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姨

　　郝永茂

　　老家的隔壁曾住着一个女疯子。她和我的母亲同姓，论辈分应是我的姨。可是她从来就不曾以姨的身份站到我的面前，我也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姨。在我的眼里，她太肮脏，太疯癫，也太恐怖，实在不配做姨，充其量也只能算一个疯子姨。

　　疯子姨终年蓬着一头乱发，像一株深秋的败草，上面永远沾着一些诸如稻草或玉米叶的碎末。她似乎也从不洗脸，春天的脸判若冬天之颜，永远是木炭色，所不同的只是眼屎落了又生了。她总是把春衫穿成冬装，好像压根儿不知道冷为何物，大概是她那厚厚的能折射光芒的衣垢特御寒吧，一件衣服上身，直到条丝缕线，全然不能蔽体。洗衣那简直是太奢侈的事情！她的脚上似乎从来就没有鞋子，通脚黑乎乎的，全然不见肉色，即使是在冰雪封冻的日子里也不例外。

　　比之于穿着，她的住房要优越得多。她和小叔子两家，据说都是在土改时被带上地主帽子的，但他们两家仍然合住一幢四屋头房子，只是房子的大半部分又被两户贫下中农强“租”了去。在我的记忆里，她始终进出在左边的那间上房里。大门是拒绝她的脚印的。我亲眼看见“租”住她房子的人因为她走大门而用竹棍抽她的腿。她倒在地上，嘶声拉气地嚎叫，把手里的东西狠狠地扔过去。事后她总是瘸着腿走路，依旧是瘸过干檐，瘸过天井院子，瘸出大门。但是竹棍却丝毫没有犹豫和懈怠过，总是如影随形，把她的跛瘸的日子拉得很长。所幸的是，租房子的终有一天发了善心，用土砖将左边正房通向大门的过道子堵死了。从此，她就只能从房屋山头的侧门出入。至于房屋租金的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大概疯子姨也是不得而知的吧。

　　我从没见过她的房顶上飘起的炊烟，也没有见过她的炉灶锅铲和粮油酱醋，我所见过的属于她的饮食用具似乎就只有一个碗，粗糙的土碗，脏兮兮的，边沿上豁了两三个口子。我真的不知道她靠什么来残喘着疯疯癫癫的日子。她每次经过我家门前，即使错过了吃饭时间，母亲也要把几个蒸红薯或冷饭剩菜倒在她的破碗里，根本不理会我们的脸色和眼色。疯子姨接过施舍，没有羞愧，也没有感激，只是拿眼光照母亲的脸，又扫我们一下，就狼吞着走远了。我曾随着母亲撞见她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挖吃生红薯，满手满嘴的黄泥巴。母亲捂着我的嘴巴把我拉拽得摔跟头，生怕我喊出声来。我曾见过她在一个农户的猪槽里与猪争食，仔猪哼哼，家犬狺狺，主人拖着棍棒赶来，她飞起来，边回头边把碗里的猪食往嘴里塞。秋闲时节，生产队里要洗堰塘，以备来年蓄水。淤泥铲起，鳝鱼泥鳅却躲藏其间，疯子姨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双手紧攥住鳝鱼泥鳅，举过头顶再猛掼于地，抓起来在清水里摆几下，便生吞了下去。洗堰塘的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她，有的要呕吐，有的怒目圆睁，不少的人眼噙泪水。最难忘的是开她的批斗会。那天，太阳毒辣辣的。她又在偷吃生产队的生玉米和秆子，不幸被人揭发。批斗会在晚上进行。星光惨淡。全生产队的人集中在仓屋前的场子里。疯子姨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矮凳子上，乱草似的头发在脸前炸开一蓬，面前吊着一捆玉米秆子，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疯子姨双腿没有颤抖，也不跪；头微扬着，把双眼扬成惨淡的星。星星是不掉泪的，她的眼睛也不掉泪。控诉者把唾液控诉干了，好像还不解恨，又生怕手上沾染上她身上的肮脏和晦气，于是就远远地站在她的身后，用一根长木杈子叉住她的后脑勺，狠劲地往前顶；又横过木杈，扫她的膝盖弯。疯子姨终究没有低头下跪，却摔倒在地上。她的眼眦摔裂了，不流泪的眼睛流出了血，像蚯蚓一样在脸上爬行。她始终没有吭一声，好像是天生的哑巴。然而，年少不懂事的我们却快活极了，在人缝里钻来钻去，不时地发出快活的笑声。批斗会结束后，走进家门，母亲掩上门就大声骂着我。我惊愕地瞪着母亲。母亲的怨和怒流进我的心里。只可惜我没有品咂出它的酸甜苦辣。( 散文网： )

　　老屋所在地是一个大屋场，同龄的孩子不少。疯子姨的住房是大人们的避讳地，又是我们这群顽皮孩子的神秘洞穴。我们曾钻过家乡里不少的山洞，却不敢跨进这个终年敞开着门扉的房间。它恫吓着我们，又诱惑着我们。每次前去，都是一次探险。我们蹑手蹑脚地到了门边，把瓦砾土块扔进去，多半会回应出疯子姨哇啦哇啦的乱叫声，竹棍抽墙抽门扉的声音。我们骇得作鸟雀飞散，却又远远地回过头去，发现疯子姨并没有真的追来。她斜靠在门边，把手里攥着的瓦砾土块扔进门外的草丛里，看着我们发愣。这时候，我们是不敢造次的，但我们的探险行动从来就没有放弃。让我们逮着机会的那天，疯子姨恰好出了门。我们留一人在门外放哨，其余的人蹑手蹑脚地跨过门槛。一股刺鼻的霉味和尿臊味直钻鼻孔。屋内光线昏暗，屋顶一块亮瓦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角里。那儿歪斜着一架老式木床，上面杂乱地堆着些稻草，还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大概是被子吧。地上狼藉着瓦砾土块，这些都是我们的功劳。等到放哨的警报传来，已经晚了。疯子姨堵在门上。我们的魂都掉了，拼命地从她胳肢下往外钻。进去时我奋勇在前，出来时不幸落后，被疯子姨一把抓住。情急之下，我把手里的土块照她的脸砸去，趁她捂脸的当口儿逃出来，身后传来哇啦的叫声、追赶的脚步声和扔瓦砾土块的声音，但没有一块瓦砾土块砸在我的身上。待我回过头去，疯子姨正在揉她的眼睛。我暗自庆幸，又万分疑惑。

　　晚上回到家，我第一次遭到母亲的毒打，打断了两根土楠木棍子。我知道母亲为什么打我，又真真地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毒。打过我之后，母亲又一把揽我入怀，用衣袖擦去我的眼泪，然后自己竟然双泪肆流。从此我知道了疯子姨的身世，从此我为我自己的所为羞愧忏悔，直到今天。

　　疯子姨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年轻貌美，冠绝老家群芳。身边虽不乏追慕者，但地主家庭这堵厚墙却把他们堵在了爱情门外，最终只好嫁进了另一个地主家庭。偏偏生产队长觊觎她的美色，逮着一个黄昏的机会，在田间拉扯疯子姨。疯子姨拼命挣脱，一只衣袖攥在队长手里，恰好被放工回来的丈夫撞见。丈夫挥着镰刀奔过来，吓跑了队长，第三天就因谋杀未遂罪被捆走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地主儿女们的生活就像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散架和沉没的危险。丈夫在监管中畏罪撞墙而死。疯子姨哭干了眼泪，几乎哭瞎了眼睛。当她为丈夫收拾好尸首回来，又亲眼目睹了唯一的儿子因饥饿而做的最后的挣扎。疯子姨枯坐在家里三天三夜。再出来时，我那年轻俊美的姨就变成了疯子姨。

　　从此，我不再把瓦砾土块扔进疯子姨的房间，甚至十分霸道地阻止同伴们的恶作剧。但凡疯子姨从我的门前经过，我总要喊母亲给她拿一些吃的，尽管我们常常饿得吐清水。我用眼光把她拉近，又用眼光把她送远。这是愧疚吗？抑或是怜悯？我不知道。后来，我上了小学，又上初中。随着我的年级升高，疯子姨也一天一天地老去，最先是头发渐次花白了，再是脚步蹒跚起来，有一次竟无故地跌倒在地上，没待我去拉她，她又挣扎着慢慢地爬了起来。高中校园离家很远，我好长时间没有再见到疯子姨，似乎已经把她淡忘了。春节回家，在喂牛吃玉米叶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映现出吊在疯子姨脖子上的那捆玉米叶，就想到了疯子姨。我问母亲关于疯子姨的情况。母亲的长叹声震颤着我的心灵。疯子姨死了，在一个深秋的黄昏，如同一片枯叶飘零，没有在黄土地上和人们的心田里砸出一点点动静，就融入了泥土。

　　第二年清明放假，我回家上坟。陌头山坳里的坟墓一个比一个热闹。母亲把我引向疯子姨的坟。坟墓瘦小，没于枯叶败草之间，荒凉极了，只有零星的草芽探出头来。我把预备的清明吊插上她的坟头，料峭的风送出呼啦啦的声响。母亲说这是疯子姨在笑。我悚然。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租”住疯子姨房子的人已经搬走了，她的全部房产已归她的侄儿所有。我没有回应。我回应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走着，走着，走进清明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