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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萧萧

发布时间:2023-10-20 21:38:19

  学校周围的山上,教师节临近,寒露一过,枫叶由绿渐黄,由黄渐红,耀眼于山林中,年复一年,油然成为时令乡间一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对此种情景,不知从何而来,便有一种莫名的敬意!

  有一日,我兀兀发现,昔日惯见的枫叶,在萧萧中,远距离览目与近距离观察,竟然还是有些不同……。

  一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同类的思考》的文稿,自以为那文字中真实的“述”,也是文字中理性的“作”,很引来一些业内朋友的同感。

  试笔的爱好和生活的艰辛,不时的要给我出一些题目,我偶尔也会信笔便之,尽量能使自己可以在知黑守白中,感受经历和体味生活。

  “我们曾经选择,但我们没有拒绝。”这是我心仪的一位先生的诗句,它表达了我曾经有过的经历:“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夷!”(老舍语)我从心里喜欢

  我幼时家贫,母亲早逝,初中毕业后,尽管成绩并不差,我还是放弃了直接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选择了供饭吃的师范学校。因为毕竟有一点勉强,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心里没有太多的欣喜;也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心里没有太多的伤感。我自知自己的处境,终归于平静之后,我甚而还有些坦然慨然!

  镇宁民族师范学校,三面环山,环境幽静;校园不大,绿树成荫。学生宿舍门前,有一股泉水涓涓流过,永远是那样让人直视无碍,很有一点“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象征意义。

  夕阳之下,“布达拉宫”似的琴房里,送出的缕缕琴声,颇觉是一种静穆中的沐浴与洗礼。“苔花如米小,要学牡丹开”。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学会了在不满足中知足;学会在艰难中苦苦作舟,我学会了自尊与自信。

  学校中,农村来的孩子多,容易做朋友。我们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生活上的艰苦,无法减去我们接近牛顿、伽里略的热情,也无法阻碍我们穿越时空去面对屈原、李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的精神实践、无时不在荡涤我的灵魂,鞭策我情愿去为我未来的事业献身。我时时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话:“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爱自然和真理的人”提醒自己,鼓励自己,不断从古今中外先贤们的身上吸取养料。

  我感谢贫困家庭给我的选择,感谢母校留给我的这段美好回忆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用无数生动感人的故事,让人知道,教育的生命是“爱”,“爱”是通往天堂的路。没有“爱”的教育,犹如市场上兜售的商品,买与卖之间只有一种利害关系,它使教育由此而负面得十分苍白,十分空洞。

  我是从普定马场这块泥土中走出来的农家孩子,我了解生活、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和他们的儿孙们都是教育缺乏公平,没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弱势一群。因此农村学校更应该成为这“弱势一群”家庭温爱的延伸,更应该对这“弱势一群”的学生,施以更多的关心与呵护。我深深知道这一切。

  我忝列教席后,凡是我所任课的班级的学生,我都要对他们一一了解,从日常生活到家庭,从知识基础到爱好……我都力争尽可能把握,把心给我的学生;我巴不得用自己的真情,编织成一副温馨的网罩着他们,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同一片蓝天之下,有着一样的温热。

  我有早起的习惯。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我都在六点以前去到学校,叫醒学生,让他们早出舍门去见识大地;督促他们趁早晨的时光,多背一些课文,多记一些单词。晚自习我要陪伴他们,到时间就催促他们息灯睡觉,将他们视如我的骨肉弟妹;我着实希望他们在每一次选拔考试中都成为优胜者:我要为他们建造一个可与城里学生一试高低的平台。

  我在意学生们的饭食和衣着,将他们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学生,我会在食堂或家里,对他们不时地添加或亲自做几样菜,让他们改善改善生活。见着那些在寒风中颤抖的学生,我心疼,我心疼,我不安,我甚至不惜在购物时向妻子报假帐,攒积些小钱,买些衣物送给他们。我总想设法为学生排忧解难,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不懈地要让学生们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我鼓励学生自力,要他们永远记住陶行知先生的话:“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不算好汉!”成为“独立不依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陶行知语)从小培养自己有为天地立命的肝胆,有为个人立命的宏愿,敢有“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同上)的决心,决不委于气数!认定“世上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才是生命的真蹄。

  “父母是登天的梯,父母是拉车的牛”。人一生要记住国家和双亲的恩养。中国有名古话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地”,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要求我的学生要懂得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国家,回报父母!

  我明知“教书为业,甚难发财。”(老舍语)我依旧为我每天从事的工作感到欣慰,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我心安的事业!为此,我为《贵州教育报》写过一篇《看似一无所有》的文稿,那全然是我纯朴的顾盼与心声。

  二

  我喜欢发现,当然更希望有所创造。教学之余,喜欢做力所能及的教育调查。

  从1993年2000年,我用了七年的节假日,对本县及邻县的部分农村中小学(约八十余所)进行了教育调查。我穿越了一百五十多个自然村寨,写下了三百余页的调查笔记,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项工作使我对教育的眼光有所扩大,调查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教育本身。我意识到,穷国办教育不容易,穷地方办教育就更难。我时时处于一种混沌中,我似乎又明白了一点“百年大计”于事于人的“两难”。我开始思考不利“有效教育”环境的一些大问题:诸如缺乏依法治教公正,投入拮据,办学条件差;师资总体水平不高,教材一律,偏难偏深,脱离现实农村实际;学校布局不尽合理,质量无法保证;入学儿童巩固率低,女童辍学率高,文盲越扫越多;“读书无用”又在抬头;农民还是穷,不少农家依旧缺少活钱送孩子读书……我想到了与教育有关的教育与经济,教育与农村、农业、农民诸多问题,我的心常常浮躁得使我尽夜不能入眠。

  农村学校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小的事业单位了!然而在这里“官本位”的市场仍然有。有的校长不必把学校看成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净士,工作只对上边的某些“个人”负责。管理方式也全然按行政体系去运作,投“个人”所好,不屑于师生的任何述求。学校内部表面上以“和”为贵,实则工作不分优劣,成绩不看大小,不奖勤,不罚懒,没有是非。有人偷懒,少上课、不上课,居然成为一种“特权”。疏于管理,竟然养成了个别教师“工作无所谓,只要不迟到、不早退,工资照发,小酒照醉”的积习,他们常常在一种既定的空间中偷闲度日。

  我调查过的学校普遍教学量质不高。有一个乡,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有900余名学生参加。考试结果,语文、数学双科红分的,只有30余人。语文、数学双科合格的100余人。语文、数学双科总分在10分以下的,80余人。数学一科在10分以下的,有270余人。这样的教学质量,怎叫人忧虑?

  中国读书人喜欢意气用事,看不惯的总爱说、爱讲,傻傻的还认为是“天下为己任”的表现。我是老爱犯这样的毛病。2000年那个落叶的深秋里,开学已一个多月了,忽然一纸“因工作需要”的调令,把我调到夜郎湖岸边一个偏僻的村校去,离开了那个让我倾注了多年感情的学校。当时同我在一起上课的妻子总认为,这些调查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背着我,把我7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我赶来时,只余下一小堆灰烬和一些伤感的青烟。

  我去那所村校报道的那天,天阴阴的,绵绵不绝地下着细。傍晚,学生走了,老师们也走了,校园里静极了,静得连几片梧桐叶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出奇地清晰。那天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也是平生第一次醉酒。夜深了,夜郎湖上起风了,我守着孤独的微泛黄色的灯,作下了这首词:

  黄昏雨,夜郎岸,独坐孤灯前,浪起空回风声残,

  凭窗人犹寒。

  秋已尽,叶已落,满目尽萧索,豪情醉时杯已干,

  今宵谁与伴。

  此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一个稍有思想的人,想要不躲避自己的责任,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苟且活在世上是多么的艰难啊!

  三

  先生有情,我将永志先生于我的恩顾。

  从小学到现在,我师承的先生有十几位吧!印象鲜明的却只有少数几位,梦庵先生是其中一位。

  梦庵先生(我姑且隐去先生的大名吧,梦庵先生不喜欢于他有堆推有嘉的文字)是我读师专时,教我《唐宋文学》的老师。先生一生所有经历都与教育这门职业有关,早年,先生在安顺一中做语文教员;后来又去省城主编了三年贵州省中学语文教材(试用本);回到学校,做了两年的教导主任后,被调到地区教育局做教研工作。之后做局长,做校长。教育这一行的岗位,他几乎都值守过。

  先生虽然是师专一校之长,依然拔冗坚持上课,视自己如普通教师一名,没有架子。先生讲课备课认真,有成形的自己打印的讲稿,而且必于课前发到学生手中。我们喜欢读先生的讲稿,每篇都像一篇优美的小散文。先生课堂上要讲的内容,课前已得初步了解,再听先生将讲稿变成平常的说话,真是一种享受。先生讲课语不杂陈,出嘴清新,深入浅出,近人平易,几乎每节课都有信手拈来的、很随意的锦词丽句,使学生听了有进心的高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的姨父姨母,供职的学校在大山之中,是一所很偏僻、很偏僻的初级小学(农村叫“点校”)。先生做局长时,几次到过那所学校,与我姨父姨母有很好的交情,早年我姨父姨母是“民办教师”,每月工资收入微薄,先生对我姨父姨母等类常年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民办教师”每每寄予深切同情。姨父姨母说:“局长肯说真话,旧社会做私塾教师,还有‘三茶九竽烟、斗米斤油盐’伺候。而今民办教师本来已经很微薄的几十元工资,还不能按月发,真不应该啊!他在县长的面前替我们说话。”

  我读过他写的一篇名叫《土桥记事》的散文,那里边记述的是普定波玉河谷一个苗寨故事。那故事所反映的事实,有关于地域、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思考。读《土桥记事》,我似乎见着一个背影,在不远的地方驻足,又在迷雾的茫然中失步。我细细地咀嚼着先生在他的文字中流露的情绪,我见着他与清贫的教师们的心之相遇!他觉得“这一群”往往被遗忘,就像那群山中的萧萧枫叶,有着可远观的可爱和近目的悲哀!

  先生讲课总是那样的带着感情。有一次他给我们讲韩退之《师说》,由“师之所存,道之所存”说开,他大发感慨地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做校长时,曾经说过一个笑话:办好学校,教师第一。……校长不可能同教师联合打倒学生,校长也不可能同学生联合打倒教师,唯独只有教师可以同学生联合打倒校长;可见,在学校“教师第一”、“教师为本”……先生转述蔡孑民先生讲述的故事时,他的眼神专注。

  有一次他到我们班上听一位张姓先生讲鲁迅。课后评课时,他坦言了自己对一个合格教师标准。他说:我以为,好教师标准主要有四条:第一,基础扎实,传授知识准确,不乱讲;第二,思路明晰,口齿清楚,讲话不罗嗦,不重繁;第三,教学方法多样灵活,有的放矢,师生交流交流主动轻松;第四,知识面广,用教材不是单纯的照本宣科,用教材能举一反三,会启发学生触类通旁。这于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人,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以为,先生无论是做教师,做局长,还是做校长,都是很能尽职尽责的。我时时感觉到先生对教育有一份很深的感情!

  离开学校以后,我不时有信函问候先生。我的去信先生每信必回,并且常常在我回信中对我关怀备致,恩慈有加,这使我和妻儿都倍感温暖。

  这几年每到年节临近,我都要去拜候先生。我们围炉向火,品茶说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没有一点拘束,气氛很随和,让人享受高雅,很有一种曼妙的感觉。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给我推荐几本就近出版的新书,并指导我阅读,提示其中的要点;没有新书时,我就干脆从先生的书柜中,取出几本旧书带回家慢慢品读。

  1997年夏天先生生过一场病。那场病给老人家留下了侧身左肢上麻下冷的遗症,行动常常多有不便。2002年退休后,先生的生活,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少去了一些无奈亦无意的应酬;每天只做他喜欢的四件事:上网、读书、写字、看电视。先生曾经告诉我:老年人的过去,青年人的将来,在沉思中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同者,时间、空间矣!先生的坦然,完全不同于有些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人。

  先生总是闲不下来的。继《成功教育研究》、《唐宋文学解读辑丛》、《东窗卯语》出版之后,他新近又整理出两本旧著:一本是《清暑摭笔》、另一本是《梦庵诗篇》。我每次去看望先生,他坐椅旁边的书桌上,总是有一摞不停更换的新书,无序地堆放在那里;一旁还必有零散的“资料卡”页和红、黑两色的铅笔。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去翻看,满足我的好奇心。

  ……

  应时而至的节日,说三道四的文字总是有的;或褒或贬,自由论谈。舌耕之余,总喜欢思之再三,将自己于生活的心得记下来,表露一点于人于事的言论……。

  行笔至此,我习惯地离坐走近窗前,凭窗极目远处的山林,泛红的枫叶,依旧在清冷的萧萧之中,它们似乎不能有类于二月之花之美:因为,他们的叶片上,不仅残留着霜迹,而且颜色也有些红的惨淡!凄然中我以为,半隐半紫的蒙胧的山峰,无碍于有枫叶也罢,无枫叶也罢;它如果没有了那点点点缀,说不定反而会更显得高远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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