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个子不高，圆圆胖胖，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是广西蒙山人，比查良镛(金庸)晚出生一个多月。其实，他俩在香港《大公报》时就是同事，那时梁羽生叫陈文统，跟查良镛一个办公室。陈文统进《大公报》比查良镛晚一年(1949年夏天)，一开始，两人同在编译组，翻译英文电讯稿。不过，陈文统1950年2月调去编副刊了，半年后成了最年轻的社评委员。其间，查良镛曾一度辞职北上。所以，他们在《大公报》时不是很熟。

　　1952年，陈文统和查良镛先后进《新晚报》编副刊，陈文统编的是《天方夜谭》栏目，查良镛编的是《下午茶座》栏目。他俩都喜欢下棋，但查良镛只爱围棋，陈文统则围棋、象棋都喜欢。这个时期，两人工作和读书之余的乐趣就是对弈，在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作家聂绀弩在香港时，也常来找他们两个下围棋。金庸自述“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以后他们在报上的“棋话”深受棋迷欢迎，还将棋中三昧写进了各自的小说中。晚年他们见面，下棋几乎成了必有的消遣。

　　下棋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嗜好就是摆龙门阵，大侃武侠小说，什么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朱贞木的《七杀碑》等等。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刀上阵写起武侠小说。

　　1954年1月中旬，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后陈克夫向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因为香港禁止擂台比武，所以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将近一万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是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的鼻子、血流如注而告终。比武触动了《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兴致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报纸上推出武侠小说连载，以满足读者需要来扩大发行量呢?《新晚报》从来没有刊登过武侠小说，罗孚便找陈文统商量。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的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栏目开始连载了，署名是“梁羽生”——这是陈文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报纸一出，报社同人就围在一起看，金庸大赞“好看，很精彩”。

　　《龙虎斗京华》连载了七个月，跟着是《草莽龙蛇传》，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大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当梁羽生在《新晚报》推出《七剑下天山》时，金庸在《新晚报》连载起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七剑”与“书剑”各擅胜场，打了个平手。

　　金庸曾在当年的《新晚报》撰文，谈他追随梁羽生写作武侠小说的经过：“梁羽生弟是我的知交好友，他年纪虽比我小一点，但写武侠小说却是我的前辈，他在《新晚报》写《龙虎斗京华》和《草莽龙蛇传》时，我是忠实读者。可是从来没想自己也会执笔写这种小说。八个月之前的一天，《新晚报》编辑和‘天方夜谭’的老编忽然向我紧急拉搞，说‘草莽’已完，必须有‘武侠’一篇顶上。梁羽生此时正在北方，说与他的同门师兄中宵看剑楼主在切磋武艺，所以写稿之责，非落在我的头上不可。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武侠小说啊，甚至任何小说都没有写过，所以迟迟不敢答应。但两位老编都是老友，好吧，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挨骂。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老编是辣手，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里来，说9点之前无论如何要写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报纸上有一大块空白。于是第一天我描写一个老头子在塞外古道大发感慨，《书剑恩仇录》的第一篇就是这样写的。”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1955年2月8日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每天一段，到1956年9月5日，连载了一年零七个月，引起了极大轰动。

　　金庸出世了，“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

　　1956年10月22日，《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开辟了“三剑楼随笔”专栏，所谓“三剑”指的是金庸、梁羽生和陈凡。当金庸的《碧血剑》在《商报》连载时，陈凡的武侠小说《风虎云龙传》也在《新晚报》“天方夜谭”连载了好一阵子，署名“百剑堂主”。可能是因为没引起什么反响，陈凡从此不再写这类文字，却与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三人轮流执笔，每天发表一篇，“三剑楼随笔”一共写了八十四个题目，他们各写了二十八篇，约十四万字，文史掌故、名人逸事、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无所不谈。

　　以副刊编辑与小说作者双重身份出场的金庸，从此坚守着与报纸副刊的平民化视角相吻合的大众化的创作理念，持续着以报纸售卖为最终目的的创作冲动。

　　早于金庸成名、素有才子之称的梁羽生，在自己的作品中融会了儒、释、道，经史子集，医卜星相，天文地理，诗词书画和民俗风情……他把这些内容贯注于故事和人物之中，塑造性格，营造氛围，凸现题旨，寄托情怀，编织情节，使得小说的面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后起之秀金庸不仅沿袭了这个方法，在一个传统气息被现代商业社会的欧风美雨冲刷得几无痕迹的香港社会中，自觉地高举起传统文化的大旗，在自己的一连串武侠小说中展示了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面貌，并着力在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文化精神之间架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使得今天的读者如同遇到了一位称职的导游，跟着他一步步走进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去观摩那些只要拂去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的民族文化精魄。可以说，金庸用他的武侠小说，把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向了极致。

　　从1954年到1984年的三十年间，梁羽生写出了三十五部、将近一千万字的小说。他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三部书是代表作。他的小说充分体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的名句之意：“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曾经发生过一场“笔战”

　　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旗。他们虽然是好朋友，但也曾发生过一场笔战。

　　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登载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 这篇文章比较了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公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

　　论及金庸在诗词、回目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佟硕之拈出 “宋代才女唱元曲”来。文章中写道：“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射雕英雄传》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与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里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樵子唱的三首，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首是‘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首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 1227年，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还未死，时间当在122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

　　平地一声雷，舆论大哗。而佟硕之，正是梁羽生本人。

　　梁羽生此举逼得金庸不得不应战，他激情写就一篇《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回应梁羽生，自谦“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当娱人而已”。文中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辩驳，说：“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生命，或是zz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有时候，小说就是小说，不必用做古典文献研究的功夫去苛求它……”

　　坊间“梁金不和”的传闻由此而生。

　　其实，金庸仅仅是“自白”，并未对梁羽生做出激烈反击。但我们从后来修订版的《金庸作品集》来看，金庸对梁羽生的批评是有保留意见的。黄蓉唱元曲那回(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庸有自注云：“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其意旨大可玩味(如刻意强调《山坡羊》小曲宋金时已有)。金庸亦时时对自己小说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特征引史料多种，并曰：“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又如《鹿鼎记》第二十一回：“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后自注云：“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姐姐，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

　　“笔战”之余，如梁羽生的儿子陈心宇所说，金、梁一直保持着知己朋友的亲密关系，两位老人惺惺相惜，英雄敬英雄。

　　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上，许多人指责梁羽生不该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批评金庸。此时，金庸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说明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这样写不行，批评意见才平息下去。

　　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杨健思是梁羽生小说的研究者，也是梁羽生之入室弟子。杨健思对“梁金不和”的传言相当不满，斥为“无稽之谈”，说那是某些人臆想出来的。

　　梁羽生比金庸先写武侠小说，开创20世纪50年代“新派武侠小说”之先河。金庸见其一纸风行，才萌发了写武侠小说的念头。梁羽生的风流文采不在金庸之下，写的武侠小说比金庸还多，两人可说是武侠小说界的“一时瑜亮”。不过谁都知道，论到名气与小说的流行程度，金庸却有盖过梁羽生之势。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多年来屈居金庸的名气之下，梁羽生到底有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

　　1994年，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梁羽生作了一个发言，他说：“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

　　金庸没有料到，当年批评他的人如今会给他这样高的评价。会后，他俩一起吃饭聊天，还在一起下棋——虽然彼此有过过节，到老了才忽然发现对方是一个难得的好朋友。

　　当年10月，《广角镜》杂志刊登了一篇金庸的访问记，提到梁羽生时他语带谦逊：“梁羽生写得比我早，他写了一年多一点我才开始……(我的风头)盖不过他，各有各的写法，名声也差不多……他先成名，我再跟着他，我当他是前辈。”

　　时隔十年之后，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他回忆说，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他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后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这篇文章谈到了两人的不同。其时，“文革”刚刚爆发，香港的左右翼对立，让他承受了莫大的压力。而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左翼的高层，他们认为梁羽生对金庸评价过高。

　　梁羽生也在这次访问中再次评点了两人的写作：“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的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当年，金庸被梁羽生指责一番后，表面上含蓄回应，实则非常在意。那时他对诗词写作缺乏概念，不识平仄，因此出了不少纰漏。自此，他勉力学诗作词，决意一雪前耻，故从1970年开始修订旧作时，不仅改正了原本中的诗词，还加入不少新的创作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个对子，就是在1970年后才被金庸提出的。”

　　梁羽生撰文自诩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诚然，梁羽生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龙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小说掀起“新派武侠”的狂涛巨浪。

　　由梁羽生作品改编的电影《七剑下天山》放映后，有人问梁羽生：“您写得比金庸早，但似乎还是金庸名气大一些，为什么呀?”梁羽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金庸比我写得好。我占便宜(的地方)是比他写得早，我是开创武侠小说的人，任何文学应该后胜于前……我常常说，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好的，现在有很多人也这么说啦!”“我没有觉得金庸带给我的是阴影，对于我们两人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我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当初我在写《金庸梁羽生合论》时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大家现在一说到我们俩，都简称为‘金梁’，金庸排名在前，梁羽生在后。你知道是谁最先提出‘金梁’的说法吗?是我自己。”

　　金庸盛赞梁羽生

　　梁羽生1986年6月退休，次年9月移居澳大利亚悉尼。

　　2004年，梁羽生迎来八十寿辰，记者专访他，问他和金庸的关系，他回答：“我现在每次回香港，金庸都会做东请客，他到悉尼来，我也总是会去看他。现在我的家乡广西正在建一座梁羽生公园，你知道‘梁羽生公园’这几个字是谁题的吗?是金庸。”

　　梁羽生称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虽然写了很多武林绝学，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金庸的洋，还表现在他的经商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金庸是左手算盘右手笔，双管齐下，很少有人比得上。”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去世后，金庸非常难过，他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友：“春节刚过，传来噩耗，梁羽生兄在澳洲悉尼病逝。在刚得到他病逝消息的前两天，我妻子乐怡和他夫人通了电话，他夫人还把电话交到梁兄手里，我们说了几句话。梁兄的声音很响亮，显得精神不错，他说：‘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没想到他很快就走了。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洲一次，跟他下两盘棋，再送他几套棋书，想不到天人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言语了……”金庸的这个电话是梁羽生接的最后一个电话。

　　金庸谈及两人的友谊：“我撰写小说，拟订回目时常得文统兄指教，而他指教时常悄悄而言，不想旁人听到。有一次，他轻轻地说：你在‘三剑楼随笔’中提到的‘秦王破阵乐’，这个秦王不是指秦始皇，而是指唐太宗。指点很轻声，怕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金庸欣然受教。”他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着。在金庸看来，梁羽生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侠气”。他说：“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中，宁可无武不可缺侠，只要有侠气，不懂武功都没有关系。”

　　梁羽生的弟子杨健思回忆，梁羽生的著作都是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2006年12月，梁羽生特意回香港参加天地图书公司的纪念活动，意外中风。金庸知道后，第一时间到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看望梁羽生。金庸去的时候，没有见到梁羽生的家人，只和梁羽生见面交谈。走的时候，金庸不放心，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内容大意是梁羽生在香港是在旅途中，如遇到什么困难，要告诉他，他一定帮忙——金庸是怕和梁羽生说过后，梁忘记了，留下字条是为了让梁的家人看见。可见金庸对梁羽生多么关心。

　　金庸痛悼梁羽生，写了一副挽联自称“自愧不如者”，他说：“如果他能亲眼见到这副挽联，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明明金庸是我后辈，但他名气大过我，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我和他同年，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自愧不如’，他一定会高兴的。”

　　金庸还说：“梁兄不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是高高兴兴的，毫不在乎。我说‘自愧不如’，不是自谦，是真的‘自愧不如’，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逆境之中，仍是泰然自若。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学也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