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九岁起我就得挣钱了。于是，我就问米瑟利先生能不能给我一条放学后送报的线路，他是当时美国《先驱报》在芝加哥的代理人，住在我们家附近。他说如果我有自行车，他就分一条线路给我。
我爸爸替我买了辆旧自行车，可随后他就因肺炎住院，不能教我骑车了，而米瑟利先生并没有提出要亲眼看我骑自行车，而只是提出看看自行车，所以我就把车推到他的车库去给他看，然后就得到了那份工作。
起初，我把报袋吊在车把上，推着车在人行道上走。可推着装着一大叠报纸的自行车走，显得忒笨。几天后我就把车留在了家里，拿了妈妈的带钢网的购货两轮手推车。
我总是把手推车停在人行道上，遇到两层楼的门廊，第一投没投准，就再投一次。遇到星期天，报纸又多又沉，我把每份报纸拿到台阶上，而不是一扔了事。如果下雨，我就把报纸放到玻璃门里面。如果是公寓楼，我就放在大厅的人口处。碰到下雪或下雨，就把爸爸的旧雨衣盖在手推车上面，给报纸挡雨雪。
用手推车送报比用自行车送要慢，但我不在乎。我每次都会遇到附近的许多人——意大利裔、德国裔或是波兰裔人，他们都总是对我很友善。
爸爸从医院出来，重新开始干活。可他身体太弱了，许多活只好放弃了，于是我家就把自行车卖掉了，我不会骑自行车，卖掉它我也不反对。米瑟利先生大概知道了我一直没骑自行车送报，可他对此却只字不提。实际上，他本来就不怎么对我们这帮男孩讲话，除非是遇到有人投诉漏递了一份报纸或是把报纸扔到了水坑里。
我用八个月的时间，把我原来只有三十六个订户的线路增加到五十九户，这些新订户都是通过老订户介绍的。有时，人们在街上拦住我，要我把他们也添到我的订户单上。
我每送—份报挣—分钱，星期天每份挣五分，每星期四晚上收报钱。由于多数订户每次都要多给我五分或一角的，很快，我得到的小费就比从米瑟利先生那里得到的工钱要多。情况当然不错，因为爸爸还干不了多少活，我把我的大部分工钱都交给了妈妈。
1951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我按响了第一个订户家的门铃，里面的灯都是亮的，可没人来应门。于是我又来到第二家，还是没人应门，接下去的几家都是这样。
不一会儿，大部分订户的门铃都被我按过了，可好像哪一家都没人在。
这下我可着急了：每个星期五我得交报钱。圣诞节快到了，我竟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出去买东西。
当我沿着人行道走向戈登的房子时，我听到里面有音乐和好多人在说话，这下我高兴起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应声而开，戈登先生简直就是把我拖了进去。
他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人——几乎全都是我的五十九家订户!在客厅中央，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名牌自行车。车身是苹果红的，上面还有一盏电动前灯和一个铃铛。车把上挂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信封。“这辆自行车是送给你的，”戈登先生说，“大伙凑的份子。”
那些信封里装着圣诞卡，还有那一周的订费，大多数还装有慷慨的小费。我惊得日瞪口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其中一位妇女叫大家都安静下来，并把我轻轻地领到屋子的中央。“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报童!”她说，“你没有哪一天漏投过或迟到过，没有哪一天的报纸给弄湿过。我们都看见过你在外面冒着雨雪推着那辆购货车，所以大家都认为你应该有辆自行车。”
我所能说的只有：“谢谢你们。”
这句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回到家后，我数了一下，小费一共有一百多美元——它使我成了我们家的英雄，它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我的订户们准是给米瑟利先生打过电话，因为第二天我到他的车库去取报时，他正在外面等我。“明天上午十点，把你的自行车推来，我来教你骑。”他说。
后来我把车推去了。待我骑在车上觉得自在以后，米瑟利先生要我再投送一条线路，这条线要投四十二份报纸。骑着新自行车投递两条线路，比推着手推车投递一条线路还要快。
其实，那些善良的芝加哥人送给了我另外一份圣诞礼物：即使最卑微的职业，也都有闪光和引以为荣的地方——一份我总是经常使用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