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到三个字

　　曾国藩是晚清末年的“中兴四大名臣”，他一生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贤。他做人做事归纳起来，强调“三贵”，也就是三个字。

　　1、做到“恒”

　　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曾国藩谈到“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常者，恒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为有恒为主。”做到有恒，既是易事，又是难事。说易，因为人人可以做到。说难就在于难坚持，坚持几天可以，支持几个月就难了，坚持几年、十几年，一辈子更难了。

　　所谓“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给自己规定，必须做到自订的十二条功课，即：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把自己制定的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严格施行，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结合自己的读书的感悟，对儿子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因此，他反复要求弟弟以及自己的晚辈们要做到“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曾国藩不仅要求家人这么做，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曾氏家族后来人才辈出，与曾国藩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2、做到“勤”

　　关于曾国藩读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据说曾国藩小时候的天赋却并不高。有一天夜里他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不知道重读了多少遍，还是没有能够背下来。这时候他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贼想等读书愉睡觉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啊，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诵读那篇文章。贼实在忍无可忍，推门进去说：“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由这个故事可见曾国藩之勤奋苦读。

　　曾国藩说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3、做到“专”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告诫弟弟和晚辈们读书要专，“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是曾国藩读书的准则。他更是总结出来一套读书方法：“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蝗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曾国藩曾经这样反思自己：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国藩的专注和他的“忌巧”是一致的。

　　二、避开三大陷阱

　　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并根据父亲所说的“三节”，给自己提出了“戒多言、戒怒、戒忮求”的三戒要求。“多言”是言多必失，“怒”是心浮气躁，“忮求”是嫉妒和贪求。凭此三戒，曾国藩要戒掉自己身上浮夸不实的毛病。

　　1、多言的陷阱

　　在说话方面，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说话盛气凌人；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好论人长短，几乎是人的天性，只是有的人知道怎么把握分寸，有的人却信口开河，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直接上疏，直指咸丰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曾国藩敢于说皇帝的不是，自然是犯了天威，结果引得咸丰龙颜大怒，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准备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在穆彰阿、倭仁等人的劝阻下才作罢。曾国藩自己想做一个清官，看到满朝文武个个都贪财好色，他口无遮拦地去批判这些官员，结果得罪了朝廷众多大臣，几乎成了朝内大臣的公敌。

　　经过许多磨难之后，曾国藩终于悟出了都是“多言”惹的祸！曾国藩教育儿子曾纪泽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讼，即多言也。”于他下定决心，在生活与工作中处处留心，每天都把见的人，说的话，看的书通过日记记录下来，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曾国藩“好论人是非”的毛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

　　2、忿怒的陷阱

　　心态是人生幸福的根源，一个人容易被人激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还没有成熟。我们常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曾国藩为什么要“戒忿怒”，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平静如水的心理环境，保持积极的人生观。

　　为了修炼自己的心理，曾国藩向他的好友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希望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开始时，曾国藩的静坐并未达到排除杂念的效果，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所说：“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

　　曾国藩刚入翰林院的时候，他的父亲曾麟书跟着他来到了北京。曾麟书年老多病，曾国藩找来好朋友郑小珊替父亲看病。

　　因为关系亲密，郑小珊在曾国藩面前说话比较随便。这一天，不知道郑小珊说了句什么话，羞辱到了自尊心极强的曾国藩。这时候的曾国藩，修身功夫还很浅。受到侮辱的他当即就怒了，大骂郑小珊。郑小珊也是有脾气的人，当即拂袖而去。

　　怒气平息下来后，曾国藩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后悔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我。一言不合就破口大骂，算什么君子！”“自己不说恶毒的话，别人就不会拿恶毒的话说你，这个道理都不懂，真是枉为人！以后要引以为戒！”

　　记完后，曾国藩决定前往郑小珊府中负荆请罪。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首先寻求关系缓解的不是他，而是郑小珊。郑小珊前来为曾麟书祝寿，似乎完全忘记了曾国藩骂他的事。

　　朋友的豁达，令曾国藩感到万分羞愧。这天晚上，曾国藩前往郑小珊家，正式赔礼道歉。随后，曾国藩又邀郑小珊去酒楼喝酒。在另一位朋友的调解下，曾国藩与郑小珊彻底冰释前嫌。

　　3、忮求的陷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多人忙忙碌碌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奋斗，一些人甚至把这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是有的时候，富贵就如同火中取栗，栗没有得到，反而伤了自己。曾国藩说“戒忮求”，这是他人生悟出的一大智慧。

　　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诗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的“屠羊说”是说有个宰羊的屠夫，他曾帮助楚昭王恢复失去的天下，但楚昭王复国后再三请他做官都被他谢绝。他说，大王丢了国土时我也丢了宰羊的工作，现在大王重登宝座，我又操起宰羊刀，恢复了过去的一切，这很好。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毁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人说你好，自然有人眼红，会找你的麻烦；人世间到处都有利益与财富的争夺，只要你想一想楚昭王时期的“屠羊说”，那么功名利禄不过是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后，大清帝国三分之一的天下尽在曾国藩手中，曾国藩的很多幕僚也希望他能效仿曹孟德，进一步夺取天下，以当时湘军的实力和旗兵的战斗力来说，曾国藩称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曾国藩的选择却是自裁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