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先有一个给了他生命的家，而一间屋，就是一个家的基础。有了屋，我们便有了三口之家的家、祖孙三代的家、四世同堂的家。我眼中的屋是物质的，它是生存的需要和生理的需要。我心里的家是精神的，它是生命的需要和心理的需要。有了爱人和亲人的存在，这间屋便有了灵魂，有了一个人心的归属。

　　在成长的记忆中，我的有爹有娘的家，独自漂泊的家，有丈夫孩子的家，工作与生活间跨越的家。那些曾经的家过去的屋里都存放着往昔岁月里一段段深深的情和浓浓的爱。

　　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上的姑妈家里，我度过了自己难忘的少女时代。由于父母很早离异又都远离了上海，爷爷奶奶无力照顾，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住进了姑妈家。那间屋子虽然不大，却也满足了当时一家人居住的需求。在平常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中，我在那个家里过着平静而恬淡的日子。

　　和老家的石库门相比，这个典型的花园式洋房似乎有着另一种“表情”，那里每家的花园都透着绿，我们院子里的那棵茂盛的大榆树像夏日里的一把大阳伞为我们遮着阳，表哥表弟常喜欢爬上树去帮我捉知了，或是为我掰下那高高的棕榈树上的“黄鱼仔”。我们春天种下的向日葵、蓖麻子，到了秋天，总能收获开花结果的那份快乐，那棵争气的枇杷树每年让树下的我们尝到不少鲜美的果实。进出这条弄堂，我总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和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宿舍里青春洋溢的“美声”。放学后，弄堂就是我们玩耍的天堂，十几个穿上溜冰鞋的男孩们，像条龙一样地在红房子、白房子之间穿梭着，忽远忽近的滑轮声和隔壁网球场有节奏的“嘣嘣”的打球声十分有趣地相交呼应着。远处，一株又高又大姿态十分优美的大樟树宁静地俯视着我们，可惜，文革时，它的一条美丽的臂膀被造反派据掉了，从此，它成了我心中一尊神圣的维纳斯，如今，这条断臂的伤口上早已长出了许多枝丫，每次回娘家，我总会习惯性地先看望我的“维纳斯”。和“维纳斯”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隔壁那个最大的花园里住过的一位特殊人物——宋庆龄生前好友美国老太耿丽淑，她有着一头漂亮的银发，高挑的身材，常带着和蔼的笑容，有时看到我带着小表弟往那幽静的院子里张望时，她会和气地走出来拿出一把糖果放进我的口袋里。

　　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的每一缕阳光里，也散落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我喜欢看姑父坐在书桌前编写美术教材，我喜欢看他手里刻出的一枚枚神奇的印章，我喜欢吃他做的可口的菜肴，我更喜欢穿上他为我做的漂亮的衣衫。回忆有时是一种相逢，更是一种温暖的回味。

　　承载时间的事物往往无法保留下来，我常常用相机留住些许一瞬即逝的记忆，听说，南京路上的静安大楼即将被拆除，这个建于三十年代的大楼要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结婚时那个曾经幸福满满的小屋也将一去不复返了。我急急忙忙地赶过去一张张地拍下来。每一次快门的按动都触动了我那根记忆神经的跳动。婚后的那段日子，我们常常晚饭后趴在家里的二楼窗台上，端起相机用200毫米的长镜头把对面电影排片表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一分不差地走进新华电影院。夏日南京路上的法国梧桐带给我们二楼住户的是满窗的绿叶，让我身居闹市却有了一份心的宁静，一次我来了点灵感，窗台上放了三双拖鞋，拍了一张纱幔垂帘，绿叶满窗的“三口之家”放进了我的首次摄影展。记忆中的那间屋子虽小，但它让我孕育了一个新生命，让我拥有了一份真正属于自己，完整的家的感觉，我在里面学会了做妻子和做母亲，学会承担起一个女人的责任和义务。

　　即将消失的这座大楼是那样的令人怀念，因为它消失的是那种左邻右舍的脉脉温情，消失的是楼道里一家做菜家家飘香的气息，和那楼上楼下锅碗瓢盆的生活交响曲，它消失的是一个时代的风景。

　　飘洋过海，出国留学的岁月，一次次搬家都是四壁空空，让我暂时失去了家的感觉，一封封家书维系着我的家，我的那份爱，维系着异国他乡金山银山都无法夺走的情。在我心里，家就是夜幕下为你亮着的一盏灯，有人等候着的那扇门。当我重归故里，在自家的厨房做好一桌香香的饭菜等来了下班的丈夫时，他感慨地说：“有女人的屋子才叫家啊”

　　我常喜欢在黄昏里看夕阳西下的万家灯火一盏盏地亮起来，因为有灯光就有人家，有人家就有热茶和炉火，就有亲情和家的存在。然而，在现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城市在长高，生活方式在改变，人们的房子越住越大，家庭的聚散却常常会像服装的流行更迭那样的容易，当越来越多的物质的浮华淹没了精神的纯洁，当越来越多的贪婪的欲望覆盖了生命的本原，我们似乎失去了些什么。在种种无法解释的困惑中，我格外地怀念起过去的那一间间屋一缕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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