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一甲

　　毕业后很少有机会写长文，这一篇写于今年6月，今天作为“媒老板”微信公众账号首篇发布，也算是给自己毕业一年的一个交代。时代慷慨，大旗已立，正如“媒老板”一直笃信的，最好的娱乐世界，幽默智慧的人都该有一份入场券。作为这个靠谱初创团队的一份子，无心打扰，诚邀有志于文化产业的兄弟姐妹一起加油，希望“媒老板”所做的功课能够为你的勇气帮上一点点忙。

　　（一）

　　六月份的北京有很多突如其来的雨。

　　大雨慷慨，学弟妹们晒着毕业照和视频，多少带出了去年毕业那股子潮乎乎的气味。

　　去年此时的我简直狼狈。

　　整个大四下学期的白天都献给了公司从3月开始的管培计划，而大三已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跨专业蹭课和实习的我，毕业季变的负债累累：除了上班，还有6门毫不轻松的硬课。这6门课连同毕业论文一起填满了我可怜的晚上时间。六月最后一周，连着40个小时不睡觉，一杯接一杯黑咖啡，撑过了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三场的数学专业考试。我终于艰难毕业。

　　从北大数院艰难毕业的我，执意于要做与文化创意有关的事情，便一意孤行去了一家外资的4A广告公司。这份工作像一个放在跷跷板上的皮球，一头连着商业与市场，一头连着创新与艺术，为了游戏得以继续，哪边都怠慢不得。

　　有句话说，Advertising is the rock’n’roll of the business world. 大概是类似的感觉鼓舞了太多人，这一年，我见到了无数鲜衣怒马、热情喷薄的青春，正如美剧《广告狂人》和《疯人疯语》里的那样，他们不知疲惫，振臂高呼，飞来走去，过着“越糟糕越精彩”的生活，躁起来，过把瘾，把年轻的骄傲与赌注大把大把撒向广告人的狂欢世界，带着商业的镣铐起着艺术的舞蹈——而我也终于成为其中一员。

　　在工作之外，我还和好朋友一起做着一个小电影工作室，与形形色色的人谈片子、深夜憋足了劲写片子、风雨无阻地拍片子，享受着颇具快感的创作和自由。

　　就这么两边折腾着，忙的时候像一只昏昏欲睡的陀螺被事务抽的团团转，闲的时候悠哉悠哉淹没在电影书本的海洋里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年的时间快的如同一场从去年6月一直下到今年的倾盆大雨。

　　（二）

　　Ella是我公司的客户群总监。

　　做到这个title，要不是因为她活力四射的外表，很少有人能相信她是85年生人。

　　Ella 19岁就大学毕业了。大学的时候，她是传媒大学的冠军辩论队辩手。如今的Ella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演讲家，也是最出色的商务谈判者。这个能力，多次被有着Ella演讲的会议之后簇拥而来的人们的热切眼神给出了极好的证明。绝佳的口才给了Ella极强的说服力和气场，也成为她能够镇得住公司一群比她年长的下属们的法宝之一。

　　关于Ella的精彩故事是另一篇文章可以做的事了。而这里我想说的是，入职第一个月内，我就成功地被Ella训了好几次。

　　在外资广告公司，几乎没有办公室zz，人人以才华论英雄，加之我自命不凡的小调调，刚入职的时候既锋利又蛮横，常常理不直气壮。

　　第一次是因为她派我去给客户提案，我屁颠儿屁颠儿踩着点赶到客户公司楼下，Ella已经等了我一阵子。那时我穿着个白色泡泡裙，宝蓝色的平底船鞋，拎着一个卡通布袋包，红脸扑扑，自信满满。Ella见我第一句话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正装吗？”，我答：“这不正式吗？”Ella气的扭头上了楼。

　　第二次是一次会议。会议是头一天下班后供应商临时邀请的，我马马虎虎答应，以为供应商会给我们公司的所有与会人员发会议邀请，结果第二天会议时间已到时，总监还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而堵在路上。会议一结束，Ella就把我叫到一个空会议室。偌大的房间，Ella坐在我正对面，我知道面前即将是一场血雨腥风，张嘴就要为自己申辩，Ella一句话先把我堵回去：“为什么我每次说你之前，你心里总都有一句话在等着我呢？”

　　到后来，我对她滑稽的对峙方式让Ella几乎已经在享受对我的调教了，她对我的严苛也逐渐演变成为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

　　每周一由我组织的wip会议，Ella多次皱着眉头盯着我打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说：“为什么不正反面打印？为什么表格的格式这么不美观？”

　　在厦门准备年度提案的头一天晚上，这句话被换成了更严重的说法——Ella锁紧了眉头盯着我做的PPT，直接丢下一句：“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审美？”

　　Ella每一次的打击都让我脸上发烧，接着就是不得不面对的苦到深处人艰不拆的将功补过，但最气人的是她永远是对的。

　　当然，Ella对我的打击和抚慰总是打包而来。入职第一周，就让我做比稿提案的主讲人，入职半年内，这样的机会有了四次。比稿提案主讲人破格给一个初级职位的人，公司还从来没有先例。后来有一次Ella单独约我吃饭。Ella说，说实话你和我当年很像，你连笨手笨脚的模样都和我当年很像，你有那股劲儿，头顶小太阳，你的小宇宙很能感染人，甚至我都羡慕你的灵气和天资，但是，就目前的你而言，你就应该做一只小海绵，别管自己有理没理，你就去吸收，什么都吸收，吸进去，不好的吐出来，吸进去，再吐出来。至少吐这么两年，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两年还没到，但我已经相信她是对的。

　　蜕变的过程几乎是难堪的（以至于我常默念“厚的脸中脸，方为人上人”），但在她一次又一次全情投入的打击和打击之后的抚慰之下，我开始学会淡化我拥有的东西在心里的地位，开始学会把自己的棱角交付出去，把小调调镇压掉，把心底敞开。渐渐地，我学会了从说话到做事都逐渐考究起来，学会了对服务客户的每一个细节都洞若观火，也学会了如何把表格和PPT都做的像一件艺术品。

　　（三）

　　而在此之前，我总是毫不惭愧地说自己是一个纯种理科女。

　　十年的数学竞赛磨砺，加上四年北大数院寒窗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被培养起了一座被数学方法论宠坏的世界观。

　　如叔本华所说，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

　　数学带给了我们一种自由，是超脱于现实的近似和误差的自由，也是摆脱人类情感束缚的自由。我们用这种自由，设计符号和公式，建立概念和理论，简化和领悟经验世界，改造成干净漂亮的世界图像，达到均衡与美观。——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与数学简直如出一辙。真实世界摆在那里，数学家造起了公理大厦，艺术家创造出了作品，可不都是一种美的抽象么？

　　很可惜，真实的创意工作并不浪漫。抬头嗅着艺术的浪漫香水味，低头做着六神花露水的活儿。

　　创意工作本身是对现实的直面和解读：从自己的心智模式里走出来，洞察他人的想法，笨拙地归纳总结，然后苦思冥想、反反复复、推倒重来。

　　好创意的诞生无法一蹴而就，其过程非常艰难，包含很多枯燥功课。过去很多灵光一现“拍脑门”的做法需要改，过去像一个数学家一般自诩的“我从不记东西，我理解东西”的习惯也需要改。

　　真实的创作过程，和叔本华所说正好相反，既不能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也无法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

　　信息海啸的世界里，你的作品凭什么可以破雾走来，沉淀在人们心中？

　　除非你跋山涉水，抽丝剥茧，这过程又要权衡各方利弊，路途遥远，何止九九八十一关。

　　（四）

　　工作之后，我被问过无数次，过去的数学对现在的工作有用吗？

　　有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我一度总是熟练的回答，用处大抵在于数学带给我的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

　　但真实远非如此。

　　一个一个因为灵感枯竭跪在椅子上与自我狠狠较劲的深夜，百出的状况反复挑战着我过去的理解。事实是，思维只代表着处理问题的开始，好的创意无法落地，就无法形成可摸可见的价值，就没有人有理由去为之买单。

　　思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在任何时代，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你永远不可能靠思维战胜对手，哪怕是近期红的发紫的“互联网思维”也不行。打动人心更是一件比演算数学题难上百倍的事，打动一次可以，想总能打动人心，除非你是心脏起搏器。

　　但我依然笃信，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如果说过去所学真的有用，那是因为思考创意和思考数学很像，熬夜是不够的，还要拼命保证熬夜的时候头脑也极度清醒；灵感是不够的，灵感突突蹦出的时候还要拼命保证一根准确的逻辑线；拼脑力是不够的，走到最后都拼的是体力和决心。

　　无论是做广告，还是做电影，90%以上都是几乎让人难堪的工匠活儿。如果当初选择的是一份体制内的安稳工作或者金光闪闪的金融职务，会不会更好？

　　我不是没有质疑过自己，但意志力无非就是两件事：别回头，别低头。

　　人在关口上往往是不计对错的骄傲姿态在起着作用，支撑着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我常开玩笑说“艺术最终属于放弃治疗的人”，的确，习惯了数学的线性思维，用于今日的创意挖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破”和“立”的过程。就像里克尔说过的一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或者做到极致，或者彻底不干，没有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五）

　　好的作品是一件值得用一生追求的功课。

　　很多压力倍至如临大敌的时刻，我时常想起数院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想念有很多蚊子和浓浓花露水味却永远一座难求的本科生阅览室，想念凌晨两点从理科一号楼梦游般晃悠回宿舍的一路月光，想念为了一道题的理解不同而和室友争执辩论两不想让的面红耳赤，而尤其想念那些埋头于厚厚的书本砖头，感觉自己仿佛正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头脑对话的孤独漫长的夜晚。

　　那一个个夜晚构建起我少有的理性：认清自己的价值，不在于你发光发热的时候对自己的评估，而恰恰在于你迷茫无措时候，对自己的清醒判断和坚持。

　　我的一个朋友说，人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你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停止呼吸的时候。

　　我认识的大部分北大同学，无论嘴上如何言说，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希望永远没有如上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的欲望。

　　今年五月份参加初入燕园时的党培班聚会，30个同学里，我是全班唯一一个本科毕业就工作的。这个事实常让我用来自省，如果我今天还没有走出校门，我会一到晚上下班脱掉高跟的时候就开始想做什么饭看什么剧怎么添置食材和呵护花花草草吗？大概不会。

　　我今天虽然步入了职场，虽然工作大抵顺利，与同事相处和睦，没耽误升职加薪，但我还是一只小海绵，还没到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安稳日子的状态，也依然没到走出全情投入求学问道阶段的年纪。学生时代的那股“劲儿”，不能遗忘也不能失去。得继续头顶小太阳，不忘初心，即使没有始终。

　　（六）

　　拍出电影《终结者》、《泰坦尼克》和《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是好莱坞公认的魔鬼，也是一个对世界孜孜不倦的好奇者。1977年电影《星球大战》上映之后，卡梅隆说，看完后的感觉，像是被人在屁股后面踢了一脚。他在路边呕吐，那是兴奋，也是恐惧。他说，再不动手的话，神奇的想象都被别人拍完了。

　　我在遇到出色的同辈人时，也常有这种“头顶炸响惊雷”的感觉。我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学识和积淀，如果努力也是普通的，勇气也是普通的，又拿什么去指望一个不普通的自己？

　　概括地说，毕业这一年，我进了一家4A广告公司，经历过4次比稿，做过4次提案主讲人，搬过3次家，升了1次职，被竞争对手公司挖了1次但又决定留下；毕业这一年，我写了无数剧本，大大小小，有的做枪手，有的留了名，写的第一篇长篇电影剧本获了广电总局的剧本扶持奖项；毕业这一年，我哭过好多次，7成是因为孤独，2成是因为压力，1成是因为想家。但感觉最幸福的一次哭泣，是我在写了一整天一个关于上世纪两姐妹如浮萍般命运的剧本后，跑到阳台大哭了一场。那是我第一次被自己的创作打动，感觉真好。

　　电视人陈虻说，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不要堕落。

　　不要堕落，我常常用来和自己说。堕落不是说人生开始走下坡路，而是不要仅仅满足于眼前自给自足的日子，我们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

　　一个和我去年一起毕业进入广告公司，后来很快离职去了一家电影公司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创造力与纯真有关，所以要抵御某些无意义的成熟。

　　我喜欢的人身上大都有一股劲儿，对生命、对如何存在满腔热血，眼中有路，心中有光，闯闯荡荡，不知疲惫，一直错到对。

　　我好想和他们一起，不为彼岸只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