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的渊源都存在于利益中，利益对制度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力。游离于社会法规之外并未民众广发接纳的“潜规则”，就是固有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反应，这种“潜规则”既可以成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能从侧面消灭制度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因此，制度只有与利益契合，发挥其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才能真正深入民心.. ----顾伯冲《战国：一部改革史》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zz、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zz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男人成为父亲是一种社会制度，女人成为母亲和别的动物一样，只是生理本能驱使的，这是决定性的区别。如果男人真心真意想当个好爸爸，那就是真心真意遵从这种社会制度的完蛋的烂男人。可爱的女人是能看透这一点的。其实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需要的不是个好爸爸，而是个好男人。不管老爸给买多少玩具，女儿或许会感谢，但不会尊敬的。只有老爸作为一个男人发挥魅力的时候，女儿才能弄懂男人的威仪。不光女儿这样，儿子，老婆，孙子辈都一样。好爸爸烂爸爸的区别不在于给女儿做了什么，而在于给女儿展现了什么形象。看着烂爸爸(真心真意遵从社会法则的爸爸)长大的女人，看重的是耍点小聪明，而不是性高潮。也就成了烂女人。 ----村上龙《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

　　●同时不满于现在的社会制度，但改变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手段却不同：一是改革，二是复古。黄定忠

　　●“原来，不是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社会制度，而是这样的世界决定这样的社会制度。” ----愤怒的松鼠《疯巫妖的实验日志》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学派所发现的种种事实及其理论中情不自禁地反映了出来。精神分析之所以在那些国家兴旺发达，正如本章开头所述，既有学派创始者的深远的思想根源，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因为把人的一切行为归结为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恰恰是西方心理学机能主义阶段的思想主流，它既符合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人们精神生活上的反映，而这些反映是需要为之做出解释的。以弗洛伊德为创始人的这个精神分析大家族，不管它的成员如何复杂，它的学说如何演变，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思想总倾向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不合理制度做辩护的。 ----李汉松《心理学的故事》

　　●环境决定论其根本的错误就在于把现象当成了本质，然而一切的现象变化都是在目的性需求追求方式的变化而产生出来的变化，并不是人的本质和判断一切是非的道德价值标准在发生变化，而是佮佮相反，当社会制度分配制度极不公平的时候，根致在人性之中判断一切是非道德价值标准的平等需求，在绝大多数广大人们心中要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开始反咉出来，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通过暴力去推翻社会不合理分配的现象产生出来了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集体暴动的自发性也同样出现在个人情绪的爆发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相对较少的罗马尼亚持异议者中，很多都是党员——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决心要与现行制度决裂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对社会的不满往往局限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多年以来整个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很多年以来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部门所控制。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烈的抗议也要临改变措辞？ ----诺曼·马内阿《论小丑》

　　●进入20 世纪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土地、拥有自己的家，成为整个社会的目的。20 世纪的政府宣称这才是民主主义。发明这一社会制度的是美国。美国的zz家们洞察到，人人都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将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于是，他们开始不断促进城市周边的住宅用地开发，并利用住宅贷款制度给希望拥有私宅的民众以金融援助。 ----隈研吾《撕碎建筑的硬壳》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一位著名人物曾说过，在一个社会里，天才总是自有办法，而蠢才却是怎么办也不行，幸运的是，这两类人物在社会中占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而社会制度若能为这绝大多数人提供激励机制，那么社会便会产生很大的活动空间，且多半会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石康《石康微博》

　　●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接下来需要奋斗的地方，中国需要尊重人性原有的尺度，更现实、更深入地达成个人及社会的解放，并用社会制度把中国人思想解放后的成果固定住，使社会从中受益，这是中国当下最急需做的事情 ----石康《石康微博》

　　●古印度与希腊、罗马、中国不同，它没有历史观念。时间是梵天的一场大梦。那是mayas，一种幻象。因此印度的社会制度起源与模式，不似希腊或中国般在于古代。种姓制度不是由一个像皇帝那般的神话英雄，或像莱克加斯般的传奇性立法者所创立的。它是自行孕生的，虽然是经由神、宇宙的旨意，出自于社会的土壤与底土，有如植物。种姓是jati，而jati是物种。种姓就某方面而言，是自然的产物。它的模型就是孕育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 ----奥克塔维奥·帕斯《印度札记》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由采集进入农业社会，就是由即时的满足变成延迟的满足——以前，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果子吃，如果没果子摘，直接饿死倒也痛快。然而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为了有口吃的，得从春天一直忙到秋天。所以，他认为文明的本质就是压抑，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生产劳动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建构上去。由“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是人类难以排遣的精神创伤。归根结底，6000年来的文明，是以普遍的匮乏和窘迫为基础的。 ----肉唐僧《被劫持的私生活》

　　●农民依然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在城市生存，他们没有单位是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他们是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他们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他们本能地复制着村庄的模式，只有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才能够形成信任关系，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够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够意识到他活着。 ----梁鸿《出梁庄记》

　　●在中国,卖力最多的人,往往只能得到其劳动成果里的一个零头,这使得中国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一个人若是不用其最好的方式运作,它不可能对社会贡献出最佳结果,而如何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其能其力,是社会制度完善的标志. ----石康《石康微博》

　　●对这句话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可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天爷【即社会】会关照所有人，对类似“瞎家雀”一样的弱势群体也会给以关照，帮助他们解决生存中的困难，体现出社会制度的优越。好像说这个群体就可以坐等这种关照。实现饿不死【即生存】的目的。而另一些人则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瞎家雀”靠自我求生的潜能去挖掘社会提供的机遇，他们觉得被别人关照还不如自己去努力创造。这类人脑海里的榜样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各类弱势条件人的创业实例。

　　●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tesome l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辉格《沐猿而冠》

　　●罗素认为，人从事zz活动源于四个动机：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和权欲。虽然占有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竞争欲却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动机。虚荣心是一个有着极大潜力的动机。权力欲同虚荣心一样，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只有无限权利才能使人完全满足。权力欲这一动机究竟引导人做出有益的行动还是有害的行动，取决于社会制度以及个人的能力才干和道德品质。另一个重要的动机是追求刺激。人优越于畜生之处表现在他们会感到厌倦。文明生活已变得十分沉闷。于是，人们以各种方式追求刺激，以摆脱厌倦（有点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倦怠和无聊）。追求刺激具有破坏性。因此，我们必须为满足这种冲动提供无害的发泄途径。 ----罗素《论人性和zz》

　　●还有啊，《士兵突击》得奖我也觉得有问题，尽说漂亮话啦，什么不抛弃，不放弃，这不是胡说嘛，要知道，许三多要是对任何事情真的那么认真，不抛弃不放弃，那么他怎会去当一个小兵儿？我们的社会要让这么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去当小兵，那这社会制度定得也太不合理了，许三多最好去搞科技创新，那里急需不抛弃不放弃的中国人，要知道，我们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现实是，中国人在难事儿面前，在有益于全人类的事业方面，几乎全部抛弃了放弃了，而遇到容易事儿，我们人人都可做到不抛弃不放弃，我本人对每天坚持吃饭这件事从来就没抛弃没放弃过，这使我可以顺利地活到今天，呵呵。 ----石康

　　●我们的制约不是来自外在的社会制度，而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外在只是内在的延伸，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内在的合力造就了目前这样一个社会。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不发生深刻的改变，那么任何暴力革命和颠覆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仍然被禁锢在原来的监狱里。监狱永远是一样的，只是看守换了。 ----张方宇《张方宇的腾讯微博》

　　●在当今社会，公众的顾虑、恐惧和愤怒往往不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原因有两个。首先，公众长期抱有不满情绪，会损害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它会降低公司和政府的效率。因为公司和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工成本反复评估每一个行动，以保证他们的决策不出纰漏。其次，愤怒的情绪会侵蚀民众对于我们基本社会制度的信任。长此以往，当决策者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紧急关头，没有人会给他们说服公众的宽松环境。 ----《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

　　●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

——2014年9月26日**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讲话 ----**

　　●无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冲击 单调普通又平凡的日子里 我做着各种琐事 灵魂变得暗淡 仿佛过上了将死的生活 于是担忧不期而至 思度人生的美好意义 但现实总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去幻想 在呆板空洞的社会制度下 我们的行为又归于平凡 所以才会对爱情如此憧憬吧 但我们所行并不是所想 更不是如何思考那些深刻的生命意义的 我既没有与某人交谈的心情 也没习惯取悦他人 我不受环境影响 但有人伤了我 我还是会隐隐作痛 但恢复的时间很短暂 于是变大某种程度上的强大起来 我不是文青 某人或大多数人总是看着事物的表面然后赋予代名词的无实质定义 但我的却是个愤青 某种意义上也是恐怖疯子 反社会也许就是我的未来 然后我能在暴力的黑暗面与平静的内心平衡得恰到好处 总之 我就是我

　　●是枝与我，都有被陈旧古老的大和精神和习惯所束缚的地方，又有向往像现在年轻人潇洒自由的一面，这种被吊在半空中毫无分身之力，既无法放弃又无法前进。也正是这样才会使是枝作品当中环绕着那种悄然无声但却非常纠结的嘶喊。我们都是1962年出生，我们这个年代的日本不同于现在的井然有序，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疯狂的年代。巧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头脑派，又都是朋友的朋友这样相对比较近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办法面对那些因为社会情势与人们内心的碰撞而产生的火花却还装作无动于衷。虽然他们是长期闭塞与安定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牺牲品。虽然过于极端，但他们内心中那些无法掩盖、无法控制的能量，绝对不能视而不见。 ----茶乌龙《知日·步履不停，是枝裕和》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 ----约翰·罗尔斯

　　●中产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一个逐渐健全的社会制度，有好的土壤、阳光、空气和化肥，这样这个阶层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毕竟，谁都不想成为过客，谁都希望长久稳定，谁都愿意继续往上走走。 ----方莹《焦虑的中产》

　　●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认为自己是个丧逼，那你就真的会永远丧永远点儿背了。没钱就努力挣而不是骂社会制度，没朋友一定是你性格问题不怪别人，搞对象这事随缘该有时候自然有，至于孤独根本是可以被享受的东西。如果你非得觉得这个世界欠你的，那么世界一定对你说“就他妈欠你的了！爱咋咋的！不服死去。”

　　●多少次，面对不公，我们总是望洋兴叹。在成王败寇的人生棋局中，穷人总是输家。我们变得厌倦了谎言，麻木不仁，视自己为受害者，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我们怀疑自己，进而怀疑信念，怀疑社会制度，怀疑法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