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先生是我的远房伯父，究竟生于民国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的父亲读书的时候，文忠先生就是他的私塾教师。

　　民国时期，文忠先生是我们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乡贤。据我父亲说，他是民国时期《黄氏宗谱》的编纂者之一，有文才、善辨议，其文章有桐城遗风。当时，他是我们那个湾里唯一的文化人。黄氏家族大小争议，皆由他从中斡旋，附近一带民间争讼，都请他起草状呈。有时，争讼双方均找他写状子，他就干脆从中调解，竟公平地处理了几件案子，乡里乡亲为之尊敬。文忠先生教私塾时，深爱《左传》和《东莱博议》两本书，尤其是对《东莱博议》研究颇深。我父亲那一批学生，受他的影响，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以后都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文职干部。

　　解放那年，要划分阶级，由于我们湾里太穷，竟找不出一个富农。区里来人说，那不行，找也要找一个，找来找去，找到了文忠先生的头上。因为他家除了有两间茅房外，还有两间瓦房。乡亲们说，文忠先生那两间瓦房是我们出钱做给他教私塾的，全是为了湾里出几个读书人。上面来人说，这就叫剥削，这样的人不划为富农划谁？就这样，他就戴着富农的帽子走过了他的后半生。

　　文忠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我小时候看见他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两眼近视，背驼得很厉害。他的家与我家相邻，我常常看到他在一盏油灯下看书，他戴着老花眼镜，跟书贴得很近，偶一看，还以为在桌上找什么似的。我读小学时，文化大革命闹得正红火，大队革委会安排他白天写毛主席语录，晚上开批判会时陪斗。我记得他总是弯着腰，一手提着一个石灰桶，一手拉着一个木梯，在一家一户的门口写着块块语录牌。我散学的时候，总喜欢找到他写语录的地方，看他写字。他那时手已有些颤抖，但一手柳体字仍不失刚劲之气。有一次，他写完一块语录牌，用手指着叫我读给他听一听。我连忙很熟练地读起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读完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好久，他才弯下腰来问：“伯伯是坏人吗？”我望着他，嚅嚅地说：“别人都说你是……坏人”。他轻轻摸着我的头，对我说：“长大了，你就晓得什么叫反动的东西”。说完，他扛着梯子，提着石灰桶，颤颤摇摇地走了。

　　由于文忠先生是个“黑五类”，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我读初中时，他的妻子已得病死去。留下三个儿女，一个儿子得痴呆症，一个女儿是个哑巴，只有一个小女儿能够帮他做点家务。那时候论工分的多少分口粮，他在生产队里像其它劳动力一样干重活，而工分要比其它人少，这样一来，他家每月的口粮少得十分可怜。一家四口人，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常常向邻家借米、借盐。有一次，他的小女儿病倒在床上，没有钱去买药，我母亲叫我给他送五元钱去。我见他坐在桌边默默地流着眼泪，桌子上有两块布料，一叠人民币。还有一个安徽佬坐在他的对面。我把钱送到他手中，他把钱又还给我，声音颤颤地说：“告诉你娘。伯伯有钱了，伯伯给你哑姐说了人家”。哑姐是他的大女儿，从小就不能说话，但天性善良。我小时候，母亲出外干活，总是叫哑姐来照看我。我五岁的时候，不小心将一粒橡子塞进了鼻孔里，呼吸困难，急得直哭，面孔都变白了。当时哑姐看到了，连忙将我背到田畈里，指手划脚地告诉我母亲。幸亏母亲和哑姐两人及时赶到医院，我才避免了一次大祸。听说哑姐要走了，我心里一阵难过。我连忙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含泪给哑姐送了一件她穿的旧衣服。母亲从文忠先生家回来，眼睛都哭红了，母亲告诉我，哑姐是卖到安徽寿县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自从文忠先生的哑女儿卖走后，我见他衰老得很厉害。深更半夜总是听到他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声，眼睛也昏花了许多，再也见不到他在窗口看书的身影。我当时已随父亲一起读高中去了，只是到星期天才回家来，他见我回来，总是拄着一根棍子慢慢地走到我家来坐一会，跟我谈些古文方面的话题。兴致来了，还要我念一篇《左传》的文章给他听。有一次我念完《郑庄公共叔段》，他竟激动地站起来，声音低沉地读起《东莱博议》的反驳文章：“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钓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为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井，天下宁有是耶……”读到这里，我看到他的眼睛放亮，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富于哲理的辞章里，而忘记此时此刻的烦恼，他空怀满腹文章，而沦为一介草民，其命运何其悲也。

　　高中毕业以后，我到县汽配厂参加工作去了。在厂里我考取电大，回家时，文忠先生高兴地来到我家，从怀里掏出了两本发黄的《康熙字典》，对我说：“这是那次抄家时我藏起来的，你就拿去用吧，湾里没有多少读书人，你要好好读书，为咱黄家争口气啊！”我接过书，默默点了点头。此后，我发奋自学，这套《康熙字典》给我帮了不少忙。等到我电大毕业时我将毕业证带到他家中，他已病倒在床，眼睛也完全看不见了，他接过我的毕业证双手在上面反复抚摸，口里喃喃地说：“好，好，咱湾里总算又有了读书人……”过了好久，他从床上爬起来，招手对我说：“快来，扶我起来！”我扶起他，随着他走到房角边，只见他弯腰掀起一个红薯洞的木盖子，对我说：“你到洞里把那个包袱提上来”。我下洞去找到了一个已经有些发霉的大包袱，提到他的手上。他连忙拍去上面的尘土，恭恭敬敬地放到桌子上。他一把拉过我的手，对我说：“这是我冒着性命留下的，好多年了，我一直担心我死后没有托付的人，现在好了，把他给你，我也就放心了”。说完，他打开包袱，我一看，原来是两套《黄氏宗谱》，一套是宋朝时黄庭坚督修的，另一套是民国时他参与编修的。文忠先生用手摸着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我快不行了，你要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了，要为我讨一个公平。”我提着包袱走出他家门外老远，他还一直站在门口。

　　我离开家后，在县医院为他买了两瓶鱼肝油，另外买了些补药，我打算过些时候放假回去再送给他。但是，我母亲不久就带信告诉我，说文忠先生在我走后第二天到湾前的小桥望一了天的哑女，一直望到天黑看不见，掉在桥下摔死了。我的心一紧，我给他买的药还未送给他呢，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走了！

　　文忠先生离我而去已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我每每想起他，总会产生一种揪心的伤痛，然而，这种伤痛向谁诉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