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只因为肤色稍微黑了一些，先是被父亲呼之为黑娃，以示与二弟白娃的区别，继而被大人小孩们黑娃、黑哥、黑叔、黑伯、黑爷地叫，总之与黑字拖不了干系，以至于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这对于我的族兄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但是你没办法，他从不反抗，更糟糕的是，不但人家叫顺了，他自己也听顺了，老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当然，从上面的话里，大家或许也看出来了，黑哥（抱歉，姑且允许我这么称呼吧）之所以到60多岁还是光棍一条，显然不全是因为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在于他的憨直、倔强、没心眼、无城府。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是个傻傻的实诚人。

　　先说他的憨直吧。当年他在生产队负责养鸡时，他当村支书的老爹有次来问：“黑娃，咱队里现在有多少鸡，给我大概报个数？”黑哥的憨劲就上来了，说：“那哪能行，我给你数好报过去。”过了老半天，黑哥终于数准了，赶快跑到大队部报数。当时大队部正准备开会，只见他做立正状，一本正经地汇报，说黑的多少只，白的多少只，花的多少只，总数多少只，直听得大伙儿目瞪口呆。这时妇女队长打趣说：“黑娃，公的多少只？母的多少只？”黑娃一怔：“哎哟，这个……这个真没统计。”大伙儿顿时哄堂大笑。他老爹气得满脸通红，直呼让其快滚。黑哥的实诚劲，从此成为村里最有名的笑料之一。还有一次，他老爹说：“黑娃，麦地里的野燕麦都快张疯了，吃罢早饭快去锄锄！”黑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才回来，而且说自己锄了三亩多地。他老爹不太相信，就跑到地里去看，一看气得差点晕倒。黑哥确实是锄了三亩多地，而且还把野燕麦锄得很干净，可问题是他只锄了野燕麦，其它的杂草几乎一根没动。于是“傻大个”的外号又迅速在村里传来了。

　　再说他的倔强。记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初的一个秋天，当时乡里组织修路，要求各村每家出一名劳力。黑哥做为村支书的长子自然不愿落后，就自告奋勇地去了。走时带班的村干部一再交代：“天气预报说要变天，大家都穿厚点！”他却仗着自己个大结实，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结果第二天还真就变天了，黑哥冻得直打哆嗦。带班的村干部就挖苦道：“黑娃，冷不冷？”黑哥说：“不冷”。村干部笑道：“不冷你发抖个啥？！”哪知黑哥脖子一梗，昂然答曰：“抖也不冷！”这一下不打紧，除了引起满场哄笑外，黑哥在整个乡里都出名了，被称作“鸭子死了嘴还硬”的样板。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黑哥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优点也不少。他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过了几年，他的两个兄弟都陆续成了家，成家后自然就牵扯到分家。黑哥的母亲过世得早，只剩下从村支书位置上退下来的体弱多病的老父亲。他不愿跟兄弟们争，主动承担起了抚养老人的义务，只要了二亩薄田、一头他使唤惯了的驴子和两只山羊。黑哥也很孝敬老父亲。每顿饭总是伺候父亲吃完自己才吃，每当看到他驾着驴车载着老父亲去看病时，乡亲们无不打心眼里佩服。大家感慨地说：“还是这个傻儿管用啊！”黑哥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十多年前他的父亲不幸病故，这之后驴和山羊就成了与他朝夕相伴的伙计。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年秋收时节的一个黄昏，黑哥驾着驴车往田里送土肥，拐弯时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滚到了沟里。他身上被碰掉了好几块皮，那头老驴则被压断了两条后腿。给他包扎后，第二天兄弟们就帮他联系到了一个驴贩子。在价钱上没少照顾他，可他却缩在墙根下埋着头不出来，兄弟们把钱送到他面前时，黑哥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咧着嘴颤抖着哭道：“驴啊……俺的驴啊……”这凄楚的哭声，包含着浸染着黑哥多少的悲凉、孤独与无助啊，在萧瑟的秋风中，尤其令人不忍听闻。

　　最近一次见到黑哥，是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那天黄昏，我去黄土岗上给祖母烧完纸钱后正往回走，猛然听到远处有吆喝声，过去一看，原来是黑哥正在放牧着一群波尔山羊，大概有二十多只吧。头发灰白的黑哥，拎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不时招呼着他的羊群，在别人收获过的土地上，在深秋坦荡的原野上，自由地放牧着单纯的生活。他仍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老弟，快回家吧，天快黑了，咱这儿的土路可不好走啊！”他热情地催促着我。我就忍不住想，实诚人虽难免有可笑之处，但若真能做到像他那样单纯忠厚，像他这样纯净不染，就有些坦荡和大气的风范了，就不能不令人尊敬了。或许与羊群相伴，就是当前对这个心念单纯的人最好的慰藉吧。

　　我就在这样的心绪中离开，等到我再一次回首时，黑哥和他的羊群，都已消融在苍茫的暮色中了（作者刘杰，笔名青裳孤客，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目前在灵宝市卫生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