻常的事。我和大家一样读着玩着，从来没有什么目标与责任感。记得有个晚上，灶房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妈妈在灶台前忙着，炉里的柴火烧的很旺。二哥在一旁帮着做着什么，和妈妈聊着天。我最怕黑，此时他们都在我身边，气氛又那么美好，他们的事我插不上手，于是竟拿出课本和铅笔要来写字。二哥或许是高兴，顺便布置了几道数学题让我写，其中有一道是“最大的三位数和最小的三位数各是多少”。我想最大的个位数是9，最大的三位数就是“999”；最小的个位数是“0”，可最小的三位数不可能是“000”，那只能排到“1”了，于是写下“111”。二哥一看，问：“没有比111再小的数啦？”我一想，确实有，立马写下“110”。他提高了嗓门问：“没有比110再小的啦？”我又写下“109”。他抬手用手指在我头上敲了一个“栗凿”，骂道：“这么废（笨），一点都不动脑筋！读什么书啊！”我立刻哭了，妈妈在一旁劝他好好和我讲，他生气道：“一点不动脑筋，该打！”等我终于明白最小的三位数竟然是我们最向往的“100”时，非常懊恼，也骂自己“太废了”。那是我第一次为学习而哭，此后做题，还真细心了不少。

　　有个暑假的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家门口的巷道乘凉，手里拿着一本《西游记》读着。那是二哥的书，已泛黄，老版，字还是繁体的。我并不能读懂多少，只是想知道孙悟空怎么降妖捉魔，取经路上遇到什么怪事。二哥看见我在读书，很高兴，说：“你不要只看故事情节，里面的风景描写也写得很好。”于是拿过书指着一段念给我听，说写得多好啊。我觉得那些景色是写给孙悟空或唐僧他们自己看的，和我无关，但他既然这么说，也就硬着头皮看了。可惜看了几处，有时也觉用词精妙，但终究悟性低没能坚持。

　　五年级时，是二哥最为我的学习操心的时候，特别是一次统考后，我的成绩很不理想，二哥把我骂了一顿。他要我努力考进休中（县中），那是最好的初中。我从来不曾有去休中的奢望，能读一般初中就可以了。后来当然没考上。可不久就听妈妈抱怨我说：“你还不好好读，你小哥为了你都受了处分了！”我才大略知道是二哥实在想让我进休中就想在我升学的试卷上改答案结果被发现了，受了处分。我深深受了震撼，同时非常羞愧，觉得对不起他，恨自己平时不好好学习。学习的使命感第一次在我心中隆重升起。

　　我进初中时，二哥也考取了师范读书去了，后来成了一名真正的小学老师。初一第二学期的一个春天，他去大姐家看我，学校正准备组织春游——先去一个地方玩再去镇里的电影院看电影，要交一块钱，我顺便告诉了他问他要2块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元的给了我，那时候五元钱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我坚决只要2元，他说再买点零食，留着零用。我拿着那笔巨款，悄悄抹着眼泪。他又告诉我说：“我们家的人，要有志气，想要做的事都要去做到！”他是很支持我读高中的，说如果我考上大学那就会成为我们乡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我对“第一个”毫无兴趣，对“女大学生”却充满向往。读高中时，他告诫我不能早恋，否则的话就读不下书了。有一次我收到他一封信说感觉我有早恋的苗头了，我便断定他偷看了我的日记，其实“苗头”根本就没有。我又屈辱又气愤，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不理他，他到学校来看我时只好把水果什么的放在床上便走了。那时，我们都把谈恋爱的女孩看成是“坏女孩”，我是多么看重自己在他心目中“好女孩”的地位啊。大学录取的是师范，我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当老师，“女大学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惊喜，二哥安慰说女孩子当个老师也蛮好的。在送我去大学的路上又说如果真正不喜欢还可以考研究生。让我大一大二打好基础，谈恋爱的事要到大三大四再考虑。

　　回望已逝的岁月，我思想上，受了二哥很深的影响。可惜我天资愚钝，生性柔弱寡断，又未能有恒久的努力和得当的方法，许多想做的事情并未能做到，实在没志气，二哥或许一直挺失望吧。

　　三姐

　　三姐是我幻想里的巾帼英雄。

　　三姐比我大7岁，我出生时，她正是刚上学的年龄。记得那年，我好像已经读初中了，听她和邻居一位女孩闲聊起我那位当老师的表姐夫如何脾气好，说她背着才几个月大的我上课，我哭了或把她的后背尿潮的时候，她就背着我直接从教室出去找妈妈或换尿布，老师也不说什么。难道有过这样的历史？我那样吃惊，为自己曾尿潮她的后背感到非常难为情，但不久也就忘了。前年，偶然在网页上看到一篇山区小女孩背着弟弟上学的报道，立刻想到了三姐。那图片上的小姑娘梳着小辫，瘦小的上半身被一根刺目的长布条紧紧勒着，后背的婴儿正歪着头安然入梦，布条在她胸前束成“X”型，正是我老家背孩子的结法。那原本完全混沌无知的历史旋即被活生生掀开，凶猛的撞击着我。三姐，那时，你背上的我，一定很重吧？那时，你背上的我，一定很爱哭吧？那时，你背上的我，一定很脏吧？

　　二哥说，我是家里“顶没用”的人，那三姐就是家中“顶有用”的人了。四姐妹中，她个子最高，体格最大，身体最强健。听家人说，她上小学时举行全乡学生运动会，跳高跳远跑步没有一个是她对手，一个体校老师曾看中她，可爸妈不愿让一个小女孩去那么远练什么体育，那是我们山村从没有过的事。大山，遮挡了我们的视野，成了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三姐小学一毕业就辍了学，那时，二姐早已出嫁，二哥在读书，三哥和我都年幼，她成了父母最大的帮手，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力之一。。

　　山里人生活的艰辛并不能为一般人所体悟。不多的梯田里种的是一季水稻，然后尽力开荒山种些玉米等杂粮，凡是能种作物的地方都设法种着，但最多也只够吃半年，其它基本靠买粮站分配的米。由于道路不通，所有的东西都靠肩挑背扛。虽然有些茶园与竹笋，可累死累活，也卖不了几个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山里人只能像山一样，坚忍沉稳，坦然承受。三姐争强好胜，最是吃苦耐劳。她雷厉风行，干起活来麻利卖力，我总听大家夸她能干：别人才走到半山腰，她已到山顶了；别人活才干完一半，她已干完了，以致很多人都很怕她。记得那时，她干什么都喜欢和隔壁与她同岁的小伙子传有比，还和他掰手腕，传有输了就红着脸笑着对她说“你是好有本事的”。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每到年底，我家都能拿到“分红”（很少的一点钱），我妈那时总是颇欣慰的告诉我们分了多少红，谁家又是“超支户”。后来分地到户，我家的收成常比很多人家的多，其他方面的辛苦钱也数“上层”，算得上是乡里的“富裕户”，很受同学们的艳羡，让我颇自豪。我想，三姐该有很大的功劳啊。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种自豪渐渐变成心头一块坚硬的石头。每当看到她汗流满面发丝凌乱的背着东西回家，每当看到她小心翼翼的驮着重重的柴火木头回家，每当看到她从二十几里地的粮站气喘吁吁地的挑着一担米回家，我就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块沉沉的大石头重重的压在她的肩背上。那是她最美的青春年华，本该和山外的许多姑娘一样，穿着花裙子，骑着自行车，笑脸盈盈，或读书或上班。而我的三姐，虽然有怎么也晒不黑的白皙红润的皮肤，健美匀称的体格，却把华美的青春烧烤成灰暗的砖石，撑起一家的安稳。

　　三姐常给人刚性的一面，但其实也很是心细温柔。小时候我大都跟她睡，一到晚上，怕黑的我几乎和她寸步不离，再怎么都要和她一同洗脚，一同上床。冬天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必得她帮着脱帮着穿。还记得大冬天她给我抹澡，先把干净的内衣烤得热乎乎的塞进被子里，再快手快脚的帮我洗帮我穿，然后把被子给我掖紧。还记得她常让我仰面躺在她的大腿上替我洗发，揉搓过后，最后用一瓢温热洁净的水慢慢浇洗。温水淋过头皮的酥麻感总让我忍不住大叫，我想海伦第一次被莎莉文老师让水从掌心流过的奇妙感觉就是这样的吧。也记得读初一放寒假时，大雪封山，我和三哥还有几个同伴踏雪回家。我们背着行李，艰难爬行，不一会我就落在最后，三哥不时等我，终于不耐烦，抱怨我的没用。我强忍着眼泪又看不到希望，家，房子，妈妈，还远远的在几十里路的那头的那头，简直想把自己变成一堆雪。突然，听到三姐喊我，一抬头看见她在路顶拄着根木棍正急匆匆向我靠近，大声叫我不要怕。我立刻哭了。原来，妈妈不放心，让她来迎我们。于是，她替我背着行李，在前面给我踩出一条好走些的路，遇到走不过去的地方，她就背着我，就这样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的回了家。也还记得夏夜和她在门口数星星，她教我在菜园边的草丛里捉萤火虫，去墙根寻找那只鸣声清脆的蟋蟀……在我的印象里，三姐从不曾打骂过我，一般性的训斥应该是有的吧，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记忆里最深的一次是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她回娘家来，和我一起去园里干活，一路上满是怨愤地和我诉说起婆家的一些不公事，不谙世事的我立刻批评她想法的错误和行为的偏颇，于是她委屈道：“那我是没有你思想这么好，你是个高中生啰。”我立马住了声，当时我是乡里唯一在读的女高中生，这本来就给了我莫大的压力和罪恶感，可现在竟不能体味一下形单影只的姐姐在异乡的一点委屈痛楚。这是她对我最严厉的一次责怪。

　　很多方面，三姐都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扫地洗衣叠衣被，烧锅做饭打猪草，她都手把手教过我，并总是要求我干得又快又好。还记得她教我洗衣服：把浸湿的衣服放在一块大石板上，擦上肥皂，再用衣刷来回刷，我当时总是不得要领，刷不动，她就仔细的教我怎么拿，怎么刷，哪些地方会很脏要多刷几遍再用手搓一下。“刷刷刷”，她利落地示范给我看，好像那刷子长在她手里一般，心里无比佩服。她把容易洗的给我洗，洗不干净她就再洗一遍，从不责骂我的无用。我跟着她采茶、拔草、摘箬叶，她处处指点帮扶。遇到我不敢单独去的地方，她总是说：“怕什么？没什么好怕的！活人还怕死鬼啊！我都一个人去过那么多地方做事，从来没被鬼吓过。”我确实知道她一个人披荆斩棘，去过很多荒远僻静的地方干活，有些地方我爸爸也没去过。于是到了万不得已要独自去做，比如经过赤脚亭，我就怀着恐惧对自己说：“怕什么，三姐都不知道经过多少次了，她都一点不害怕！”现在想来，那个怯弱瘦小的小姑娘独自在阴暗幽深的山路穿行，其实心里有个大大的巾帼英雄护佑。后来读了些古典小说，看到里面的女英雄，总是觉得三姐就是生活里的原型。

　　我读初中后，三姐就结婚了，姐夫原是我们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家在我们山外另一处山里，好在通车。他们相继有了一女一男，生活也并不容易，姐夫在外面上班，她一人拉扯俩孩子，种地干活，再次把她的能干发挥到极致。记得我高考前，外甥才几个月大，她一人坐车到学校来看我，拎着一袋水果还有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补品叫“麦乳精”，要我不要紧张好好复习。我一方面心疼被抛在家里的小外甥，一面又心疼她冒着烈日而来，还花钱给我买这种我并不准备吃的补品，就抱怨她根本不该来，不该买东西，吃了也会让我鼻子流血，让她赶紧回去。她有些不知所措的走了，几次回头看我，让我颇难受。后来他们一起在县城租了个店面做点干货买卖，凭着吃苦能干，也总算渐渐安稳。

　　有人说每个女人都是一种花，我觉得三姐一定是朵向日葵。她白皙红润的圆脸就像一朵绽放的向日葵。她倔强泼辣，望日而生，即使忧伤也是明媚的。每当看到她麻利地干活，快言快语地说话，总有一股勇往无前的力量照耀了怯弱的我。

　　三 哥

　　三哥是我成长中最亲密的伙伴。

　　他比我大两岁多，我喊他“点点哥”，吵架时就直呼名字“新民”。 他那时很调皮，整天忙着做各种棍棒刀枪到处打打杀杀，也不时光荣负伤，新旧伤疤不断。有次我俩和邻居一个小孩站在几根用树搭起的木架上，使劲上下跳动，以让树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比谁跳发出的声音大。三哥手里拿着一根“拄棒”（一根结实的细木棍，一头有个丫杈，挑担时可以支撑住好歇脚），使劲一跳，没想到脚一打滑，拄棒的丫杈刚好戳到颈子，戳出一个洞，鲜血直冒。我吓得跳着大哭，他也哭了。妈妈刚好在对面竹园挖笋，一听我狼嚎般哭叫，心急火燎的赶回来，一看，也吓住了，边骂边赶紧给他清洗包扎，还忙不迭的去菜地割了把韭菜让我去洗，炒鸡蛋给他吃，说是“发过了就好的快”。又绿又黄的韭菜鸡蛋，那么香，他坐在椅上吃得很欢。我心里觉得很有点不公平，明明犯了大错还给这么好吃的，但看他带血的颈子，也就算了，又怕他咽下的韭菜鸡蛋会从那洞里漏出来，眼睛死死的盯着他的嘴和颈子。另一次我不在现场，他跟着妈妈姐姐们去生产队的田里割稻，好奇地把手指伸进了打谷机，弄得血肉模糊的，直接送到二舅那包扎。后来有人拿他打趣：“新民，打谷机碾到痛不痛啊？”他没好气的说：“你自己去试一下看看不就知道啦！”村里一时传为笑谈。

　　我跟着他去小溪里玩水，翻石头找螃蟹，拿着细长的竹竿找蜘蛛网到处“网蜻蜓”，印象最深的还是“躲了寻”和“荐脚”。

　　“躲了寻”就是捉迷藏。这游戏至少3人参加，一方躲藏，一方寻找，一个中间人。我们先划定一个大致的躲藏范围，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躲藏好或寻找到，以此判定输赢。中间人则监督寻找的一方在对方躲藏的时间内不能睁眼偷看，躲藏好后宣布“开始”。躲藏的一方寻找各个隐秘的角落或各种可以遮蔽身体的物品，绝对是不怕脏不怕累，恨不能有隐身术挖地洞。寻到人了或没被人寻到都以肆意的喊叫来声宣泄胜利的惊喜。我妈听了常骂道：“你们不是被鬼打着了哇，这么大声叫？”当然，赢的总是他。有个冬天的午后，我妈坐在火盆前纳鞋底，三哥就叫她当中间人。轮到我躲时，我妈挥手示意我躲到她腿底下，然后用腰间的黑色大围裙盖着，照样纳着鞋底。三哥快速的这里找找那里看看，越来越着急的样子，我忍不住得意的笑出声来，我妈也笑了。他气急败坏地说：“是妈帮你的，又不是你自己躲的，算什么本事啊？根本不算数，还是算我赢！”还气愤地当场取消妈妈当中间人的资格，喊来邻里的一个小伙伴。还有一次是一个暑假的午后，一群孩子在我家躲了寻，怎么都寻不到三哥，正当所有人都在到处寻他的紧张时刻，我妈背着一筐东西回家了，气喘吁吁，一脸的汗水。大家立刻住了声。她一见家里“翻了天”了，汗湿的脸立刻铁青，高声说：“你们吃得快活嚯？寻不到啊？啊？让我来寻，我保证一下就寻到！”这时，只见木箱子的盖顶开了，三哥扯去盖住头脸的衣服，跳了出来，也是满脸的汗水。我俩都被打了屁股。后来我问他躲在木箱子里不怕被闷死啊，他不屑道：“我还跟你一样痴啊？都不知道留一点缝透气啊？”

　　“荐脚”是我们土话，我约摸着组合了这么个词。山里黑的早，为了省油灯，也因为无事可干，我们小孩往往被早早的赶上床睡觉。但开始毕竟睡不着，就玩“荐脚”的游戏。我们仰面平躺在床的两头，然后抬起双脚，双方脚掌相对，再用力把对方往前顶，以最终占领对方地盘者为胜。当然，赢的也是他。我不服气地说：“你比我大，赢了算什么？”他就先让我一段“2岁的距离”，我还是输了；又说：“你是男孩，我是女孩，赢了也不算！”他又让出一段“女孩的距离”，我又输了。他大声笑道：“你再没话讲了哇？还想跟我比！”我妈忙完活上床的时候，如果心情好，就问：“今夜哪个赢了啊？”他得意洋洋道：“不用讲也是我赢啦！我都让她那么多了，她根本就不用跟我试的！”更多的时候是被我妈训骂：“你们两个不务正业的野兽啊，这草席前两日才只补好，又被你两个人搞破了！都该千刀万剐啊！”但我俩乐此不疲。

　　我小时候胆小，很怕黑，再加上大人时常说些神乎其神的鬼怪之事，就算白天很多地方都不敢单独去的，晚上就更别说了，连睡觉时睡在外侧也不敢，怕像三哥说的那样“睡着了给鬼拖走了”，所以常央求三哥给我做伴。“点点哥，陪我去堂前哇？”“点点哥，我上楼拿个东西，你帮我做下伴。”“点点哥，你跟我一起到门口捧一捧柴来。”……有时他很爽快，有时就没好气的说：“我懒得！这么点路都没胆，跟你这么胆小，也就不要过日子嘞！”我只好向他说好话，多是以帮他干活做交换。更可恶的是有时正当我走在前面快到或准备回的时候，他在身后大叫一声“有鬼啊”或“啊，那里是个什么东西啊”，吓得我“花容失色”惊叫连声，他就大笑。有几次我被吓得哭出声来，他又说：“你啥法子这么废啊？我是骗你的你都听不出来啊？”

　　那时候，亲戚或姐姐们看节带来一包糖点是集中了我们所有想象力所能得到的零食，多是一斤装，用一种黄纸包着。我妈常把它们藏在一个竹笼里，挂在我们拿不到的地方，或者放在一个隐蔽的陶缸里。我俩觊觎良久，三哥和我谋划说：“我站在板凳上拿下来，从包纸底下轻轻挖个洞，再慢慢把糖从底下拖出来，上面就看不出来了。”于是我给他扶着板凳。“那要是给妈发现了要打的！”我边嚼着糖边担心的说。“她一下是看不出来的，等她发现了，反正我们吃都吃过了，她问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讲不知道，说没看见你吃，要么就讲看见老鼠拖吃了。”不久，妈妈终于发现了，气急败坏地把我们拽来拷问。她那么厉害，我一下就招了，三哥嘴硬，始终讲“反正我没抢吃”，气得我妈大骂：“你们这两个贼，都该千刀万剐！这么死吃，都吃空了，也给别人留一点哇，这么黑良心。”她的训骂怎敌糖点的美味，下次作案，他直接和我分赃。我妈不止一次和别人诉苦：“我家这两只贼，这么死吃，东西不管放到哪里都寻得着，一点都放不下！”

　　他过十岁生日时，我妈给他打了4个糖水荷包蛋，只把剩下的一点飘着蛋白花的汤水放了点白糖给我喝，虽然我并不喜欢吃这种蛋，但毕竟很难吃到，看了就有点馋，说：“给我一点吃喂。”他边吃边说：“过生日吃的鸡子（鸡蛋）是不能给别人吃的。”我过10岁生日时，我妈也打了4个，给他一个，我3个。他看了得意地说：“你只得3个么！”我说我又不喜欢吃，3个就多死了（太多了），他赶紧说：“你吃不下去就给我吃嘞！”从我碗里捞去一个鸡蛋。

　　他很爱美，新衣新鞋一定要认真试穿一遍的。偏偏大姐做的衣服每次都长好多，抗议多次后无效后，他就威胁我妈：“你和大姐说下，下次她做的衣服还这么长的话，我就把布端给别的裁缝做，不要她做了！”除夕夜一定把崭新的衣裤鞋袜统统摆放在枕边，好在初一一大早起来放鞭时穿得快点。记得有一年做的新衣是藏蓝色灯芯绒的，胸前有个口袋，他竟然找到一支钢笔插在口袋里，把大家都笑死了，可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吵架是常有的事。虽然我们传承的家训是“大的要照顾小的，让着小的”，但三哥多是“当哥不让”。每当我被他弄哭的时候就说：“新民，你算什么哥啊？一点都不让我，我懒得叫你点点哥了！”他就说：“哪个要你叫啊！你不叫还好点！”如果我觉得亏吃得太大需要妈妈来裁定时，我就把这妹妹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扯着嗓子哭得很大声，涕泗横流地喊：“妈诶，快点来看看我喂！新民又打我了啰，把我打得都痛死了，都肿起来了喂！”我妈骂道：“你们这两个牛头夜叉，一日到晚不是咬嘴就是打架，总是打铜打铁（打架），我就叫你们死！火起来一起打死算数！”然后骂三哥：“她比你小，你都不知道让她点啊？”他回嘴道：“每次都叫我让着她，为什么事就要让她点呢？大的就该倒霉啊？”还有次说：“女孩里面她最小，男孩里面我还是最小的呢，你叫她也让我点嘞！”我妈气起来就拿竹桠打他。那竹桠就是竹枝除光叶子，随便把几只编在一起，是大人专门摆在门后随时拿来教训孩子的。虽打不伤人，但抽在裸露的腿脚手臂是非常疼的，会鼓起一条条红斑，以致许多孩子一见父母拿竹桠就跑，大人就气急败坏的在后面追。我和三哥都不屑逃跑，我是只知道以哭来抗议。三哥的绝招是：使劲往妈妈身上扑，大声说：“你打，给你打！要打就把我打死，不打死都不算你本事！”我妈打几下就没招了。但我告状并不是想让他挨打，只想让我妈抚慰我这颗受伤的心骂他几句就行了。如果他因为我而挨打了，往往看着我气愤的说：“你再高兴了哇？妈都帮你打我了！你再别想我跟你嬉！别想我给你做伴！”弄得我非常羞愧，特别是当他出走到大姐家避难，我就相当失落了。没有三哥的房子顿时变得无限大，处处都是黑暗，处处都是狰狞与落寞。我那小英雄似的点点哥怎么还不回来呢？又不好意思告诉妈妈我想让他回家给我做伴，只是在她叫我干活时鼓着嘴说：“我懒得！点点哥到大姐家嬉这么好多日子了还不来家，就知道叫我做！”我妈不得不捎信命令他回来。那次，他把我打得实在很疼，我也抓破了他的手背。我在墙角这头边哭边骂：“新民，你这个短命死的，把我打得这么痛，再别想我叫你哥了！”他在墙角那头叫道：“你就这么不要面嘴（不要脸），总是讲不叫不叫，后面还不是又叫了！你再叫我‘哥’你‘项’字就倒着写！”我也高声喊：“你再想让我叫你‘哥’你名字就倒着写！”从此，我只好天天直呼其名。我妈听了骂道：“没大没小，一点规矩都没有，下次再这么叫就打嘴！”有次在饭桌上吃饭，我叫他名字，我爸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嘴要拿来打，没规矩！”但我们都不想把姓名倒着写呀，于是姓名是越写越正，我也越叫越顺口，最后想改过来都难了。他就这样痛失今生唯一可以做“点点哥”的机会了。前年春节回家，老公当面批评我这叫名字的不礼貌，三哥笑着说：“她都这么没规矩一直叫我名字不叫我哥诶！”我本准备说“要不我们都先把姓名倒写一遍”，可没好意思说出口。

　　写到这，我不知有多少次笑出声来趴在桌上，还想写得再细腻一点，让花样往事无微不至地在我心头重演。可童年是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呢？是在我们翻过40多里的大山外出求学的时候吗？还是山外世界对山里的孩子本如寒流，瞬间冻结了我们的童心？我们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不再“咬嘴打架”，连话都很少说了。三哥初中毕业后没读高中，直接闯进广漠的生活里去。我那时很想劝他继续读书，可又不知怎样开口。他其实很聪明，就是基础不好，又不够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没有真正的引路人。他先是在大哥安排的道班里做临工，后来为了照顾已年迈的父母，回家在门口的水电站管发电。再后来，公路开通了，他买了辆车跑生意。

　　三哥最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平时话不多，从来不会花言巧语，不会假把式。我上大学时，他也要和大哥二哥一样给我生活费，其实那时他还是个没成家的小青年。我来南京后，每次回老家，总是他送我，预先已准备点特产给我带。和人相处，宁愿自己吃亏，竭诚相待，恨不能掏心掏肝。开车时，看到肩挑背扛或步行的乡亲，总会停车捎上一段。别人托他捎带货物也从不要运费，四方乡邻没有不说他好的。6个人中，我最心疼他，不能听到他一点不好，不能看到他受苦受累的样子。记得他初三毕业的暑假，有天早晨我洗完衣服从小溪回家，看到他穿着白底蓝点的衬衫，正摇摇晃晃地挑着一担黄泥往邻居新起的房子走，白皙稚气的脸颊上满是豆大的汗珠，我的眼泪很快流下来了，觉得我漂亮的三哥不可以是给人挑担的命。他结婚后，时常起来烧早饭，我的心里竟然也“愤愤不平”，很怪我三嫂不懂得疼人，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后来村里的风气不太好，没事总喜欢在一起打牌赌博，三哥也时常卷入其中，虽然数目来的并不大。这让我一直颇为忧心，每次打电话总要拿这事问他，也拿这事问其他哥姐。

　　点点哥，我要你安安稳稳的健康的活着，一直给我做伴啊。

　　写完哥哥姐姐们，我的心里很轻松似的，长久以来积压的负疚感似乎可以变成一个个字符跑出体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或许是从妈妈的念叨里，或许是从病痛中，也或许是从外出读书的压力下，我渐渐觉得自己不仅是家里最丑最笨最没用的那个，而且越来越成了大家的负担，每个人都要在自己原本艰难的跋涉里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关照我。我总想如果没有我他们会省心很多吧？有段时间甚至很想自己突然死去却又觉得万万不能，最多的想法是快快长大，做个“有本事的人”来回报他们，让他们觉得我这个妹妹还算有点义气。只是，所有的想法都一一落了空，我至今还是那个顶没用的妹妹。每想到自己这个最笨最没用的人，在父母的养育与哥姐们的合力护佑下，却成了家里学历最高也走得最远的人，心里就很不轻松。总想有部分书是替他们读的，有部分路是替他们走的，然而现在终于彻底明了：无能替代，不仅是因为我读得太少，走得太近。

　　我知道这其实只是我的敏感与多虑，他们从不曾想过回报或替代。对他们来说，只因为我是妹妹，是血脉里传承的爱与责任。我之于他们，正如他们之于我一样，非常重要。我们七个人，就像冥冥中注定在一起的北斗七星，虽然相隔甚远，有各自的运行轨道，但少了谁都不成整体，彼此的天空都会倾斜塌陷：只要在，就完美。

　　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山民，为这样的出身，我们埋怨过自卑过挣脱过，但不管能走多远，都深深地打上了山的烙印。我们其实就是她的一部分，是她机体上的一棵树，一股泉。只有长到一定高度，流过一段行程，有了一定的视野，才懂得脚下这片土地，给了我们苦难与磨砺，给了我们庇护与品格，给了我们深厚的恩慈。如今，她安放了父母的灵柩，安顿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已成了她。今后，我们也必将和她，共有一个名字。

　　我们都曾用自己的肌肤，无数次触摸过岩壁的锋利与土地的粗砾，凭此确知自己真实的存在，保持谦卑与感恩。所以，我们都该忘却了彼此的不好，言语上的冒犯，礼节上的不周，观念上的分歧，性格上的差异，都不能堵塞我们温暖的血脉。妈妈常说，每当她觉得孤寂艰难的时候，想想自己的七个儿女，就又高兴起来。那么，我们七人，想到一直以来相互扶持的行程，想到这样一个冥冥中注定的整体，也会感到力量与勇气。那么，无论岁月怎么奔流，我们都在彼此的岁月里，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