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还原“江姐”受刑时的真实场景，她不顾导演的强烈反对，要求上刑时动真格的，结果“被梁上的绳子勒到眼球直凸几乎窒息”，“被按进水缸里十几次，呛到肺疼”，“感受到了竹签子敲打在指肚上的疼痛”。她说：“创作没有捷径，要想塑造出真实的烈士形象，就要先感受他们的疼痛。对于每个角色，我都豁出命去演，力图将情感与角色打通。”

　　近日，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首映式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不时响起。大家不仅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更被他的妻子徐俊雅的悲痛感染。灯光起，主创亮相，有人惊讶：怎么是丁柳元？

　　即便熟悉丁柳元的观众都没认出是她饰演的徐俊雅，银幕内外完全判若两人：影片中人，脸色苍白、皮肤粗糙、两颊凹陷，面容里写满了生活的艰辛；舞台上人，言笑晏晏、行止从容，一派温和端庄。

　　现场观众对演员的演绎报以热烈掌声，但丁柳元却说：“都说演员塑造英雄角色，但我认为是红色精神塑造了我。创作为我的生活提供了给养，我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一点点成长。”

　　这不是场面话。《中流击水》中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忠诚与背叛》中的杨开慧、《淬火成钢》中的贺子珍、《江姐》和《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中的江竹筠、《敌后武工队》中的抗日女英雄汪霞、《海棠依旧》中周总理的养女孙维世、《百炼成钢》中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初心》中的“老阿姨”龚全珍……20多年来，红色始终是丁柳元演艺生涯的底色，饰演“红色人物”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尽管对不同红色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驾轻就熟，但这一次走近徐俊雅，丁柳元却倍感煎熬。

　　关于徐俊雅的资料不多，为了摸清这位焦裕禄背后的女人的性格特点，丁柳元一有机会就向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询问她母亲的故事。焦守云给她讲过一个细节：每年除夕，徐俊雅都自己包饺子，然后默默回屋，不看电视也不吃饭。家人以为她睡了，其实她是躲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哭完了睡，睡醒了又哭，她太想念焦裕禄了。

　　这些动人的细节和片段，像拼图一样，渐渐拼出角色的本真模样。可丁柳元却在一步步走近角色的过程中陷入了无边的痛苦，拍摄中，她感觉自己就是徐俊雅，无时无刻不被思念折磨着，“天天吃安眠药，三片三片地吃，不然睡不着，一个月瘦了十斤”。

　　在拍摄焦裕禄弥留之际那场戏时，丁柳元已经跟角色融为一体，深陷在剧情中无法自拔。导演喊关机，她仍望着病床上的焦裕禄，痛苦地低喊着：“我不想活了！”剧本上没有这句台词，这是她忘我情感的自然流露。

　　正是这样全情的投入，让观众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徐俊雅。电影杀青后，焦守云拉着丁柳元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当年妈妈的影子。”

　　丁柳元说：“创作没有捷径，我属于比较笨的人，进入得慢，出来得也慢，对于每个角色，我都豁出命去演，力图将情感与角色打通。”

　　在电视剧《江姐》和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中，她饰演“江姐”。为了还原“江姐”受刑时的真实场景，她不顾导演的强烈反对，要求上刑时动真格的，结果她“被梁上的绳子勒到眼球直凸几乎窒息”，“被按进水缸中十几次，呛到肺疼”，“感受到了竹签子敲打在指肚上的疼痛”。“要塑造出真实的烈士形象，就要先感受他们的疼痛。”丁柳元说，“演员只有在自己最纠结撕裂的过程中，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擅下“笨功夫”的丁柳元，从艺20余年，主演了40多部影视作品，至今坚持不依赖“惯性的经验”表演。《江姐》《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之后，她拒绝了继续饰演“江姐”角色，她不想靠着“江姐”专业户的光环沉溺于表演的舒适区。

　　丁柳元对有关表演的一切都十分较真，给人以“锱铢必较”之感。某次拍戏间隙，几个年轻的演员在她面前嬉戏打闹，向来温文尔雅的丁柳元急了：“要闹你们出去闹去！我们演的是烈士的故事，演员如果从情绪和状态上不能进入角色，怎么能演好？”丁柳元进一步强调，演员对角色要有敬畏之心。

　　不过，一旦离开角色，她却没有一点明星的样子，戏外“不化妆，不美容，不做面膜”，把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行走上。她曾只身一人徒步到西藏墨脱中国边境线，给驻扎在那里的战士们送书；还曾步入大兴安岭深处，感受伐木工人的辛劳；更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扛着物资，换乘6次过路车又徒步4公里，赶到震中映秀镇参加抗震救灾。这些经历都被丁柳元视为生活赐予的宝贵机会，她总是保持着向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奋斗的人们学习的热情，为下一次饰演角色时刻准备着。

　　在丁柳元看来，这些不仅是演员的自我修养，更是社会对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有着20余年党龄的丁柳元，始终把做“人民演员”当作自己的职业追求，她一直牢记着八一电影制片厂老领导送给她的寄语：希望你一直“红”下去——一语双关，既是祝福也是嘱托——希望她传承红色基因，为观众塑造出更多鲜活的红色人物形象，也希望她用角色征服观众，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