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塞下曲·其一》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

　　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由www.telnote.cn整理]

　　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2、《塞下曲·其二》qq男生个性签名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非主流的话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3、《塞下曲·其三》

　　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

　　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

　　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

　　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

　　4、《塞下曲·其四》

　　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

　　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

　　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

　　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

　　5、《从军行·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6、《从军行·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7、《从军行·其三》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

　　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8、《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9、《从军行·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10、《从军行·其六》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11、《从军行·其七》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12、《出塞》

　　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1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其二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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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

　　盛唐时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侧重于国家和天下的选取。科举取士与边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两条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举、明经寻求价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选取了出塞，选取了从军入边，渴望立业边疆，功就名成。于是，在边塞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社会的群体意识在时代的波涛中关乎人格的理想和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为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无论是“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都贯注着雄健奔放的气势，激昂慷慨的精神。边塞诗派虽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但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一

　　“盛唐气象”又称“盛唐之音”，自从林庚先生提出迄今，对其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总的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盛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用林庚原话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二是艺术风貌。关于此点古今学者论述颇多。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林庚先生认为此“兴趣”即“气象”、“风骨”，“羚羊挂角”喻诗歌的超脱，“无迹可求”喻诗歌的自然。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盛唐诸公之诗，为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现当代有人认为“盛唐之音”即“风骨”、“兴寄”等的结合体，指刚劲有力、明朗豁达的精神气魄、丰富的社会体验与饱满的政治热情，与作者创造出的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语言相结合，构成了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是一种自然的美丽。盛唐诗人多以气为诗，以诗抒情，即“雄厚浑成”。

　　盛唐气象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是指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构成的时代性格。时代性格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此刻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有人提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胡适就曾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因此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

　　，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755)，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一样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元、天宝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那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盛唐气象”的内核，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用心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个性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佣傥之气。它们不仅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礼貌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二

　　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份子取得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情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业的盛唐知识份子的感情共鸣。不管是否能够在边塞中立功，是否能够得遂初愿，他们始终热烈地向往着、追求着并沉醉于一半为理想所浸透，—半为现实雄奇豪壮情调所笼罩的边塞生活，这就极为自然地留下了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歌吟。吟唱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西安人，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国力强盛的盛唐，“这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正因身处这样的时代，诗人虽然屡遭贬抑，但却毫无悲观幽怨之情。他来往于经济发达的中原、东南地区，也曾去过当时的荒僻之地：岭南、湘西。之后又满怀豪情地远赴西北边地：萧关、临洮，写下了不少富有特色、充满“盛唐之音”的边塞诗，尤以七绝边塞诗最为著名。明王世贞誉其“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故而能够说，王昌龄的诗歌成为盛唐之音的先导，启开了盛唐气象的序幕。盛唐造就了王昌龄，更造就了王昌龄享有盛誉的七绝边塞诗。王昌龄边塞诗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其边塞诗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盛唐之时，“写边塞，说戎旅成了一代之风”，体现了唐人“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对异域文化之向往，汲取一切新鲜事物的胆量魄力”，“这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超多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王昌龄的边塞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

　　俗”。透过王昌龄的边塞诗我们能够看到“盛唐气象”。反映到诗歌中，首先便是精神昂扬，高度自信，关心政治，热衷功业，即便写“愁”，也被奔放、奋发的气氛冲淡了。其次，是雄厚浑成的艺术境界，严羽“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便为最妙的诠释，即便写“悲”也是“悲壮”。王昌龄在边塞诗中燃起宁边安民的理想之火，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用心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一样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职责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

　　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是举国上下，全民族关怀祖国统一和兴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毫无中晚唐边塞诗的伤感衰飒气。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体现了“盛唐气象”的“雄厚浑成”。如《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诗一二句写唐军开赴前线时，从青海、祁连、长城直到玉门关漫长的国界线上已是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大战在即。后两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表达了边防战士誓死保家卫国、不败敌兵、绝不罢休的决心。全诗意境开阔，感情悲壮，意蕴丰富，振奋人心。篇章结构上，承接自然，全无造作。整首诗作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决无低沉伤感。诗末两句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艰苦的基础上发出的更坚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王昌龄边塞诗“手挥利刃，以御外敌”的雄浑气魄。王昌龄边塞诗即自觉不自觉地染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具体论述其特色者，廖立先生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中的一段文字最为中肯：“王昌龄边塞诗不乏悲壮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调是壮丽的。王昌龄应对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讴歌着城头的铁鼓，匣里带血的金刀，追忆起十年苦战，边侮尘雪，这是悲壮的格调。但王诗节调轻快，色彩缤纷，悲壮中又有绚丽，王诗或登高而临海风，黄昏中聆羌笛而起乡思；或战罢日暮，掩埋战骨，云沙飞

　　扬，榆叶疏黄；或青海雪山，黄沙金甲，大漠日昏，红旗半卷，这是一种清俊飘逸之美，风格壮丽，色调明丽。”而这壮而不凄，明而不涩正是“盛唐气象”在王昌龄边塞诗中的体现，也正是其诗能“感动激发人意”的根本原因。王昌龄诗中表达的乐观豁达却成为唐音中稀有的珍品，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和烈火般热烈的激情，使其边塞诗成为“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的好诗。

　　国威的浩荡，文化的繁荣所生发的恢宏气势和阔大胸襟充斥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简短有力的诗行中流动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济世之心和报国宏愿。王昌龄边塞诗洋溢的正是盛唐气象，其精神实质与之后李(白)、杜(甫)、王(维)、高(岑)、岑(参)诗中所表现的资料实无二致。由此可见，“盛唐气象”是时代的产物。盛唐诗人们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那个时代尽管并非事事如意，但总的来说，国家、社会和知识分子个人前途都充满期望。王昌龄的边塞诗的思想艺术特征和成就，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种种条件。时至中晚唐，诗人们能够学到前人的创作技巧，甚至有所发展，但他们无法复制盛唐时代的客观环境和氛围。盛唐诗作中这种“无法复制”的东西即为“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