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芒索写杜拉斯到人家里作客从不带礼物，有一次，她又光着双手来吃饭了，进门就宣称：“我把自己带来了！”脸皮厚得叫人吃惊。但是呢，很多年后，人们都记得有杜拉斯在座的那个夜晚，她把那个夜晚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个时间坐标，没错，她把自己带来了，她本身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件大礼。
　　
　　这就是天才的魔力，难以相处，又往往有强烈的个性魅力。而天才自身是不需要朋友的，他们也很想要，但做不到。我说的是那些天才的作家们，似乎有种为创作而吸榨一切的本能，亲朋好友、道德、隐私……需要时，毫不犹豫拿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张爱玲把她家族的人写遍了也得罪遍了。还昂然道：“以后的人如果还记得我们这个家族，那一定是因为我。”真给她说准了。她的一个同学把自家哀艳的故事送上门来给她写，发表出来一看，气得倒仰。爱玲同学只是耸耸肩而已。那篇小说叫《殷宝滟送花楼会》，男主角原型据后人考证说是傅雷，很大跌眼镜的。这篇其实写得一般。张爱玲太擅长用自身体悟来创作，旧式家庭封闭环境里的男女情，夹缝中的人性，她写得刻骨。可太年轻，写得又多，偶然会程式化起来。尤其知道原型有傅雷夫妇后，拿真人来一对比，就发现小说单薄了。
　　
　　张爱玲天资太高。天资高的人对于现实与艺术的领悟，医院好比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旧式家族生活，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西洋的文艺，她都能从中取得营养，浑身长满触角似的灵敏和贪心。“天才来源于勤奋”，这句话可这样理解：他们的眼与心灵，像深海中的海葵一样，一刻不停在张开，寻找并捕捉。但他们也不能超越自然规律去写好不了解的题材。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为谋生计，接了反共宣传的活儿，写《赤地之恋》，写得苦恼万分。抱怨道：“好像拼命替一个又老又难看的妇人打扮——要掩掉她脸上的皱纹，吃力不讨好。一样替人化妆，为什么不让我找个年青的美女做对象？”连故事大纲都是经别人拟好过的。
　　她的旧友苏青，此际正留在大陆创作红色题材，绞尽脑汁，革命干部还是写得像旧上海的油头“小开”，每到交稿就吓得直抖。看，不管出去还是留下来，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铁幕前面还是后面，作家都可能会迫于什么，而去写违背本愿的作品，但就此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太荒率了。就算同是乌鸦，也有很黑、不太黑，有点黑……的区别，甚至人家根本就是白乌鸦。这深深浅浅的区别很重要，对于个体的人，有时就是生或死的界线。苏青们面临的是毫无选择余地的生命与尊严全盘剥夺，而去国离乡的张爱玲们，面对的只是普通人在金钱与兴趣间的斟酌。
　　
　　表相的类比，会让人忽略事物的本质。很多人说张爱玲的异乡生活潦倒，一代才女沦落堪怜。以前我也这样想，直到时代改变了，才想起，人家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独自居住，无儿无女，跟外界没太多来往，在当代社会不是很多么？宅不是受罪，宅到老也没什么，最大的坏处不过是孤独，是死的时候没人收尸——有人收尸就那么重要？有人觉得重要，有人就不。
　　
　（这里要吐下槽：仔细数过才发现，海外张爱玲日常交往的朋友数量，根本比我还多些，可见我有多宅。）
　　创作须在孤独中进行，优秀的作家都很明白。张爱玲这样的天才，更深谙孤独之道。她的遗作这些年出版很多，私生活渐渐展露在人们眼前。诸多令人意想不到处，我觉得最意外的却是她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终生的友情。
　　
　　张爱玲的确是难相处的人，在她那种悲观而又先知般的视角下，所有感情都千疮百孔。对炎樱，对姑姑，读者曾以为是她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她却原来都只接受一部分。她也没觉得不对，直到遇见邝文美。
　　
　　《私语录》中张爱玲说道：“有时同别人说许多话都没有用，只有把心里的话告诉知己朋友才是最痛快的事。”
　　
　　“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自己的手脚也会失去，人生中有许多东西是暂时的，但是有一部分永远存在。”
　　
　　她那么敏感、挑剔、擅诛心，对方眉眼未动先看出许多“雾数”来，却在中年之后，全身心地去信了人，一信就是几十年，他们果也不负她所信所托。她好幸运！但又不只是“幸运”二字可概括。张爱玲是三百六十度细细审视过这份友情的，得出毫无死角的结论。
　　
　　“一个知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他们都不是完人，只是在合适的时候，互相遇见，互相激发升华出了在对方那里的完美，时空的旷野从此驻扎了春天，言笑晏晏。这真好，但首先，我悲观地想，还是自己要好，做一个心灵足够配得上对方的人。然后，还要正好有了“不早不晚，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机缘。
　　
　　普通人爱将天才的生活想得很凄惨，一方面呢，是平淡不适合猎奇与八卦，另一方面是心理的自我调适：你是天才，那又怎样，没我幸福!嘿嘿！幸亏宋淇夫妇，在今天才能看到一个鲜活在书信、资料与作品中的张爱玲，她过得不富裕，不风光，但她整个人是有力量的，通透、达见、清醒，并且，完备不动声色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