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我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从贝宁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高考开始的。我是比较早的，当时是七七级、七八级，因为这两级的时间特别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实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么对我来说，我当时实际上是下乡九年。1968年的7月1日，我就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车啊汽车啊，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连地名也没有，就是在黑龙江的边境。所以我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

　　然后1977年回来，当时还很茫然。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亲戚，他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车一厂来吧，将来能开汽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叫好工作呢？有两个事情肯定是好的，一个叫手拿方向盘，一个叫手拿听诊器，这很厉害对不对。我说那好啊，于是我就在好像春节前后，就到他那一块儿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说你要想开汽车呀，得先当售票员，那怎么办？那就当吧。

　　后来当了一两个月售票员，突然意识到可以报名高考了，然后就得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还能到街上买一本复习考题，那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说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抄下来，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的，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考你啊，于是你就找各种考题温习，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选拔人才的机制都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谁有什么本事，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高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筛选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识别人才。有了高考以后，七七级，七八级，其实因为这两级当时就隔半年，所以这两级基本上学的时候，也很密切，在一块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所以我算是很幸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那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其实大家想想，我下乡九年是十八岁去，二十七岁回对吧，这是人生多灿烂一段时间啊，所以你能理解我们到了以后对知识的渴求度。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书啊，那个时候看书杂乱无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电工原理》，后天是《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渴望知识嘛，而且那个时候书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书，翻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书就翻烂了。而且这本书到你手里以后，你必须一夜把它看完，因为第二个人，早上就在你那里盯着呢。所以你尽管干了一天的劳动，那简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着夜也得把它看完。

　　夜里怎么看书呢？就是拖拉机上有那个煤油，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你看吧，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晓声，他好像跟我经历差不多。他说当年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找书，把书带回来。他说他有一次好容易带了一提包书回来，结果没想到，刚进村，你想大家都渴望书啊，结果书就被别人抢走了。有一本书，不知道被谁抢掉了，后来始终没还他。他跟我说的时候还耿耿于怀。所以我感到，我那个年代上大学，享受在知识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可以有一个文明的，有系统的梳理了。我们读过无数的书，但那个书杂乱无章，你没有被真的高手梳理过，这个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进程，这个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图书馆的书显然不够，因为刚刚复校嘛，书不够，于是就去北大图书馆去找，因为都是邻居。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发现书最多了，叫作北京图书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更名，叫作国家图书馆了。每次真的我自行车后面，高高的一摞书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骑着自行车，也可能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骑着这个车就往返于人大和北图。所以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估计不是没有书的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到底怎么来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纸质书都没有太深的感情了。因为天天大家拿一手机，天天扫那个微信，好像纸质书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读过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他曾经写《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但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所以我认为我有两个大学，你想我是1968年下乡，1977年回来。我今天思考起来的话，如果我后来学的不是社会学，假设我学的是物理学，是化学，是数学，是其它学科，那九年顶多也就是一个生活阅历，也就是一种品格，意志的培养等等，它跟学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做的这门学科恰恰叫社会学，所以想起来的话，跟我关系还真是深刻。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看家本事，就是说像一个研究生，你想写一篇社会学的硕士论文，头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个村庄你都没待过一年，你在一个地方都没做过深入研究调查，你怎么敢写文章？这个东西有个英文词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参与式观察。实际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我那九年几乎是做了九年的参与式观察。

　　实际上我上人大的时候，还没有社会学，我最初学国际zz。大家说那你学国际zz转社会学，这挺大的转变。一个是研究国外，一个是研究国内，这不一样啊。毕业的时候，我就仔细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仔细一想呢，其实我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优势，我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还研究美国，欧洲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很质疑，我对于所谓国际问题的研究。而我仔细想我可能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吧，所以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后来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怎么知道社会学的呢？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当时有一个国际图书展。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了，大量的图书开始被引进到国内了。那么我去外文图书展，我发现有一面架子都是这个社会学，Sociology。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那一想我是哪阶段啊。因为那之前没有这种学问啊，所以我逐渐意识到了，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它告诉你怎样认识你自己，怎样认识社会，我觉得很精彩。

　　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就觉得，人大正好有社会学，我就在社会学系当老师。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我自己从1999年到清华，后来我做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就要给学生讲话，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清华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就攻进宛平城，清华校园被占了。这时候清华的一个教授，叫赵忠尧，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里面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镭，这是他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镭放在一个铅管里，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忠尧教授就匆匆忙忙来到梁思成家。因为梁思成条件比较好，他有辆小汽车，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离清华也很远。赵忠尧说，恐怕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取出来，两人商量好了，夜闯清华园。然后就把一个小铅筒取出来，他就拿一个咸菜罐子，把这个藏在那个咸菜罐子里。后来一路其它东西都丢掉了，终于跑到长沙，找到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讲他一路的艰辛。赵教授热泪盈眶而出，然后梅校长也热泪盈眶而出。所以我们能理解，清华是一个有理念的学校。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总是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学生其实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讲是从我们高考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高考上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叫高校毛入学率，它的概念就是说同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学里上学。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1%，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扩招，那么大家知道本来我们国家原来预定2020年才能达到高校毛入学率40%，结果我们提前达到了，2015年我们高校毛入学率40%。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也就是说想上大学的，差不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社会对你们提出的挑战其实也是更多了。比如说知识结构加快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越是专一的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结尾我也讲两句，为学和为人，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开讲啦李强演讲要点】：

　　1、在把“手拿方向盘”、“手拿听诊器”当作好工作的年代，28岁的李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2、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3、李强如何得知、了解社会学，又是如何走上研究社会学之路的呢？

　　4、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