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越清淡的人,活得越有趣
你的心态能否清淡,全看自己
如你要喝浓茶,就可以多取一点茶叶,你要想竭淡茶,就可以少放一点茶叶。你要想费心,就多牵挂一些事。你要想淡心,就少为一些事烦恼,这样快乐就会从天而降。南怀瑾曾言:“智慧真到了极点,就是最清淡的人。
看透人生种种难堪的局面,才能知“清淡之心”多么有用。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
清淡是曾国藩崇尚的人生涵养,在他看来:
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
那些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之人,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的确,“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
由于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但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些,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精神修养,即治心。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在曾国藩看来,精神的修奍,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心不静,幸福来不了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人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补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凋一个“静”字。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问题,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有爱憎、有刚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面,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
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静那么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功夫好的人。
当我们忙的疲惫烦乱的时候,有意思的事会越来越少。这时候,不妨静坐,让自己沉静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
甘于平淡,才算真正到了境界
所谓平淡,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
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入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产生不偷快的心境。
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改过,从心开始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内容有相当—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
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时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口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等语,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
此外,从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经过多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
无贫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能成功的原因,就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因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尤其对明哲保身有独特运用。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人了佛道的内容。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
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老子曰:“淡兮其若海。”志得意满时,万不可骄傲狂妄,得意忘形。对于取得的成绩,别人吹捧时,不能忘乎所以,要淡然置处,万不可有“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蠢行。
于世人而言,在志得意满之时更应崇尚清淡,既不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也不可骄奢浮躁,玩物丧志,要心谦身平,脚踏实地,依然故我,追求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