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新 四 军 七 师 北 撤 前 后

　　重庆谈判后，1945年9月，新四军七师大部队奉中央命令北撤到江苏、山东地区。我外公（王金城）与吕惠生一同负责新四军七师大部队北撤的留守处工作。吕惠生同志任留守处主任，外公（王金城）任副主任。当时主要任务：一是做好留守人员的思想工作，与大家谈心要他们立场坚定，树立胜利的信心，要相信皖江的部队不久还要回到皖江大地。

　　二是：召开地方过去掌握和控制的国民党顽特分子会议，警告敌特分子不要在新四军北撤后，伤害北撤的党、政、军人员的家属。指出新四军七师的北撤是暂时的，不久还会回到皖江，如果你们胆敢为非作歹，回师之时必将严惩不贷。

　　三是：做好群众宣传工作，10月3日留守处的留守人员散发最后一期“告别号”《大江晚报》，上面刊登了《新四军告别皖江民众书》，吕惠生和外公他们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与皖江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依依惜别。

　　次日，外公（王金城）与吕惠生以及部分干部家属，警卫人员、伤员、医护人员一行25人最后一批离开根据地，大家都装扮成到江苏做生意、看病、帮工、以及乘船的游客等从无为汤沟附近的姚王庙乘两条木船准备北撤到江苏。为了预防不测，吕惠生化名余四海，是去南京看病的病人。第三天当船驶入芜湖附近的东西梁山时，遭到了一艘国民党轮船拦截，当时要求他们的木船靠岸接受检查。当船离岸不远时，吕惠生看到了岸上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此人曾经当过吕惠生的警卫员，他立刻意识到此劫难逃了。并马上告诫我外公（王金城）说：“老王你我不能再说话了，他不认识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人是一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记住！”外公明白了吕惠生话中的意思。当船靠岸后船上所有人员都被关押，后来伪军他们把吕惠生单独关押，直到吕惠生同志遇难，外公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最后还是在皖江区党委和七师领导的关心下，设法营救使这次被捕人员中除吕惠生和七师参谋王惠川遇难，其余人都先后被释放，外公（王金城）是受组织营救又逃过了他生命的一劫。( 散文网： )

　　外公（王金城）脱险后不久到了江苏很快就听到吕惠生遇难的消息，心里十分悲痛，痛哭了一场。解放后在1956年，我外公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与吕惠生同志》表达他对吕惠生同志深切怀念的感情。（此文在安徽省党史刊物上发表过）

　　第九篇 解 放 大 军 南 下——解 放 大 上 海

　　新四军七师部队北撤到江苏不久，外公（王金城）结识了当时负责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工作的崔义田，还在他的部下工作成了崔义田的得力助手，外公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便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人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与陈毅军长感情深厚，在红军长征离开江西后他对陈毅司令员有救命之恩。陈司令非常赏识他才干和人品，因此对崔义田的工作很满意，他的建议陈毅司令员大都全部应允，上海解放时崔义田任上海市华东局卫生处处长。）

　　人民解放军从大军渡江到上海解放期间，我外公（王金城）曾担任第三野战军总兵站站长、解放军到丹阳时我外公任民运部代部长；后期又任七分院政治处副主任，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1949上海解放后，外公（王金城）任上海市卫生局接管副专员，负责当时刚解放的上海各大医院的战后恢复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使各大医院很快恢复了正常运行，并保护了当时上海医院里的部分文物，受到了当时陈毅市长和华东局党委特别嘉奖。1949——1956年期间外公（王金城）任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处长分管人事、党务工作。1956年受华东局党委委派，创建上海中医学院，（今改名上海中医大学）他自己既是指挥者又是劳动者，经常亲自参加施工队伍劳动，结果把满头的头发都掉完了，1959年终因积劳成疾患病不起，从此终止了他的工作。1966年6月7日，外公因病在上海逝世。

　　附说明：

　　王金城参加的新四军和抗日斗争的历史经历和故事在无为县党史和含山、和县、党史资料中以及上海市组织部和南京军区档案室档案里均有记载。

　　丁继哲对王金城的工作情况也做了文字说明。

　　外公王金城生前的战友：有入党介绍人蒋天然、

　　直接领导，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

　　新四军七师参谋长，和含军分区司令员：孙仲德、

　　无为县县长，新四军北撤留守处主任：吕惠生、

　　其余的战友还有：

　　唐晓光、黄火星、陈诏著、丁继哲、吴锦章、王集成、倪子干、张恺帆、顾训芳、叶海洲、候奕斋、刘芳、等一大批革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