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秋。一天上 午第二节课 后，听同学说外面有人找我 。 来到操场，见冬青旁立着一个壮实的中年大汉。他头戴单布帽，身穿浅蓝中山装，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见了我，拿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明来意。原话记不清，反正是母亲捎口信来了。

　　原来这人是九江针织内衣厂工人，名叫孙鑫坤。过去当过警察，被造反派揪出，流放到我村。

　　关于他的历史，政府早有定论。他是上海人。伪政府时为糊口，当警察。解放初又继续当警察，三年后转到工厂。六十年代为发展地方工业，调到九江工厂。

　　文革时，造反派自发组织到处都是。名头响亮，什么卫东兵团，什么红造司‘、什么警红司。滥刻公章，权力无边。只要历史有点什么，或者造反不积极，都有危险。原单位领导，是走资派，更是斗争对象。总之只要一人振臂高呼；打倒某某。所有的人马上响应。老孙伪警，属牛鬼蛇神，揪斗，流放。原妻怕牵连，与他划界线---离婚

　　城市生活大半辈子，清理到农村，无依无靠。老孙太可怜了。工厂有食堂，想什么菜点什么菜；家里有妻子做饭。现在是四 类分子，又是农村，一切得靠自己。自己垒灶，几 块 土砖放一口锅。 柴要上山砍。他没见过砍柴，初次上山，只检了一把枯枝，还是别人帮捆的。别人一担，他扛一小捆，驮不像驮，背不像背，引得一路人看西洋镜似的看他。

　　再看干农活。农活不外乎锄铲犁耙。就说犁田吧，不说使唤牛，就是 给牛上轭头，他 都学了好一阵。 一上午在水田要摔上几回，弄得每天都是泥菩萨。吃了苦，挨了骂，整天混不到人家一半工。自然没有零花钱。上海的妹妹寄点钱给他，也只买经济烟，而且 一支要分几回抽。

　　生活生产够他受的吧，这还不算。还要常常挨斗，这才是担惊受怕的事。担心哪会儿没有答好，会招来一顿拳脚或什么体罚。戴高帽，挂木牌，敲锣游街是常有的事。大队义务工也多，全是四类分子干。头头随意点下名，你就得一溜小跑，口中一个响亮的‘有’，否则会招来一记耳光。我亲眼见过一次幕：头头翘着二郎腿，睥睨着眼，口一咧：

　　“老孙”

　　老孙抢上几步，一个立正，口中一个响亮的“有！”

　　头头命令：“学马叫”，老孙真的 学马叫了几声。这叫什么事，把人当牲口戏虐。

　　只一年功夫，一百六十多斤的大汉，只剩百来斤的骨架。他内心在流血。

　　隔壁有个寡妇很是同情他..在他受寒发热时，偷偷的送来一碗姜汤；衣服破了，她也抽空给缝一缝 ；逢年过节，她更是端上一碗好吃的让他尝尝。老孙哭了，他感激这世间竟然还存一点人性的温情。

　　七十年代初，一部分人平反了，老孙也在其中。他被调回原单位，补发了工资。前妻提出复婚，老 孙 拒之，毅然与这乡下女人结婚了。

　　老孙退休后回到乡下，一心与这女人过日子。

　　乡下条件差，这是没办法的事。要怨，只怨 这场浩劫。--本来他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可以在大城市里安享晚年—下下棋，玩玩牌。现在只能闷在家里看电视，还要遭人嫉妒。生病要走十来里路求医。药单要邮寄到单位结算，颇费周折，以致痼疾缠身。

　　每每谈及文革遭遇，老孙一脸的无奈，苦笑着说:”我算好的，被文革坑死的、伤残的、逼疯的何止万千”。

　　那时村村都有被‘充军‘的乡下人。像孟家湾村祖堂中厅，住着一户姓袁的一家，说是管家地主。其实是穷佃户。只因照管了一下隔壁地主家的房子，造反派揪住不放，作清洗对象，流放改造。中厅只有两面墙，另外前后两面是一些木板，像透风亭。老老小小一大家子全在里面住。还有益溪舍、大屋圈几户流放户，有两个老女人，一双小脚，矮小单薄的身架，一个是干家务的，一个还是老教师，也天天出工挖呀挑的。挑起担子兄弟仨一样长，摇摇晃晃的.可还有人恶狠狠的说：“以前太舒坦了,也要叫她尝尝苦头。”看，人的良知何在。有人推说是上面的精神，上面更会找替罪羊，统统推到四人帮的头上。真是这样吗？不发动文革，有这回事麽？又是谁发动这祸国殃民的文革?!

　　纵观古今，人分几等。有忠有奸，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也有聪明的，也有愚蠢的。一些心术不正本性残忍的奸诈小人，没有法律 约束，势必上窜下跳，处心积虑坑害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心术不正之人是少数，但往往会起坏作用，这是为什么？

　　受冲击的往往都是忠心耿耿、事业心强的好人。为什么一个好公民得不到法律保障，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有这种情况麽？

　　老孙原本身体壮实，本可高寿，可他只活了七十岁，一把骨头丢在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