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们搬家了，离开了世代祖居的小山村，搬到了五光十色的县城；告别了低矮狭小的平房，搬进了高大明亮的楼房。

　　搬家，谓之乔迁，乔迁亦谓之一喜。但是，这次搬家，除了感受到家的方位和家的大小有了变化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喜的感觉。而且，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却一直喜不起来。城里有什么好，农村有什么不好，楼房有什么好，平房有什么不好，我真的说不出来。

　　其实，搬家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是，“一辈子不修工不盖房，落个自在王。”盖房搬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折射人生的况味。屈指算来，我至少有三次搬家的经历，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了。虽然都是搬家，但背景不同，条件不同，经过也不同，感觉自然也就不会一样。

　　第一次搬家，是在我当婚的那一年。守寡的母亲为了不让我打光棍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砖厂拣砖头，还到处磕头作揖地东借西凑，到头来总算盖起三间小出檐儿的砖头瓦房。搬家的那一天，街坊四邻都来了。婶子大娘，哥嫂叔伯，还有一帮儿小伙计，挤满了一屋子。那天，我从未见过母亲那么大方，从代销店里赊了两瓶酒，撮了一簸箕带皮的花生，犒劳帮忙盖房的亲人。等到月亮偏西的时候，母亲却念起了苦书，从小没了父母，三十多点儿守寡，倒不清的苦水。母亲哭，我也哭，娘儿俩哭成了泪人。等乡亲们好说歹说，才算有了头。这次搬家，我刻骨铭心，真正感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难，什么是恩什么是德。

　　第二次搬家，是我婚后有了孩子。母亲渐老，孩子见大，风箱灶台，家三货四，实在下不去脚了。母亲把我们两口子叫到身边，再次合计盖房的事儿。这次虽然没有第一次那么难，但也是平地里起鼓堆儿，何况父亲的棺材账还趴在大队的桌子上。唯一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家立业了。母亲看护着孩子，我们两口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拉石头垫土，垒垒抹抹的。小活儿自己干，起墙架檩的大活儿，请乡亲们帮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盖起了五间新瓦房。搬家的那一天，我简单地摆了两桌饭，妻子变着法地做了几个小菜，请乡亲们喝了几杯酒，聊表心中的敬意。母亲边拾掇边笑，但那个笑比哭还难受，噙满的泪花始终在眼里打转而没有掉下来。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搬进新房，好长时间没有垒上院墙，非常敞亮。即使后来有了院墙，也是柴门大开。南来北往的，下地干活儿的，串门儿借家什儿的，都愿意在我家或落脚，或磕牙或打个转儿。到了晚上，更是热闹。乡亲们聊起《三国》，诸葛亮简直成了神仙。侃起《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比单田芳说的还形象。讲《封神榜》的故事，总是一套一套的。虽然我们两口子都在单位上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吃“官饭”的人。白天，母亲陪他们打哈哈，晚上我还和他们甩一把。天天如此，习惯而又幸福。假如有一天串门来人少了，心里还挺难受，非常憋闷得慌。

　　春节前的这次搬家，时过境迁。有追求“城市化”的意思，也有孩子上学的实际问题，但无论怎么说，我也认为是赶时髦。搬家的那一天，家里又挤了好多人，新家旧家都有。有的给帮忙，还有的眼圈儿鲜红，闹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了晚上，家里安静了许多，既没有往日的场面，也没有往日的热闹，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见，静得让我害怕。晚饭以后，旧家的左邻右舍来了，我很高兴，赶紧搬凳子搬椅子让坐，但他们好久没有坐下。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但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隐隐约约地都能感觉出来。我很难受，就像一根针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们老远，嘱咐几近央告他们一定要常来玩儿，他们只说了一句“跟以前不一样了”，就算告别。回到屋里，我们两口子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怅然若失袭上心头。我说：“母亲守了一辈子寡，也没住上楼房。”接着便是相视而泣。后来的日子更是难熬，清晨听不见鸡叫，傍晚看不到炊烟，一台电视机就算代替了我们跟乡亲们的对话。妻子不知道去哪儿串门，孩子不知道找谁去玩儿，下班以后我也不想回家了。我们的心里真是又空又堵。是什么把我们和他们隔开了，我愕然。无奈，每逢星期天，我们就回“老家”过双休，为的是找那种感觉。

　　城里到底有什么好，农村到底有什么不好，我还是说不上来。也许过几年，农村也会有楼房，我还想着搬回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