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帆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导致劳动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积极的。比如，勤奋的工人理应比懒惰的工人收入高，聪明人比笨人挣得多。影响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们预见到未来可能会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增加储蓄，这是一种明智而审慎的行为。《伊索寓言》中写道，蚂蚁在夏天的时候忙着储存过冬的食物，知了却天天唱歌嬉戏，到了冬天只好饿肚子。

　　一个社会中收入最高的10%，往往聚集了这个社会的精英。当我们谈论收入不平等的时候，“10%”们很容易产生反感情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得来的。

　　但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10%”们。

　　阶层中又分阶层。在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再区分出“1%”和“9%”。“9%”们可能感到自己已经能够和“1%”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只有“1%”们才知道，他们的世界和“9%”们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从“9%”到“1%”，像鲤鱼跳龙门一样困难。

　　在“10%”中的“9%”，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只有到了更高的“1%”，甚至是到了最高的“0.5%”，资本收入所占的比例才超过劳动收入。在“1%”中，收入越高，房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越高。金融资产又主要以股票为主。来自股票的收入又主要来自于股票的分红，而非股票增值后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20世纪80年代之后，首先在美国，然后波及其他国家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出现了一批高居“1%”的拿天价年薪的“明星经理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5%，这其中3/4尽入“1%”们的囊中。

　　为什么这些“超级经理人”能够拿这么多的钱呢？

　　如果我们相信，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技术革命，只有少数明星企业家才能出众，顺应了趋势，因此，他们拿那么多钱是理所应得的，那么，“超级经理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但为什么我们只在英美等国家看到了这一变化呢？

　　观察收入最高的“1%”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级经理人社会”主要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在6%——8%。到了2010年，美国的这一比例已经高达20%，英国和加拿大的是14%——15%，澳大利亚的是9%——10%。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同样有所提高，但趋势要缓和得多。难道只有美国出现了互联网？难道只有在美国出现了对特殊的企业家才能的需求？

　　如果我们同意，“超级经理人”的天价高薪是因为他们才能出众，那么，我们怎么解释“1%”和“9%”之间的巨大鸿沟？年薪在10万——20万欧元之间的“9%”，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仅稍快于平均水平，而年薪在50万欧元，甚至100万欧元之上的“l%”，收入水平则大幅度提高。假如收入是由能力决定的，从“9%”到“1%”，收入应该是逐渐提高的，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跃进呢？“9%”和“1%”这两个阶层的成员，无论从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还是工作经验上看，都相差不大，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是你的老板比你聪明，难道他能够比你聪明5倍，甚至10倍？

　　其实，我们不必再掩耳盗铃。“超级经理人”得到天价年薪的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年薪大多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大部分企业都有薪酬委员会，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要么是高管的朋友，要么是和他们一样有钱的“1%”，有意或是无意，他们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要求给高管更高的薪酬。这不能只是责怪他们贪婪，而是要认识到制度是有缺陷的。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当高管在决定自己薪酬的时候拥有太多的自主权，将会带来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并且带来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