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女性干部傲娇的典型表现与矫治策略》的论文在网上火了。这篇论文以“女性干部”为主要论述对象，论述“女性干部傲娇的典型表现”，如“装模做样”“差别对待”“假意托辞”，可能会导致“影响个人职业发展”“降低部门合作效率”“破坏团队和谐气氛”等，也提出了诸如“组织教育”“制度规制”等“矫治策略”。

　　从学术规范来说，这篇论文并不严谨。比如女干部傲娇，定义并不清晰，定量并不明确。比如有多少女干部，有多少人傲娇，傲娇后果具体有多大？这篇论文更像是一种印象化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未必没有现实依据，但论文一旦在定义定量上过于含糊，针对性就会变弱，争议性也会变强，科研价值就会受损。

　　这篇论文就是这样，在网上引发热议。其实遮住论文题目，单说“装模做样”“差别对待”“假意托辞”云云，其实也看不出说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作风不佳的干部好像都差不多这样。这些个人特征，在干部队伍里是个问题，但也未必就是个性别问题。

　　不可否认，这种归因方式并不少见。网络上流传的自媒体文章，不少主题都聚焦“男干部”“女干部”“男领导”“女领导”“来自XX地的干部”“出自XX系统的干部”等等。这种认知，其实也不能说全错，概括性陈述、标签化定义，也是对概率的一种提炼，虽不精确，但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不严谨的描述，也会有人觉得“准”。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性别特征、群体特点，一定是以某种比例存在的，也一定会正态分布于生活里。社会本身是参差多态的，人们有多元面貌才是自然的。

　　但这种个性化特征，放到公共生活里应该被置于何种位置、被以何种角度讨论，却大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在干部队伍里，在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这种性别区分有没有那么重要？“女干部傲娇”也好，“男干部大男子主义”也罢，如果仅因为性格特征，就导致事业受挫，那么权力运转的监督保障机制本身才是更应该被关注的。

　　其实在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方向是“非人格化”，即置身体系内的个人，无论其性别怎样、有何喜好厌恶、个性特点如何，都不影响正常的组织机能运转、预期功能实现。尤其是在干部队伍、公职人员层面，更是要尽可能的排除个性因素干扰，用制度规章去规训，扩大个人公共性的一面，使其完成公共职能。

　　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一旦不是针对组织机构，而是指向个人，那么讨论的空间就会无比巨大，“大”到丧失改革鹄的。就以这篇论文为例，它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女干部”说完了，是不是还可以说“年轻女干部”“中年女干部”？性别说完了，是不是还可以说“XX地干部”“XX学历干部”？这是个永无止尽的话题，但有意义的话题其实只有一个——权力如何关进制度的笼子，这远比性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