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些清苦，有些独立，有些散漫。我的父母除了我们三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父亲在区属的一个单位工作，工作的场所驻扎在郊区高旺，连职工宿舍都在那儿。母亲在家里带孩子，有时候做点家属工，挣点零钱帮补家里。多少年来，靠父亲50多元的工资收入支撑一个五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有多么艰辛。

共和国困难时期是我的出生时。那时的生活物资非常缺乏，母亲在生我时坐月子连个鸡蛋也吃不上。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小的时候，我常常生病，缺钙，生甘积，体质十分虚弱，连头发都是黄黄的，人们都叫我黄毛丫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我的弟弟出生时（我长我弟弟五岁），我就开始做饭做家务了。附近生产队挖红薯，葛薯，花生时，我就蹦蹦跳跳地背个小篮子，拿着小锄头，跟在大人们的后边检漏。宿舍旁边就是竹器厂，我常常跟着那些大哥大姐到沙滩拣竹头竹尾回家做柴火烧，每星期都记住星期六是厂里大扫除，可以拣更多的竹头竹尾。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有童话，有糖果，玩具和来自大人们的过分地溺爱。我记得是清苦，记得一个15瓦的灯泡暗淡的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铺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记得三个孩子围坐在小圆桌上，吃两小蝶的咸鱼头菜，偶尔有点肉丝，父母总是让着我们几个孩子，但因为肉丝本来就很少，挑几筷子就没有了。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2毛钱的压岁钱，穿新衣服，可以有鱼，有鸡和许些平日里吃不到的食物。我父母和所有的人们一样，喜欢在春节前后让自己的孩子幸福和快乐几天。当大人们都上班，地上的鞭炮屑最后被打扫一空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快乐也随之飘散。

七岁那年，我上学了。随之家也从高旺郊区搬迁到市里九坊路居住。那里的建筑结构极其的不合理，不管昼夜，都是伸手不见五指，我那两岁的弟弟，整天都是哭哭闹闹，鼠虫蚁也特别的多。好在住了一年多就搬到了河西角咀路了。母亲也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上学后，懂事的我自己到居委会找到了湖火柴盒的手工回家做，一个月两担（两万只），每担三块钱，这样一个月可以帮补家里六块钱。有时候也到碎粉厂，凉果长领些薏米，生姜回家加工。放假了，领着弟妹（那时弟弟还没到读书的年龄），到竹器厂的沙滩去沙竹，头顶烈日脚踏水，把我们三姐弟的脸皮都晒得脱了一层皮，脸色黑黑的。才挣了30多元，但我们却觉得很开心。记得有一个假期，领着弟妹到母亲的单位做家属工，领了一辆斗车，到工厂里拣煤渣给工地（建河滨酒店时用来防潮铺垫地下用的)一斗车五毛钱，一天能挣两块钱，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能干。拉沙石，挑砖头的活儿，我都干过，上了初二的时候，可以做8 毛钱一天的日工了，不用那么辛苦了。弟妹在家做手工了。

66年刚上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是文斗。我常常跟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去散发传单，听他们大辩论，我不知道那些传单上写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很好玩。到了武斗的时候，可就惨了，很多工厂都停工了，学校全停课，真枪真炮两派打的稀巴烂。父母亲马上把我们送到乡下外婆家，那段时光，我记忆犹新。在乡下，跟着那些乡下的孩子在河边筑水摸鱼捉虾，在田间抓田鸡，上山摘野果吃，摘捻子到集市卖钱，帮外婆卖菜。记得有一次卖元西，捆好一扎扎卖的，五分钱一扎，卖到后来，人家给我一毛三扎不卖，五分两扎就卖了，我真的笨死了。这还不算，记得有一次，挑了一担35斤重的红薯藤到集市卖（外婆家到集市有4公里路）外婆交待两分钱一斤的，35斤重的担子对于一个才八岁的女孩子来说真的很重啊，在半路我实在是挑不动了，一分钱一斤给卖了，得了三毛五分钱，拿了五分钱买糖果（那是的糖果一分钱两粒），剩下的三毛钱丢失了，那种涙丧的心情无法形容，外婆也没有责怪我，抚摸我的头安慰我以后小心点。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啊。

蒙蒙胧胧的童年就这样跌铁碰碰地走了过来。有时候，人生中的一个偶然的细节，可以让你用一辈子的时光去体验和感受。童年的记忆于我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从头拾来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