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剧作家雨果、大仲马在巴黎戏剧界曾掀起一场“对决”。

　　雨果和大仲马都出生于1802年，他们相识于19世纪20年代初，分别写出戏剧作品《艾那尼》《安东尼》。他们的作品风格多少有些相似，同样都有大胆的文笔和精湛的写作技巧。正因如此，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

　　19世纪30年代初，大仲马曾是雨果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但和其他普通文人不一样的是，他也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在戏剧舞台上获得成功。写剧本比写诗更容易赢得公众的认可，因为说服出版商出版一本诗集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即使能出版，读者也不会太多。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出版诗集的经济回报很少。

　　至于小说，当时人们认为它是一种低级文学，难以获得文学界的认可，尽管写小说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

　　从那时起，雨果和大仲马就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谁能有幸毫无争议地获得“浪漫主义戏剧大师”的殊荣？历史最终选择了雨果，而不是大仲马。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事情并非如此明朗。尤其是在1831年，大仲马即便没有超过雨果，也至少和雨果打成了平手。雨果因《玛利安·德洛姆》遭受冷遇而气愤不已，有人甚至指责他是受大仲马新近发表并大获成功的《安东尼》启发，才创作出迪迪埃这个人物形象。大仲马很有大将风度，立刻在《两个世界评论》上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大仲马先生谨委托我们告知读者，在他本人构思《安东尼》一年前，《玛利安·德洛姆》已创作完毕。因此，如果存在抄袭，也是他本人抄袭雨果，而非相反。”尽管大仲马做出了表态，他个人的成功最终还是导致浪漫主义剧作家之间的失和。

　　两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他们之间的争斗持续了很长时间。1833年夏，雨果看到一个叫卡萨尼亚克的职业评论家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卡萨尼亚克对雨果大加赞扬，批评大仲马没有任何才华，只知道四处抄袭。雨果显然不会对有利于他的对比表示不满，但还是劝与他关系密切的报纸主编不要予以发表。实际上，雨果的作品《玛丽·都铎》马上就要在剧场上演，大仲马及其追随者的支持对该剧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当时并非雨果表达对大仲马不满的好时机。

　　尽管如此，危险时刻还是渐渐来临。大仲马创作的剧本《安热尔》被安排在《玛丽·都铎》之后上演，剧院经理阿雷尔冒失地将海报词设计成：“第一天演出《玛丽·都铎》，接下来是《安热尔》。”其中似乎暗示雨果的作品难以获得成功……雨果很愤怒，坚信是大仲马在后面捣鬼。他当即示意报社主编发表一個月前拦下的那篇文章，卡萨尼亚克对大仲马的批评就这样出现在《辩论报》上。

　　大仲马惊愕不已，立即写信给雨果：

　　亲爱的雨果，很久以前有人告诉过我，《辩论报》上会出现攻击我的文章，还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您写的，却是您授意的。我根本不相信……朋友，怎么对您说呢，在我的戏剧即将上演之际，我的朋友，而非我的对头，却在《辩论报》上发表批评我的文章。难道让我对此毫不在意吗？

　　依然是您忠诚的大仲马

　　落款的这个“依然”表达了深深的责备之意，雨果的回应则很模糊，似乎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

　　亲爱的大仲马，很多人在指责我，有的您能想到，有的您根本想不到。作者是我的朋友，是我帮他在《辩论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要忘了，在这件事上，如果您产生一点儿怀疑我不是您友好、真诚的朋友的想法，您就是天底下最没有正义感、最忘恩负义的人。

　　这件事很快被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支持大仲马，认为雨果在背后算计了他。剧院经理阿雷尔也支持大仲马，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很有经济价值——两位大家之间产生不和，这难道不是剧院借机做广告的绝好时机吗？

　　最终，《玛丽·都铎》在这件事中受到很大影响，演出效果非常糟糕，雨果在剧场中被观众喝倒彩。在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朱丽叶·德鲁埃的表现很差，外界认为她应对剧本的失败负一部分责任。朱丽叶也因此抑郁成疾。

　　雨果急于摆脱不利境地，想将自己写给大仲马的信公之于众，以求为自己辩护。大仲马极力劝阻，但未能奏效。雨果发表了亲笔签名信，否认自己和整件事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进入持久冷战期，直到后来他们因共同反对拿破仑三世才有所缓和。

　　（夕 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法国文人相轻史》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