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2021年的城市经济数据出炉，给人一种“洗牌”的感觉。

　　一线城市的四大金刚之中，北京和上海超过了4万亿，分别为4.03万亿和4.32万亿，成为我国最先晋级“4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同样保持了稳步增长，GDP分别达到2.82万亿和3.07万亿。

　　四座城市经济体量稳步提升，充分显示了中国一线城市经济的韧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每一位兢兢业业，同时忍受着城市扩张所带来巨大通勤成本的工薪族，无不为城市经济总盘贡献了微小而不可或缺的份额。

　　现在，一种观点认为，从体量上看，一线城市的传统格局可能已经过时。

　　首先，北京和上海晋级“4万亿俱乐部”，明显拉开同广州、深圳的差距，可以说独为一档。同时，后面的重庆和苏州也追了上来，其GDP分别达到了2.79万亿和2.27万亿，和广深的差距并不大。因此，一线城市的阵营未来是否应该加入重庆或苏州？

　　然而，一线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量化的概念，它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了GDP。

　　城市的GDP数据到底是多少，和工薪族，特别是白领、中产阶层的关系并不大，真正关系的巨大的是GDP数据中的服务业（第三产业）状况。

　　服务业到底有多重要？它让你的生活更有品质，因为有更好的生活服务提供给你，一出门就有按摩店、理发店等。显然，这些只是对服务业的字面理解。

　　城市服务业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决定中产阶层是否可以在这座城市安身立命，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合适伴侣、组建家庭和安居乐业的概率。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很多GDP数据非常可观，甚至有着晋级一线之势的大工业城市，年轻白领面临着严重的择偶难。择偶难，在一线城市不是很普遍吗？大家要求高而已。不过，在一些大工业城市，择偶难则是真的难，不是矫揉造作。因为在于，无论线下撮合，还是通过交友软件、相亲网站等线上方式，可以选择的“合适约会对象”并不多。

　　长三角的苏锡常和广东东莞、佛山无不是著名的工业强市，我曾和其中某座城市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交流，他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线下有人介绍对象，那么对方极有可能在另外一座城市，需要坐着高铁，穿越半个省去约你；如果自己去网络征友，更会发现，如果某座工业城市GDP是某座一线城市的1/2，那么这个地方可供选择的适龄青年的数据库规模，可能只有那座一线城市的1/5，甚至更少。

　　这并不让人吃惊，造成这种不成比例差距的原因，在于城市的服务业。

　　在工业城市，社会是一种M型结构，即低收入者（工厂务工的劳动者）和高收入者（工厂老板、拆迁受益者等）占据多数，他们是“M”字母的两个尖端，而中间的中等收入者（写字楼白领、公务员和工厂管理层）群体则出现塌陷，处在“M”的中段，向下凹陷，数量少得可怜。

　　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中等收入者希望和高收入者进行婚配，然后实现了财富的阶层跨越。但现实情况是，择偶除了财务因素之外，意趣相投也很重要，所以，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者都愿意和这里的高收入者进行婚配。于是，中等收入者必然出现择偶难。

　　在一线城市，社会则是一种橄榄型结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两头小，中等收入者则数量巨大，犹如橄榄球的腹部。这种健康的社会结构，功臣就是发达的服务业，而绝大多数白领的工作岗位都在服务业。

　　在一线城市，社会则是一种橄榄型结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两头小，中等收入者则数量巨大，犹如橄榄球的腹部。

　　我们看一组2021年部分城市的服务业数据：2021年，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202.89亿元，深圳为19299.67亿元。苏州的GDP为2.27万亿，约为广州（2.82万亿）的80%，深圳（3.07万亿）的74%，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却只有11655.8亿元，几乎只有广州的一半、深圳的六成。

　　这是巨大的“断崖式”差距，远比GDP差距大得多。当然，苏州是非常优秀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工业的“支柱城市”之一，但它毕竟属于工业城市，和一线城市并不处在一个范畴之內。

　　服务业有很多种分类，我们以传统的两分法来看，它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前者是指那些直接给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往往同时、同地发生，比如按摩、餐饮等。生产性服务业则是不像消费者提供直接效用，而是为工业生产提供“配套”的服务业，比如金融、物流、商贸和信息服务业（包括互联网）等。

　　一般来说，产生中等收入者的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但两种服务业也是互相促进的，只有中等收入者足够多，那么才会消费畅旺，消费性服务业才会发展。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又反过来证明城市的工薪族收入殷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错。因此，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数据，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群体结构，无疑有极其关键的参照价值。

　　服务业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关乎到城市社会结构中的公平正义。

　　2016年，城市经济领域发生一桩不起眼的大事。当年，我国首次突破1万亿（10089亿）大关。其中，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总和超过4000亿元，在全国的占比竟然达到了40%。要知道，四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不到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高薪来自高端服务业在一线城市的集中。

　　在国民经济的统计概念中，所谓高端服务业并不是一个常用概念，只是通过人们的约定俗成，让它逐渐开始指代某一些对提升城市能级很重要，对其他产业影响很深、很广，同时也产生高薪岗位较多的服务业。它们也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包含互联网）两大“天王”。

　　2020年，中国最洋气的本土投行中金公司高层的总薪酬，约为1.7亿元。中金一直都以高薪著称，也因此引来了不少议论。但和腾讯比，中金还是差点意思。同样是2020年，腾讯公司13位高层总酬金大约31.64亿元，之前的2019年，这一数字约为26亿元。

　　中金特别是腾讯的薪酬，无疑是高端服务业中的“极端现象”。它说明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越是“高端”的服务业，在分配上，越是会对劳动者有利，而后者主要就集中于一线城市。

　　在这些行业，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而是一种基于共赢的新型分配模式。此外，由于股权激励制度的广泛存在，资本和劳动者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腾讯的总裁刘炽平的年收入最高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而且，他还持有腾讯的股份，虽然不到1%，但在股价的高点，市值达到了330亿港元（腾讯在香港上市），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280亿元。

　　高薪，它最能代表一個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钱，毕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撒谎的一种存在。当然，炫富式超高薪是另外一回事，并不值得提倡，并要坚决打击。但适当的，足以维护劳动者体面居住、舒适生活和教育子女需要的薪水，的确可以体现劳动者的地位和价值。而且，有足够的，有着体面薪酬工薪族的存在，也是一个城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最好体现。

　　在工业城市，显然是另一种情形。资本在分配中会占据绝对的优势，超高收入的工厂厂主（提供的资本是机器和厂房）和拆迁受益者（提供的资本是建设工厂、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是最富裕的阶层，他们决定或影响着分配机制，而工厂工人作为劳动者，在分配机制的构建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对而言，在高端服务业集中的一线城市，劳动者在分配上往往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也是对劳动者最友善的城市。

　　除了以上这种市场化的分配，另一种非市场化的“分配”—公共服务，也是一线城市的独特优势。公共服务的底气来自城市的财力，而一线城市显然不可能输。以深圳为例，2021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7.76亿元，人均财力位于全国所有城市的头部，这比苏州高出一大截，远远超过了两座城市的GDP差距。究其原因，既有税收体制的因素，也有两座城市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经济“含税量”有差异的原因。

　　基于雄厚的财力，以及财力带来的对基层管理者的激励和充裕的公共资源，再加上本就相对高的地方治理水平，一线城市能提供中国第一流的公共服务，越来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冠大流行的这两年，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线城市远远不止于GDP数据，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心理期待，投射到城市领域的一种符号，它指向了一种和谐的社会结构，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品质，一种可以冲破固化并出人头地的可能性。

　　对工薪族来说，一线城市无疑最适合奋斗。当然，这些思考都排除了资产价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