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大学生曾参加过13次高考
41岁大学生曾参加过13次高考
为进大学高考13次，上了大学却发现前景迷茫
“当代范进”曹湘凡：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
再过几天，41岁的大学生曹湘凡就要进入自己的“毕业年”了。日前，他给记者发来短信，声称“前景迷茫”。
他曾对大学无限向往，为此，他参加过13次高考，被戏称为“高考王”、“当代范进”，最终在两年前考上了湖南长沙的一所专科学校，读的是法律。中午，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总结自己的感受，语气轻蔑而又失望，“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尔尔。”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自己“对大学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负责任”的丈夫和小有名气的高考家教老师。多年来，在长沙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以辅导高三毕业生为业。他略带悲壮地宣称：“高考是我最后的情人和救命稻草。”
但他不想再专职辅导高考学生，尽管这项工作的收入远高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曹湘凡固执地认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如今，他强烈地渴望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各种保险和养老金，比如教师和公务员。他担心：“如果没有保障，万一我出了车祸怎么办？”
这位曾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名人，蜗居在远离学校的一处很不起眼的平房里。他告别了几年前和一些卖菜、打工的邻居共用一间厕所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厕所和厨房连在一起，中间无遮无拦。
因为每晚都有家教，他没有住校，想象中的寝室卧谈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他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起床坐公共汽车去上课，下午又早早离去，直到深夜11点后才能回家。而到了高考前的一个月，他便请假，一心辅导众多考生。
“没办法，我要生存，要赚学费，要抚养孩子。”曹湘凡苦笑，他说，“生存是第一要素，没有生存，就无法谈理想。”这位看起来还算乐观的男子自嘲“别人是享受大学，而我选择了奔跑的方式”。
老曹在进大学前，还对那里充满幻想，以为大学是一个高谈理想、洋溢激情的地方。不久，他发现自己错了：那两种东西对大学而言，“很奢侈”，“不现实”。
他自称读过尼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作品，但如果和同学去谈这些，“别人会认为你是疯子”。不过，他还心存一丝希望：也许在北京的主流大学里，有人会谈吧。
其实，曹湘凡是抱着“试一试、读一读、看一看”的心态走进这所专科学校的，因为妻子对他下了“不能再考”的“最后通牒”。
他曾经豪情满怀，对记者宣称，只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专业、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系、湖南师大的中文系，这些理想的本科院校和专业，我才去读，不然只会浪费时间，失去自己的个性”。
而在几位任课老师眼里，他学习勤奋，“整体表现非常不错”。这位被同学们称为“曹叔叔”的学生据说从未迟到过，且上课精神抖擞，喜欢提问，“只是在后来，他认为大学不如想象中的理想，请假就多了”。去年的某个晚上，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记者还收到他的短信，称要退学再考。
大学课堂里热烈的争论，是曹湘凡一直期待的场景，但很少出现。“我感觉和高中课程差不多，也是满堂灌。”他沮丧地说，尤其是上大课，“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真理越辩越明。”他拖着浓重的常德口音说，“没有探究性的学习，大学生的素质怎么能提高？”
曹湘凡同学相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大学”，因此，他自称“暗淡无光”的大学生活，并非一无是处。这位学生对几位老师心存敬意，称“这样的老师如果多一些，大学才有意思”。
他最初听“犯罪心理学”课，“没有感觉，像听天书”，便给老师提意见：你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没有情景对话。还当面批评那位心理学博士“博士不博，硕士不硕”。老师态度谦虚，也不生气，还说“我会努力改进”。以后每上完一堂课，又主动询问曹湘凡：“我讲得怎么样？”
在这位老师的推荐下，他从图书馆借出了第一本书《梦的解析》。也是这位老师，顾不上吃中饭，陪着情绪低落的曹湘凡聊了两个多小时。
“商法”课的老师还是一名律师，他的课让曹湘凡“有一种愉悦的感受，也能发现自己知识的千疮百孔”。他用“大家风采”、“广征博引”、“信手拈来”等词评价自己的老师。“有的老师讲民法，绝对不会讲刑法。”曹湘凡说，他是“心血来潮似的讲法”，不以教材为中心，放得开收得拢。这位大龄学生诚恳地表示，“他是大海，我是小水滴。”
不过，他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注定会留下许多遗憾：没有上过选修课，没有见过法槌，没有打过球，甚至，没有时间在校园内闲庭信步。他唯一参加的一次集体活动是去“农家乐”野炊。“这是一次快乐的休闲，也是浪漫的回忆。”他笑着说，“好像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
他的大学生活似乎单调得只有上课和家教。不过，他写过的几封信倒值得一提。
一封写给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信中表达了想去人大读研，要求破格录取的愿望。他列举的理由如下：在高考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外语考试过不了关；“对你这个权威校长的权威语言非常崇拜”；“希望和高素质的人才一起学习，提升自己”。
纪校长没有回信，他对此揣测说：“这证明我没有达到他破格录取的资格。”
一封信写给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批评他的两句话不合逻辑”。去年，张厅长在一次在线访谈时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从总体上来讲，通过扩招以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并举例说，现在大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能力比过去强多了。曹湘凡不认可这种说法。
在信中，他称对方“张老师”而非“张厅长”。“我是以大学生的身份与他交流，叫他张厅长就是官话了。”他解释说。他还给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写信，提出“高考命题要有学生参与”的建议，指出“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脱轨现象”，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予以了回应，书记委托秘书给曹湘凡打来电话，转达了六个字：小伙子，好好干。他为此深受鼓舞。
但身为一名高龄的专科生，41岁的“小伙子”很难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他为写作论文《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去一家检察院调研，并向办公室主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工作，需要什么条件，要找什么关系？
他愤愤不平地转述对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们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连扫地的资格都不够。”
他不满中国普遍存在的年龄、身份和学历歧视，羡慕美国70岁的老人还能做消防队员，还援引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说，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叹：“40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却是找工作的黑色岁月。”
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著的典型写进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简历，没有回应。他想报考公务员，但超过了年龄。他打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学了3年法律，不考，会很遗憾”。他也希望有人请他做培训师，在全国巡讲，培养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长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独自一人住在那间逼仄杂乱的屋子里，凌乱的床边是一堆凌乱的报纸，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这位大学生没有电脑，还不会上网。他在大学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学会了发手机短信。
他曾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现在，他的自我定位变成了“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他房间的书桌摆满了各种高考资料，《中国行政诉讼法》、《简明证据法学》等几本专业书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学的那一天就生气地离开了他，去了深圳，她预言丈夫“一毕业就会失业”。但老曹总觉得，“多读点书是有用的”，虽然，他连妻子基本的梦想都没法满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长沙买个二手房。
至于待在农村的年迈父母，对这个执拗的儿子已没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谈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违法”。
刘鹏，曹湘凡入学以来的辅导员，却呼吁企事业单位能给他就业的机会，“他心态正常，毅力坚定，相信以后的工作也会很扎实”。对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刘老师赞不绝口，称他的精神可嘉，“对社会也是一种激励”。“我愿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他。”刘鹏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连续两年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
曹湘凡会不会成为悲剧
曹湘凡读了有关杨元元的报道，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是一个伪命题，我只是像杨元元一样的千百万弱势群体中有抗争精神但无力回天的一个缩影。”
杨元元，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贫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活。曹湘凡看着报道，悲从中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只是比她坚强一点，没有自杀。”
也许是受杨元元经历的触动，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他悲观的一面。几天前，他还认为自己不是悲剧人物，也非高考失败的个案。
这是我第二次采写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们偶有联系。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一个“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处打工，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梦想促使他为进大学历尽艰辛苦斗了漫长的岁月，也导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独居长沙，妻子远在深圳，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渐渐长大，没有父母之爱的陪伴。
我几次善意地提醒过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我发现，这种现实的观点在他的理想面前显得很无力，也很难被曹湘凡接受。因为他的内心认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人，就没有地位就“人微言轻”，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如今，马上要大专毕业，他希望“多年的媳妇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问他：“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的退路是：做一辈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临的尴尬处境：学历不够，年龄过大，因此，才把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本报的报道之上。在一个为选材设定了学历层次和年龄限制的社会，这是一个略显天真而又无奈的举措。
但就业观念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和反应，朝夕之间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圆梦”的难度很大。尽管，他比许多大学生更有见识和意志。
我当然不会去指责曹湘凡有点“偏执”、太不理性，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家庭观。对这样一位坚定的追梦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适的归属，感受到社会的理解、包容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