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几位是（新加坡的）新移民？是（新加坡的）新移民的举手。好，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新移民？第一代，就是不出生在新加坡，像我这样60多岁，只要在这边不超过我的年龄就是新移民。郑教授您有一个定义吗？他也没有定义。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新移民是你心里怎么想。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强的一个文化，对大家影响非常得深，只要你是在别的国家，就算你成为公民，你效忠于这个国家，但是你心里还有一个中国。可能这个就可以算（新加坡）新移民。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也可以说是新移民。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一群，我觉得可以跟犹太人相比。犹太人拿的诺贝尔奖大概是族群里面最多的，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这么多。我很欣赏董明珠女士的坦率和创业者的风范，我觉得在场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如果有想创业的，她是一个最好的模范。她讲的很多理念都是正确的，尤其是非常执着的那种精神。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您想在新加坡推动的时候要做很多的营销工作，因为新加坡过去是认为日本制造是差的水平，然后后来慢慢地日本品质改进了；后来变成韩国制造是比较差的品牌，然后现在韩国是差不多算是中等。在国外普遍来说，大家会觉得中国制造有时候品质有些问题，这不是所有的中国品牌，这个其实只是一部分，那是一部分害群之马。我觉得在政策跟制度方面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尤其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大国要产业转型，产业走向世界的时候，要中国制造成为一个优等品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制度创新的做法可以用。

　　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到今天，到2016年是51年，其实新加坡自主是从1959年开始。1959年，我们成为一个自治邦，在当时就150万人。这150多万人呢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市场？其实很难，比中国的一个县城还小。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想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并，让马来西亚大市场，说是大市场，其实不大，只有1000万人，还不如中国的半个省份。1963年之后，我们在想利用这个大市场的时候，马来西亚那边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不太让我们的产品过去。还有更糟糕的是，我们这4个大族群，其中有两个有点冲突，就是马来人跟华人。这个冲突就使得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我们又回到了一个150万人的小市场。说中国的一句话，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怎么求生呢？我们的求生是一个政策和制度的创新。这个创新就是一个叛逆的想法，就是我们不靠自己的市场。用现在的话，“忽悠”一些企业过来。世界领先的企业，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劳工，给他们有很好的政策，让他们在新加坡能够制造出很优质的产品，所以这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创新。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但是最后经过这么多年来，到今天我们到处去看，大家都是用招商引资做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的招商引资）应该可以归功于邓小平先生，他1978年到新加坡来，当时李光耀先生对他说的是这句话：“我们都是苦力劳工的后代，我们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新加坡，中国可以好10倍。”我觉得他觉得这个模式是一个可以试验的模式，所以他才做出这个特区的决定。所以最后赢者我觉得是深圳，可以说如果任何创业公司想要创造出一个原型来试验这个市场，深圳是最好的地方。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强的企业。

　　我们在讲创新，但是其实创新就是叛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些叛逆的基因，都有创新的本领，问题是怎么样把它挑出来？怎么样鼓动它？怎么样让它有空间发展？我上任校长之后，大概头一年就有一个我们的创业中心的主任，跟我在讨论怎么样www.telnote.cn设立一个课程。因为我们这个措施项目主要是激发他们的热情，激发他们内心。已经有的一些潜能，让他们把这些冒出来。这个方面我觉得**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大方向，让我们都有一个桥梁，能够建立这种关系，跟中国建立这种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在第三国找市场，看世界趋势。中国不单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市场。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新加坡跟中国世世代代都是表亲、都是合作伙伴，在世界上占有很大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