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凤

　　选择对了，方向对了，那就成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领导人一个穿着就可以对群众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此时，潘石屹对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的“铁饭碗”不以为然，他觉得时代在发展，自己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于是，潘石屹变卖了所有家当，离开了管道局。他想去深圳，但没有特区通行证，只能花钱走旁门。他找到一个人，带他钻过一道铁丝网，对面就是深圳。

　　只隔了一张网的深圳，对潘石屹来说，仿佛是两个世界。深圳比北方更加炎热，工厂污染严重，加之潘石屹不懂地方语言，让他觉得很压抑。原来在管道局上班，福利待遇都很不错，在这里，工作还经常加班加点，几乎所有人都劝他回去。

　　1989年，潘石屹跟随公司老板来到海南，成为了砖厂的厂长。那时的海南环境很恶劣，一起来的人大部分都回了内地。然而潘石屹还坚持着，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方谈话。

　　合伙炒房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加快了海南的改革发展。潘石屹觉得这是个机会，与其他五个朋友合伙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根本没法开展业务，直到办公桌上都积了很厚的灰，才找到北京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以20%的利息贷款500万，而最终获得的利润要五五分。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条件实属天价，但潘石屹一伙人觉得很兴奋。“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五百万”。

　　潘石屹心中最感激的人是邓小平。因为他，潘石屹的父亲得以平反，一家人过上温饱日子。也因为他，成就了海南的今天，潘石屹的房子才有人买。

　　潘石屹与客户打心理战，每来一个客户就涨一次价，结果卖的很好。

　　就在这时，海口的两个数字引起了潘石屹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

　　潘石屹觉得很不安，因为他清晰记得海口规划局报建面积人均约50平米，而北京人均才7平米。他们的投资面临不可预估的风险。六个合伙人商量决定去别的地方找一些项目投资，尽量分散风险。

　　大家四处奔走，潘石屹则回到了西北老家。但那里实在太穷，没有任何投资价值。于是，潘石屹辗转来到北京。此后六人合伙在怀柔注册了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并申请到怀柔一个定向募投项目，也就是后来的万通新世界广场。

　　这个项目让几位合伙人都发了财。以往投资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有钱了，投资只是估个大概。潘石屹觉得这样不行。但由于想法不同，潘石屹决定单干。

　　夫妻创业

　　离开万通让潘石屹十分痛苦，但自己创业也会有冲突，特别是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妻子，俩人经常在企业经营问题上产生分歧。以往潘石屹都习惯跟着感觉走，不赞同妻子华尔街投资银行那套形式，为此两人甚至差点离婚。

　　潘石屹相信现代城，并将SOHO的成长与现代城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认为开发房地产一要看地段，二要看时机。

　　潘石屹研究了北京整个城市格局，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布局进行对比。当时有一块北京原为二锅头酒厂的地皮，潘石屹让两个助理先去考察，回来她们说又脏又臭，旁边通惠河长满芦苇，不适合开发。

　　结果潘石屹很看好这块地皮，他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要看时间”。他坚信两年后交通便利、通惠河得到清理，到时是可以做的。

　　与此同时，潘石屹看中了银行按揭这个潜在机遇，有了按揭，消费者的购买力就变大了。

　　为了促成这个机遇，潘石屹找到建行行长，以自己的发展商存款为客户做担保，让行长不再顾虑银行风险。这意味着，如果按揭的客户还不上房贷，催缴责任就在潘石屹身上。

　　建行这边谈成了，工行行长随即也找到潘石屹为现代城项目做按揭。

　　随着现代城的创新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潘石屹把SOHO的观念作为突破口，强化材料与结构上的创新，让客户实质上形式上都认可SOHO。

　　房子卖出去了还没完，潘石屹认为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看产品质量，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潘石屹一直梦想做一个“中国建筑师走廊”，“我想在长城脚下，一平方公里，都是参天大树，让最好的中国建筑师去设计成不同的风格，给年轻的建筑师提供一个机会。”（文章来源： 南财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