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的茶馆，砸掉的麻将桌

　　我的老家在川西平原一个小村子里，离成都大概50公里。

　　我的外婆生养了三个儿女，如今都住在县城，3个孙辈走得更远，都在北京、上海这样对她来说遥不可及的大城市。外婆常说：“生你们养你们，但你们长大就都像鸟一样飞走了。”往年除夕夜，我们三家人都要赶回农村“团年”，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围坐一桌，是外婆一年到头的期盼。

　　回外婆家那天，疫情还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冬天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田野一片青绿，几株早熟的油菜冒出了黄澄澄的花骨朵，一切都显得平和、安稳，空气里透露出春天的气息。

　　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排柚子树，整个院里都是树的清香，树叶交簇，风一吹过，树叶上的绿光翻飞折叠，好像一片绿色的水面在闪动汹涌。前些年，外婆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猪、鸡、鸭、鹅，这几年养不动了，只养了点鸡吃剩饭，还有一条棕色土狗，名叫老黄。老黄性情温和，总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外婆，眼睛里好像有话要说，很受宠爱。母亲说，我给外婆买的牛奶和饼干，外婆自己舍不得吃，反倒有时候会拿来喂老黄。

　　三叔婆正坐在院里和外婆晒太阳，一起收拾韭菜。三叔婆叹息着说，她觉得三叔公快不行了，就是过年这几天的事。忽然，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语气急促起来：“八大队的马逢国，你还记不记得？腊月初十，在田埂上跌了一跤，送到医院去就死了。”

　　像一颗石子偶然激起院子里的涟漪，外婆惊讶道：“真的吗？就是上个月赶集的时候，我还见到他呢。”

　　三叔婆很快释然了：“人老了，就是这样，跟瓷碗一样，一碰就碎了。不过这样一命呜呼总比在床上病多少年要好，不拖累儿孙，自己也免得遭罪。”

　　外婆笑道：“要是有一天你倒床了，你就不会这样想了，不管怎么样，人还是总想活下去的。”

　　22日，有关肺炎疫情的消息开始迅速蔓延，虽然四川离疫情中心有些距离，但春节返乡的大潮早已开启。得知几位在武汉工作的朋友已经回到四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劝家里人今年取消团年。但长辈们都不以为然，觉得我“在大城市待久了，少见多怪，太惜命”，除夕的上午，外婆为了款待儿孙们，还在院子里杀了一只家养的鸡。

　　大年初一，我在家庭微信群里反复转发有关疫情的消息，长辈们依然视若无睹，吵嚷着要相约出去打麻将，尤其是舅舅。

　　舅舅年轻时就是村里远近闻名的赌友，麻将、斗地主、炸金花、跑得快、长牌，样样精通，全面发展。最近10年，舅舅和他们的赌友们也陆续离开乡村搬到县城里工作居住，过年时回家打麻将成了他们重叙旧谊的主要方式，更与“面子”息息相关：谁能在村头麻将馆里悠闲地坐下来、把麻将番数打得越大，谁就能证明自己现在“过得不错”。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没有什么技术，在县城里一般都从事着很辛苦的工作——男人送快递、做装修，女人长相漂亮、年轻一点的可以去卖衣服，过了45岁只能进餐厅端盘子。他们平时或许节俭度日，一块钱掰成两个五毛用，过年时若能在乡邻旧友面前脸上有光，那是一年中少有的惬意时刻。

　　表妹气急败坏地找我商量对策：“我爸一个月前就蠢蠢欲动、按捺不住了，现在不让他出门，他急得跟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双脚齐跳。我反复劝他，他还振振有词：汶川大地震过后，余震接二连三，那时候我们都没在怕的，继续搓麻将，难道现在比大地震还恐怖嗦？”——的确，我还记得，那时候，老乡们就在麻将桌旁倒立个啤酒瓶，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跑出茶馆，震完了，再回去接着打。

　　我联合表妹、表弟好说歹说，长辈们都不当回事。最后，我们只得在群里发布威胁通告，说如果他们执意要出门打麻将，我们3个就搬去县城住宾馆，并且明年不再回家过年。

　　长辈们这才悻悻作罢，母亲还心有不甘地在群里和我公开对着干：“唉，我们家这3个孩子，读了点书，现在就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没想到，第二天，气氛骤然紧张。市政府发布通知：市内所有的茶馆、茶楼等人群聚集场所暂停营业。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老家的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长辈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去茶馆搓麻将已经成为他们最熟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关闭茶馆带给他们的冲击感比我们晚辈的苦口婆心更真实——“真的出事了”。

　　“哦豁，不打麻将就等于是坐班房嘛！”舅舅还在群里故作轻快，但没人把他这句调侃接下去，大家开始相互提醒“不要相互走动，待在家里最安全”，群里隐隐散发出不安的意味。

　　政府很快派驻了一批值班民警，到处巡查搜罗，抓到聚众打麻将的，直接冲进去，用铁锤把麻将桌子敲碎捣毁。这下大家都知道政府动真格了，家家关门闭户，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好动的麻雀还在树杈和电线之间轻快地跳来跳去。

　　1月28日，正月初四，在手机里屏幕的“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里，不断滚动增长着的实时疫情、医疗驰援、物资捐赠等一串串的“严肃脸”消息里，一条“四川要求麻将馆全部暂停营业”的消息，对川外的人看来，显得有点搞笑，但对舅舅他们来说，或许只有无奈。

　　和解的欢喜冤家，参加不了的葬礼

　　28号一大早，外婆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外公的兄弟、我的三叔公去世了——倒不是因为肺炎，是肝癌晚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外婆连连叹息：“你们说，这个何老三，早不早晚不晚，偏偏死在这个时候。现在村里的人，大门不敢迈二门不敢出，没人给他办仪式，没人哭丧，没人送他一程，就这么静悄悄的，像风刮在草尖上，无声无息地就走了。”

　　外公一辈共五兄弟，成家后就各自分家，但都住在一个生产队上，彼此挨门接户，鸡犬相闻。年轻的时候，五个妯娌聚在一起，天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或为孤立、打击对手合纵连横，今天你跟我是一伙，明天我在你背后戳戳点点，不啻于宫斗剧里的爱恨情仇。

　　其中，我的外婆和三叔婆就是一对冤家。

　　按照外婆的说法，她第一眼看到三叔婆张秀琼时，“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好东西”。她眼睛细长，眼神像狐狸，这样的人狡猾、心机深重、牙尖舌怪，她白皙的脸，老话儿叫“青脸”，是记仇、小心眼的罪证。

　　在她们二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史”上，双边关系时好时坏，可谓云谲波诡、起承转合、柳暗花明。在冰冻期，外婆常常在背后指责三叔婆爱打小算盘——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生产队出工，三叔婆不是称病躲懒，就是磨洋工，收来的东西，她也经常乘人不注意藏到裤腿、腰带里，偷偷带回家去，这成为她在外婆心中无法抹除的档案；矛盾白热化的时候，外婆曾把三叔婆的劣迹大肆宣扬，三叔婆气急败坏，便把浇田的粪肥往外婆身上泼；在回暖期，外婆也曾亲昵地称呼三叔婆为“琼妹”，在旁人跟前夸她长相好看、说话伶俐，甚至把儿孙们买回家的糕点专诚给她送上一份。

　　乡村的天空上白云苍狗，两个女人之间仿佛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引力，她们既不能分开又不能拥抱，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立又统一的紧张感中。她们有时感动，有时仇恨，有时推心置腹，体谅彼此的难处，有时又咬牙切齿，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连她们的男人都搞不清楚，她们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外公常常一觉醒来，发现外婆嘴里亲切可爱的“琼妹”又变回了寡廉鲜耻的“张卖X”。

　　这种情形，终于在三叔公查出肝癌那年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外婆带着母亲去医院看望时，三叔公的腹部已经变得膨胀肿大，仿佛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到了腹部，三叔婆则眼窝深陷，脸色黯黑，整个人矮小了一圈。她拉着外婆的手说：“二姐，我都想过不给他治了，他死了，我也去死，免得他受罪，还白白花孩子们的钱。”外婆骂她：“一辈子聪明伶俐，怎么到了这时候如此糊涂”。两个老太太流着泪凑在一起，变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亲姐妹。

　　我们都劝外婆，疫情严重，这时候不要去三叔公家，如果要送慰问金，我们在手机上转账给三叔公的儿子就可以。外婆心神不宁，一会儿扫院子，一会儿去厨房看水是否烧热，迭迭说，“这么大的事，也没人给她拿个主意”，“你们都待在家里，我还是得去看看”。

　　晨雾还没有散尽，家门外的田野上飘浮着一层白茫茫的霜气，安静之中蕴含着一种重大的暗示。外婆用围巾把口鼻包好，走出门去。

　　一个小时后，外婆回来了。三叔公家里已经决定，“什么都不办”，尽快将他运往火葬场，他住在县城、外地的儿孙们也顾全大局，暂时不回家，等疫情结束，再给他补办一次白事酒宴。

　　但外婆觉得补办没什么意义：“等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奈何桥，在黄泉路上走好远了，人间的吹吹打打他哪还听得见？”

　　下地的外婆，无法采收的儿菜

　　外婆今年78岁，和儿孙们不同，她和外公始终不愿意离开农村。母亲曾好几次把她接到县城里住，但她觉得封闭的单元房令人窒息，又惦记着田地荒芜、家里的狗无人喂养，总是住不了两天就不辞而别。

　　不仅在楼房里住不惯，她和82岁高龄的外公如今还坚持下地干活。外婆一生务农，身体落下不少慢性病，腰椎、肩周经常疼痛；外公前几年出过一次车祸，脑部淤血损害了一些运动功能，现在左手不是很灵便，但这些都无法阻止他们走向田地。

　　儿孙们屡屡劝说他们不要再下地了，这么大年纪还在劳作，让人难受、心疼，各家出一点钱，完全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当然，我们姐弟几个和父母们也都有一点私心——让外人看见外婆外公这把年纪还要种地，会误以为儿孙不愿意尽孝，虐待老人。但对外公外婆而言，“下地”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无法停止的生活惯性，更和他们朴素的道德观相连：不干活的人是不道义的。

　　外婆一辈子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她偶尔说出的一些话，总是令学文学专业的我自愧不如。比如她说：一个人的命就写在他的名字里，外公名“代田”，所以他一生都离不开田地，到老了、走不动了、有一天死了，最后都会回到田里。她还说：儿孙是鸟，可以想飞就飞，但她和外公是萝卜缨，从田地里拔出来，就活不了几天。

　　疫情的消息爆发后，我隔几分钟就要抱着手机刷一刷新闻，增长的统计数字、前线的最新报道、群里的各种消息在我脑海里不断爆炸，伤心、担忧、恐惧、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也交织而至，我如同患上了焦虑症般坐立不安，和家人说话也常常走神。

　　自始至终，只有外婆和外公丝毫不慌乱，他们和往常一样，任凭惯性引导他们每天走向田野，默默无言地干活，一句话也不说，径自生活在一种自我封闭的寂静中。我们劝他们不要出门了，他们说，一亩田里，就两三个人，那么空旷的地方，哪会感染呢。

　　今年，外婆种植了两亩多地的儿菜。儿菜我以前只在四川见过，现在随着物流的发达已经开始“北上”。这种绿色的芽菜，像宝塔，根部粗大，环绕相抱着一个个翠绿的芽包，如同母亲怀抱着孩子，故又名“抱儿菜”。这种菜口味清甜略苦，冬季用来炖肉有去火散热之效，眼下正是采收的季节。

　　政府虽然取缔了封闭空间内的娱乐活动，呼吁大家减少外出，但没有限制种地。29号这天，外婆一早便去田野里剥儿菜，等待菜贩子小周下午上门收购。我也去地里帮忙，剥了半个小时，腰便酸得直不起来。坐惯办公室的我无法想象，外婆每天都要这样劳作大半天，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天色已经黯淡下来，还不见小周的踪影。外婆的眼睛连连望向村口大路的方向，忍不住拨通了小周的电话。

　　“嬢嬢（四川方言，意为阿姨），你等一下，莫着急。”小周的声音像一只大喇叭，透露出急躁和慌乱，“今天我要收很多家，晚一点上你那边去。从明天开始就要封路了，我过不来了，所以今天我要赶着把所有能收的全部收上来。”

　　“怎么会封路呢？”外婆大惊失色——她地里的儿菜才收了一半，如果菜贩子接连几天不上门，儿菜过了成熟期就会发老，变得空心而无法食用。

　　“政府管得越来越严，怕出事，明天有些路就不让走了。”小周忙着生意，来不及细说，三言两语就挂了电话。

　　外婆忧心忡忡地站在院子里，暮色和她身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真是奇怪，电视里只是说要把得病的地方封起来，怎么连我们这里，离得老远的，也要封起来呢？”

　　我无法跟外婆解释。现在地方上如临大敌，防疫的事情一点不敢怠慢，层层加码，传达到基层就会倾向于采取最严格、确保百分之百不会出事的策略，至于是否会耽误农民的收成，还没有更加精细的管理政策。我只能安慰外婆，“没关系，儿菜一共也卖不了多少钱”，如果亏了我就再拿些钱出来补偿她。

　　但这些话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外婆的眼睛里闪着光：“不行啊，每次拿了你的钱，我心里都很愧疚。”她又开始念叨，去年的折耳根因为多雨没来得及收，好多烂在了地里，这件原本已淡忘的隐痛，现在又浮现在她心里。

　　我有些担心，农民在任何政策波动中都是最脆弱的、也是最为沉默的群体，他们往往遭受损失而没有言说的渠道。如果交通中断的时间太长，对农民和城市居民无疑都是双输的局面。

　　我问留在北京的朋友情况怎么样，她说周围人都有些不安，白天去了趟超市，其他物资还好，就是新鲜蔬菜很难买到了，“我家旁边的盒马，今天开门半小时蔬菜就卖光了。”

　　直到晚上，小周也没有来。

　　刷不完的抖音，辟不灭的谣言

　　“快看快看，这是南河镇那边，地震后修的新农村示范区，那边有家人，女婿从武汉打工回来！一直他家里人都瞒着大家，他女婿还到处跑，打麻将！直到今天他发病了，生产队上的人都冲到他家打起来了！”

　　家庭微信群里，表姨突然转发了一段话和一个抖音视频。视频里，大约三四十人聚集在一幢农村小楼前面，有的严严实实戴着口罩，有的露着脸破口大骂，有人站在外围伸着脖子看热闹，还有人手持长棍对着这家人的门窗肆意敲打。人群汹涌，挤在前面的几个男人情绪很激动，试图闯进门和屋里的人理论，两个警察死死地守在门口，防止他们进门发生暴力事件。男人和警察几乎脸贴着脸，在这个特殊时刻，似乎能感到他们彼此呼吸的气流喷到对方脸上。视频背景里是嘤嘤嗡嗡的嘈杂乡音，隐约能听清几个脏字，大约是谴责这家人“龟儿子”之类。

　　最近一年，抖音在县城和农村火速流行起来，成为母亲这一辈人最时尚的交际手段。沉闷生活里的人们一旦打开了一扇触手可及的娱乐窗口，便痴迷得难以自拔。母亲有时候也说，抖音刷久了，人会感到疲惫空虚，脑子里全是五光十色的碎片，但什么内容也没有。我劝母亲可以读点书，像她年轻的时候，读读琼瑶、严沁的言情小说，或者《读者》之类的心灵鸡汤也好。母亲又摇摇头，“现在谁还看书啊，跟不上潮流了”。

　　几天时间里，与疫情有关的短视频在我家群里急遽传播。长辈们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前几天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这几天则听风就是雨，添油加醋。表姨转发的这个短视频，也火速成为了大家的讨论焦点。

　　“这是真的吗？虽然说的是四川话，但四川这么大，看房子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表妹在群里提出了疑议——但没人接她的话，长辈们已经开始有鼻子有眼地描述着，“人民医院昨天已经死了一个人了，很可能就是这家的女婿”。

　　我不得不把疫情实时动态发送到群里，让大家不要传谣：“这个动态是全国联网的，更新得很快，如果是昨天死亡的，应该已经正式宣布了，现在我们整个地级市都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政府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呢。”表姨自信满满地说。

　　此外，喝酒能杀死病毒、生吃辣椒能杀死病毒、宠物能传染病毒、市区内某某小区出现群体性传染……也都是长辈们热衷议论的谣言。刚开始，我和表妹、表弟就像四处救火的消防队员，发现一个谣言就扑灭一个，说到后来，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长辈们似乎在家中闲得无聊，故意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谣言生长的速度总是快于我们辟谣的速度。

　　“我今天才发现，我们家的长辈全都是苏大强。”表弟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中吐槽，“算了吧，有些没太大关系的，就让他们相信吧，反正多喝点酒、喝点盐水问题也不大。”

　　过了几个小时，表妹又在群里转发了市政府官方微信公号发布的关于聚众打人的辟谣公告，其中明确表示，刚才表姨转发的那个视频，并非本市的事情。为了让大家信服，官微小编特意制作了一张对比图——视频截图在左，建筑为白色墙体，南河镇新农村示范区在右，建筑为棕红色墙体，图片上压着一行红字粗体字：“可以明显看出不是同一个地方”。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小编满满的求生欲。

　　“各位长辈，大家不要惊慌，抖音上很多消息，很难分辨真假，还是多看官方发布的消息，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我赶忙配合表妹进行了一番说教，但没人理我。

　　紧接着，表姨又在群里发了一个跟疫情有关的搞笑视频段子，夸张的语调配上滑稽动感的音乐，结尾响起哈哈大笑的声音。

　　着急回城的晚辈，安土重迁的老人

　　30号一早，小周终于开着三轮车风尘仆仆地来了，口罩上已经有些黑印。

　　“嬢嬢，今天的菜1块4一斤哈。”

　　“昨天还是1块6呢，怎么今天还少两角？你们这些人，莫要使坏骗我们老年人。”外婆有些生气地说。

　　小周扯着嗓子，显出无奈的样子：“我哪有骗你嘛，现在人心惶惶的，我都不知道收到手里能不能再倒手卖出去，我上头的人也在压价，我也恼火啊。”他见外婆气呼呼的样子，故意拿话激将，“要不你去问问，看还有没有别人愿意收，现在这一带，只有我还在收了。赶紧决定吧，我9点钟前必须把车子开出村子，晚了怕出不去了。”

　　外婆摆了摆手：“那就1块4吧”。

　　菜过秤的时候，母亲听到小周说有的道路已经阻断，心里就有点慌，担心再过两天，回县城的路也走不通了。我们一家决定马上回城，我更是担心有变，想尽快回北京。

　　外婆还没从小周压价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听说我们要走，更加闷闷不乐，她依依不舍地望向母亲：“这就走啦？”又拉着我的手：“这下子要明年才能见到我外孙女了。”

　　母亲这一代，早年都生活在乡镇上，距离农村很近，外婆赶集时，走路也可以去镇上看看儿孙们。那是乡镇的黄金时代，赶集时人头攒动。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酒铺，自家的高粱酒，自产自销，生意兴隆，父亲在镇中学教书，我家的日子过得蛮滋润。后来，“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去城里了，留下来的人，觉得喝有牌子的瓶装酒才有面儿，生意越来越差，有时候半天只等来一个老主顾”。母亲索性关闭了酒铺，到县城里另寻了销售的工作，父亲所在的学校也由于生源太少被合并，工作调到了县城附近，我们便在县城买房生活。

　　母亲的认知里没有“城镇化”、“老龄化”这些巨大的词汇，只有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碰撞产生的碎片印象，以及周遭快速变迁带来的眩晕感和伤痛感。那种伤痛非常微妙，有时候不易察觉，母亲觉得已经淡忘了，有时候又突然出现，在夜深人静时让她辗转难眠。她会忍不住一遍遍告诉我，我们以前生活的学校现在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她以前开酒铺的铺面卷帘门紧闭、落满灰尘，农村里几乎看不见年轻人，各家各户都只剩下安土重迁的老人。

　　更让母亲感到痛心的是，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被绝症带走。外公的四个兄弟相继离去：胃癌、食道癌、脑溢血、肝癌，他们既承载了疾病本身，也像是疾病的隐喻——乡村的五脏六腑都在相继老去并坏死。我宽慰母亲：随着人均寿命增长，癌症增加是正常现象，也和老辈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母亲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她被一种巨大的悲痛笼罩，宁愿相信算命先生的说法：村里这么多人生病是因为地脉不好，村里聚居的地方压住了一条神龙的尾巴，神龙无法摆动，烦躁不安，所以频频招来灾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集体搬走，另建居所。

　　但几十户人家集体搬迁谈何容易，稍有条件的人家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了摆脱迷信的阴影，便干脆放弃老家，宁愿租房也要待在县城。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更加速了人们迁移的步伐，城市的繁华多彩无疑拥有更大的诱惑力，乡村陷入无可避免的苍白和寂静。

　　三叔公过世第二天，去火葬场的殡仪车终于找到了，往日去一趟，两三百块钱就可以。如今特殊时期，司机不愿意出门，好说歹说，终于加价到五百块，司机才肯跑一趟。

　　车轰隆隆地开走，外婆突然有些黑色幽默地说：“何老三一辈子都抠得很，自己的亲孙子都舍不得花钱买个糖，这要是知道花了两倍价钱去火葬场，他肯定要交代琼妹，自己在家里烧了算了。”

　　末了，外婆又牵挂着地里的菜，背起背篓下地了。

　　我跟在外婆身后，空空的背篓在她肩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轻快地唱歌。我心里的慌乱一点点消失，同时有一种很奇妙的疑惑：三叔公死，她好像并不伤心；外面闹疫情，她也并不害怕，仿佛在她看来，人命都没有眼前这一亩地的儿菜更值得关心。但我深知外婆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村里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去帮忙，这到底该如何解释呢？

　　小时候，但凡我提起“死”字，外婆就大惊失色，急忙“呸呸呸”，唯恐我沾染上不吉利的东西，而这次回来团年的前前后后，外婆竟如此坦然地时不时讨论着死亡，就像谈论吃饭、下地这样寻常的举动。我感慨之余，还是有些想不通了。

　　我和母亲回城前，外婆匆忙给我装了三斤儿菜、两包腌萝卜干、一罐香辣腐乳。她面露赧色：“你给外婆拿了红包，外婆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给你。”

　　外婆总是被不能带给儿孙更好生活的羞愧感萦绕。她不知道，我也很羞愧，我是逃离生养我土地的叛徒。坐在回县城的车里，怀抱着外婆的儿菜、萝卜干和腐乳，即使想到我即将回到北京，在那个慌张而纷乱的巨型城市中面对种种未知，我也感到踏实，不再害怕。

　　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大地曾经承受大地震的撕裂，但现在伤口已经愈合。大灾大难总会发生，在灾难面前，人总是容易被集体主义的、宏大的、应激的情感所裹挟，但灾难总会有过去的时候，而生活是绵长的、具体的、细微的。或许，我们对尘世中具体事物的爱越多一分，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勇气也就更多一分。

　　编辑 | 许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