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新华街12号，已经四十四年了，我也从十九岁老到了六十三岁，从北京到了乌鲁木齐。

　　出胡同口往北二百来米，过了长安街，鼻子尖就快碰到中南海的红墙了；再往东一百米就是新华门。往西不远是北京音乐厅、首都电影院，电报大楼。

　　院子不大，宽不足六米，长也不过十来米，挤着五户人家：我家，老姑奶奶家，大舅家，大姑家，九姑家和大姐家。这称呼都是我妈让我这么叫的，他们并不就真是我的大舅大姑老姑奶奶。

　　一进院门，就是大姐大姐夫住的那间不到八平米的小房子。一天夜里我起来撒尿，听见他们屋里一阵“嘟嘟嘟……”的屁声，不知是大姐还是大姐夫放的。每家之间距离近，门窗又不隔音：木格子窗户上糊一层高丽纸，门也关不严，上边镶一块玻璃。

　　老姑奶奶和奶奶住我家隔壁，奶奶胖，有六十来岁了，浓眉大眼；老姑奶奶精瘦，七十多岁了，我妈每个月要向她交纳十五元房租。

　　大舅五十来岁，小个子，是一个单位的会计，总是低着头迈着小碎步急勿勿地走路；大舅妈高大，嗓门儿更高，至今在我的耳边还迥响着她那高亢的喊叫声：

　　“金……宝！死哪儿去了！？”

　　金宝是她儿子，小我一岁，他哥哥小六长我一岁。我们在一起可能折腾了：捡烟盒，拍洋画，捉蛐蛐斗蛐蛐，跟三角地的孩子们打架，到天安门广场捡“十一”晚上放礼花时掉在地上未燃着的小火药疙瘩，拿回来晚上用洋火点，能照亮半个院子。

　　大姑四十来岁，不论干什么嘴都不停地唠叨着什么；大姑夫也是小个子，歇顶，一口河南活，每天早上他都会十分准时地打一个长长的响亮的哈欠，这哈欠声自然也是河南味的。我家搬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大白妞，两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小白妞了。

　　九姑家孩子多，四女一男，她整天忙忙碌碌的，拖着长音叫小燕，骂小明。九姑夫不常回家，在房山一所中学当老师，听口音象是南方人，却生得高大，头也又圆又大，不仅仅是歇顶，而是寸发不生，光亮得很。

　　每天早晨，大姑夫那响亮的哈欠声和着电报大楼的钟声唤醒了一院子的人。最早起来的自然是大舅妈、大姑、九姑和我妈，她们都没工作，但都要操持家务。四只蜂窝煤炉子在院子里同时点着了，煤烟熏得人们咳嗽着吃早点：棒子面糊糊，窝头，咸菜，酱豆腐，臭豆腐。偶尔大人们也会叫孩子们去买豆汁、油条、火烧，那可真让人垂涎欲滴了。

　　中午和晚上，院子里仍是烟雾迷漫。58年大跃进，59年就开始饿肚子了，家家都都按定量吃饭，家家吃得都差不多，都穷。学校取消了体育科，后来又改成半天上课。老师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苏修”逼着咱还钱，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都信，特恨苏修。

　　院子里的九个孩子，个个身上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但那时我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过年穿件新衣服反倒不自在了。

　　每天晚上最晚回来的人，都要冲着院子喊一声：“还有人吗？”如无人回音，就插大门睡觉；有人应，就留门待人归。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在这小院里住了七年后，我们一家不得不离开，去了新疆。小院里留下了我的饥饿，外公的去世，我开始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将来难得入团入党、不能当兵上大学，从少年到青年，从东拴马桩小学到八十六中再到二十五中，还有我那朦朦胧胧的初恋……

　　2009年4月，别了近半个世纪了，我又走进了这小院。门牌号变成了北新华街58号了，院门显得更加破败。听说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国年，长安街要加宽，这一带也快拆迁了。

　　大门开着，我进了院环顾四周，不禁百感交集：当年住在这院里的老一辈们都早已入土了，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已星散，各奔前程，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

　　“哎，您是干吗的？”

　　这时从我家原来住过的房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问我。我说明来意，想拍几张照片留个念想。

　　“行行行，您拍您拍。”

　　这时从里边又走出一位中年妇女盯着我看。我告辞出耒，听见她们说：

　　“这老头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哪，怪吓人的。”

　　“可不是，也不安全不是？”

　　“可不，咱们以后进出可别忘了关门。”

　　“对”

　　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