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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展工‘书记’ 我挺你!!

时间: 2012-01-04 16:09:30  分类: 分享日志  天气:风 
昨天,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与全省社科专家座谈。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呼吁取消这个称呼,可以改称为合同工或临时工。此前,卢展工在福建工作时就呼吁,到河南工作后还经常呼吁,尽量不要用农民工这个概念。
卢展工以一省之书记的身份,敢于站出来为农民工的遭遇打抱不平,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令人感佩,它将有力地引导社会重新审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但是,假如直接把农民工改称为"合同工"、"临时工",甚至称为"科学家",或者干脆称之为万众瞩目的"书记",果真能改变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吗?农民工又能从中体会到尊严感上升吗?或者,如果把"公务员"改称为"农民工",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因此而下降甚至遭到歧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实,农民工的歧视感并非缘于虚名,而在于实利。农民工的经济地位长期处于城市的底层,"身上无衣被人欺",遭到城市部分素质低下者的歧视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国家曾经存在过。但笔者以为,改变称谓的做法其实于事无补。就像一个人被别人看不起了,重新改个名后仍无法改变其社会评价一样。

农民工的称谓自上世纪诞生后,便在很多城市里一直延用至今。期间,陆续有部分城市为了表达对农民工的尊重,改称其为外来建设者,并出台了不少改善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人们不难看到,上世纪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现在相比,已经不可同年而语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正逐步上升,乃大势所趋。这也是众多农民工在受到侵犯后,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益的主要原因,还有更多的农民工敢于在城里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社会利益分配过程中,农民工仍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很多遭遇仍然无法得到切实改善,比如低薪、欠薪、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等。笔者相信,即使他们的称谓改变了,这种状况仍将存在。假如将农民工改为"合同工"、"临时工",或者称为"书记",难道无良老板就会怕他们而停止侵害吗?或者说,改换成一个美丽的称谓后,企业就会为他们加薪吗?这种想法当然是天方夜谭。

要想真正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改变其称谓当然是方法之一,但最好的方法,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完善的农民工制度后,逐步增加农民工在社会生产环节中合理的利益分配,不断提高其经济地位,进而实现和城里人同工同酬同福利的愿景。否则,即使把农民工改称为"总统",换个高级甲,仍将无法改善其被歧视的地位。

文章摘编如下:

在每年一次与社会科学界专家的座谈会上,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带有歧视性,他呼吁取消这个称呼。由一位省委书记提出此一论题,无疑加重了其份量。卢展工的有关谈话,使中国这个拥有逾两亿人的庞大群体又一次进入国人视线的焦点。

卢展工指“农民工”称呼带有歧视性的根据是,“工、农、商、学、兵,是以职业来划分的。在这五个职业当中,哪有一出生就是工人的?哪有一出生就是商人的?唯独农民,一出生就是农民,以后不管干什么,只要是农村户籍就都是‘农民’。”卢展工还说,“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怎么是农民工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的极大不公。”

卢展工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跟上了,河南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务工者居多,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河南要带头。看来,这位省委书记难以接受这种称谓存在下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怪称呢?卢展工一针见血指出,“户籍制度是始作俑者,只要农民头上戴着‘农村户籍’的头衔,不管在哪里都是被称作农民。”那么,用什么名称代替“农民工”才恰当呢?又或者如何才可消除产生“农民工”名称的基础呢?确实值得思考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前称为“民工”和“外来工”(外来务工人员的简称)。早期民工工作时离土不离乡或短期离乡;“农民工”这个称谓,是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进城后才出现的,他们的特点是长期在城里工作。“外来工”带有地方色彩,是打工地的居民对他们的称呼。无论哪种称谓,都带有过渡性质,很难准确代表他们的身份。

户籍制是产生农民工称谓的基础,只要仍存在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之分,就仍会有“农民工”之称。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权利保障不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工拥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职业”身份,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流动,从1978年至今,时间达30多年,人数达2亿多,这是需要改变的不正常的现象。农民工群体为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作出了牺牲与贡献,也应该分享到相应的成果与待遇,包括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有序地接纳他们落户城市。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为改革户籍制度、吸纳农民工转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些城市已开始有关试验,收到一定效果。重庆据报做得不错,农民工转户进行得非常和谐,转户既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又促进了重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一体化。重庆市长黄奇帆自豪地说,“重庆农民工转户的实践,可作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借鉴与示范,这是当然的。”他说,城市化的进程,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不能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了,就把他们遣散回家,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也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达50%左右,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可持续30年。这个过程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可以预见,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农民工大量地转为城市人口,农民工这个别扭的称呼也会逐渐退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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