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共和国》是一本由[西]安德烈斯·巴尔瓦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88图书，本书定价：46，页数：20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光明共和国》读后感(一)：没有天然的童真，就像没有天然的正义

　　儿童不是自动变成大人的——人在一系列破碎、断裂、堕落、告别、妥协和重建中成长为社会人，遵循条框规约礼俗理法，反过来，成年人也更难以循着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径识认自己的童年。

　　安德烈斯·巴尔瓦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裂隙描绘得叫人毛骨悚然。《光明共和国》让我们意识到，二者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抚养或教育关系，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成为对方的时间关系，更不是被化约为共识或常识的亲子对抗或儿童叛逆。儿童之所以不同，之所以令世界的道德秩序动摇，之所以令暴力超出暴力、令意义失去意义，正因为他们是人之初，是这个世界的雏形，是我们身上所有自我意识的起点，是在服从之前反抗权力和世俗的唯一可能窗口。

　　“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有着完整的家庭生活和不错的社会职务，为什么对大森林中的孩子对此忌惮，以至于从头至尾的讲述都蒙上了一层黑暗、惊悚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忏悔和绝望？

　　首先，正如“我”看不透神秘莫测的森林与河流，“我”也看不透孩子，既包括那些来源不明、行踪诡秘、发明语言、持刀杀人的野孩子，也包括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正从小女孩变成少女的继女。当一个成年人慢慢忘记自己童年时那漫长无边的夜晚、无人了解的恐惧，他也失去了与童年重新建立联系的可能。他不再了解儿童，通过不断遮掩与否定儿童与生俱来的黑暗一面，成年世界的伪善和官僚系统的轻浮一样，拒绝触及世界核心的问题，他们自身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童年时所抵抗、所仇恨、所希望叛离而叛离不得之物。

　　其次，叙事者之所以惊惧不已，是因为在解密恶童事件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剖解自己。儿童是一种“我”无从理解之物，是人类社会的叛军，却并非另一种与人类毫无关联的什么植物和动物。他们正是人类本身。没有天然的童真，就像没有天然的正义；在二者交织的神话之下，暴力和秩序得以存在，却又脆弱不堪。在清晨森林里被抓住的孩子捅了“我”两刀，被自己的举动吓得愣住，而“我”凭着此前缺觉时的绝望经验，发明了对这个孩子两天两夜的摧毁式审讯——“我”在审讯中扮演着一个善良的人，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入睡，再让另一个人踢开门把他叫醒，每二十分钟循环一次。

　　“光明共和国”的希望究竟存在于哪里？在城市下水道的玻璃殿堂里，在共和国的孩子被杀死之前，在成年世界从童年和本我之间找到道路的时刻。

　　《光明共和国》读后感(二)：“因为他们不是任何东西的合法继承者，所以他们只好抢。”

　　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不只是激情、愤怒与仇恨的表露，还关乎更深刻的不公不义：是谁规定我们生来就要活在这样糟糕的世界？是谁早早就预定好了我们必须扮演的角色？谁是世界背后那个面目模糊的立法者，胆敢宣称所有违背怹心意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你的刀上流淌的是我的血，谁才是真正的施暴者？

　　规则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确立，所以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是任何东西的合法继承者，所以他们只好抢。语言不被倾听，便发明无人能懂的语言。世界固若金汤，便创造前所未有的世界。世界把他们定义为“弃民”的同时，他们也以另外一种语言宣布了世界的失效。

　　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而流浪的孩子们，是新世界胎死腹中的美梦，旧世界无家可归的遗民。

　　下面分享一些《光明共和国》的书摘：

　　最后那几个月发生的那些事件可能打破了我们对童年宗教般的信仰，但孩子们也不比我们轻松多少，当然这也没能唤醒一个敌意更少的世界。对于孩子而言，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的成人管理员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很慈爱，但并不因此就不立规矩：一切都是坚固的，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一直存在。他们必须维持童真神话来换取爱。他们不仅必须是天真的，而且还必须成为天真的象征。

　　童年世界用它先入为主的观念压垮了我们，因此人们对那三十二个孩子的愤怒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那几个孩子的暴力行为是否正常，而是因为那些孩子没有遵循他们关于甜蜜童年的固有想法，这才引发了他们的暴怒。

　　我们必须惩罚某个人，由于我们不会惩罚自己的孩子，所以决定惩罚那三十二个。他们不仅拒绝成为失乐园神话的象征，而且已经开始传染我们的孩子。他们是黑羊，是最终会使整个水果腐烂的擦伤。

　　小姑娘与那些引发冲突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怀疑自己对周围东西的所有权。也许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证据，其实不然。通常，如果是在一个还算公正的环境中长大，那么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是周围一切理所应当的继承人，父母的汽车自然就是他的汽车，房子也是他的房子，等等。一个小男孩不会去偷父母的餐叉，这太荒唐了，因为那个叉子本来就属于他。一个小女孩不会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拿走他们的衣服穿着玩。占有是儿童意识中的一种纯粹的事实，一种用来筛选现实的分类方式。那些引发冲突的孩子，那些我们开始每天见到他们守候在街道红绿灯之间，或者几个一小堆躺在埃莱河边睡觉，待到夜幕降临就从城里消失的男孩和女孩，和我女儿有着共同的认知——和那些”正常”的孩子不同——他们不是任何东西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们不是合法继承者，所以他们只好抢。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孩子凭直觉知道了幻想是那三十二个孩子的优点。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觉醒的智慧或者采用他人想法的智慧？随便吧。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觉醒。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孩子的想象里，那三十二个孩子的能力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特权，是他们未来权利的源泉。

　　或者换句话说：“你们的自由是我们未来自由的保障。”孩子们恰恰是在我们的痛处，在不信任中获得自由的。等时机一到，我们的孩子将会毫不逊色地取代那三十二个孩子的角色，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是他们的继承者。令人惊恐的是，这份协议是以被动接受的方式实现的：通过角色的突然交换，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孩子似乎也接手了那三十二个孩子所犯下的命案。加西亚·里韦列斯又以近似尼采的口吻说道：

　　我对你做的，你也对我做了，我们两清了。或许并没有。你的刀上流淌的是我的血。

　　《光明共和国》读后感(三)：《光明共和国》——“堕落”、反抗与流放

　　对于孩子而言，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的成人管理员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很慈爱，但并不因此就不立规矩：一切都是坚固的，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一直存在。他们必须维持童真神话来换取爱。他们不仅必须是天真的，而且还必须成为天真的象征。

　　读这本书花了我很大的气力。不是因为它很难读，而是因为安德烈斯?巴尔瓦其人在字里行间倾注的和前辈们大体相似却略有不同的对现实的魔幻复现让人兴趣盎然，我抑制不住地去反复读那些很有意思的地方。长久以来，拉丁美洲的文学巨匠们都在不停地编织着他们奇幻而炫目的网，吉光片羽和黑暗呼唤同时邪恶地存在于迟钝的世界上，通过这些相信梦幻的拉丁美洲人对世界不同的感知与理解让我们看见魂灵的另外可能。印第安人有非常奇妙的历史观，他们在以最普通的态度记录历史的同时，也相信看不见的世界线上神话日日都在沸腾，万物的灵魂发出不同的声音，带来这样那样的预兆与启示。对自然的崇拜已经深深扎根进了这些民族的内心，在这里神权高于一切，连统治者也是无限虔诚的，不曾将这份敬畏引为自己在人间大展淫威的工具。十九世纪开始，现实主义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信条（昆德拉所谓“19世纪小说没有荒野，只有城市”），但历史长河里残留的目光依然注视着这片大地上的子民，他们不消回头便能感受到。我们可以说，这份巫气俨然已经刻在了拉美民族的基因里，投射在他们虹膜上的景色更加华丽妖异，他们注定会看到比我们更加丰富的世界。同时近代以来前殖民地的血泪民族史也为他们灌注了炽热的温度，决定了他们游走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态度。魔幻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藉此描写对命运、剥削者的反抗，这已成为拉美文学里几乎每个作家都会触碰的命题。

　　安德烈斯?巴尔瓦也是一样。他是拉美文学冉冉升起的新星，假以时日也许会是和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博尔赫斯、略萨这些人一起配享在西语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人物。他出生的年代，马尔克斯刚刚声名鹊起，波拉尼奥才开始提笔写作，巴尔瓦和黄金一代之间在时间跨度上隔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我们看到巴尔瓦采用了更加现代化的写作手法，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故事，行文之间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很多时候他将自己的态度非常明确地袒露给读者，每每读到这一部分我便想到波拉尼奥在《地球上所有的夜晚》里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创作的一些东西。他以非常片段化、零散而随意的口吻叙述一些故事，其间描述性的文字很少，也鲜有提及自己的感受。他的情绪总在画框外，在氛围中留待读者去感知，最终“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可安德烈斯不。巴尔瓦在小说里创造的人物，其对于整个事件的态度俨然已成为故事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他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圣塞瓦斯托波尔所有居民的感受，正是这些感受所引导的行动让孩子们团结起来反抗、逃入森林、最后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死亡。作品里的“我”同时作为一个普通居民和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从他的内视角提供给了我们许多内心天人交战时的沉重感。他参与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但又时不时离开环境做出一些描述与评价。但只是从叙述手法上还看不出巴尔瓦与前辈们有多么不同，《光明共和国》最让我感到精彩的点在于，不同于《佩德罗?巴拉莫》贯穿始终的神鬼难辨与《百年孤独》一直延续的无常循环，这本书描述的整个图景从魔幻向现实在逐渐过渡，以描述一个如同躺在迷蒙雾气里的城市为开端，终于一个毫无血色的恐怖惨剧。180页曲曲折折的情节之中，人性的丑恶渐渐从雾气里浮现，旧秩序对于改变的憎恨逐渐扬高了声调，以至于忽视了其间一切美好的因素。残酷的镇压到了最后一刻、当成人们走进地下流光溢彩的宫殿时或许就此结束，但支配者的感动永远换取不了弱者的信任，三十二双眼睛注视着这些不停呼喊的父母，隐于危险而沉默的黑暗之中，那之后便是火苗熄灭、光明消陨、新生的一切死亡、放弃憎恨的浑噩人们痛悔往事。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时，一切都已来不及了。此时一切雾气散去，人们看着自己赤裸的丑陋身子，意识到恐惧已经让他们失去了一切善良与坦然。

　　巴尔瓦很有意味地在书中写道：“安全，那个有魔力的字眼，那个甚至可以中断最基本逻辑的咒语。”他以主人公的口吻讲出这句话，说明这位主角眼前恐惧的帘障并非完全不透光。但是来自人性最本源的冲动驱使着他站在面对这群孩子的最前列，此时作者细腻的描写十分到位，他矛盾、恐惧、痛苦的内心活动跃然纸上。这种名为“我不会死”的冲动对他进行了催眠，恐惧眼神之外又多了一层愤怒的仇视。他在面对赫罗尼莫时几乎发了疯，之后又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最终面对真相带队出发，以施暴者的姿态前去消灭那些奇迹、启示与友情。压迫与反抗历来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命题，这次的主角则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死气沉沉的大人与活得像寓言一般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人眼里大抵经过了如题的三个阶段，从抢劫行人、破坏物资开始是为“堕落”，在招致打压后孩子们选择反抗，随后他们退到大森林中自我流放，实际上还在暗地里传递那些反抗规则的星火。生活方式间的割裂成为原罪，被当作叛乱镇压之后激起的血染反抗体现了孩子们心灵深处的迷惘。他们凡事皆当作游戏，所有判断只源于自己内心的愉悦，纵然不得不在犯下命案后销声匿迹、躲进幽暗的下水道，他们也时刻不忘追寻心底的奔放自由。在蜂巢里制造光明，在坟墓里追寻新生，这些孩子“最终适应了强加给他们的勇气”，把大人们看来阴暗恐怖的地方改造成一座殿堂，一个外壁温暖的自由国度。生命最美妙的时刻是在温暖的羊水里自由游动的那几个月，孩子们将这种舒适在地底扩张成为群体经验，他们在天真地过自己的日子，依照自己的规矩、说自己的语言来度过童年。

　　而在成人那边，天真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一种所谓人性善面最真实的集合的理想场景和现实之间激起巨大的落差，从幻想中被刺醒的大人们纷纷恼怒于打碎自己梦境的这些孩子，因为固有印象绝不能被侵犯，这是对于现实的亵渎，应当被打压、制止。而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深深地恐惧于此，订立的规则正渐渐被消解，家庭中的孩子们被诱惑，花园中心明令不得采摘的果子招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稚真应当如金丝雀般乖坐在笼子里，自由是童年的毒药，一旦自觉地组成了同一阵营，所有的大人都难免这么想。于是对立达到了最高潮，必定有一方被打倒。悲剧在于施暴者亲自掐灭了自己的未来，他们来到地底，看到自由的吻沉进亮光中央，看到下水道里，光明被编成一首美妙的童谣。在感动的光重新开始摇曳之间，罪行已然诞生——那些充满美、杂乱、奇观与黑暗的片段被命运丢进火堆，如同西班牙传教士在十五世纪焚烧玛雅人的书卷，这些心里已然萌生悔意的人毫无疑问便是凶手。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斗争必会永久地持续下去。圣塞瓦斯托波尔所代表的是乏味背后对于一切的漠然，在这里，人们只有半死不活时才算活着，死水表达了它甘愿作为死水的愿望，为此不愿容纳哪怕一条溪流、一道水渠。在一段描写中巴尔瓦写森林如同是在望着城市，时刻准备收复自己的土地，这亦是原始的生命力在对抗现代文明中麻木的螺丝钉们，想要撬动这架单调的不仁机器。最后的暴风雨像是一场注定的命运，巴尔瓦在一开头时写亚热带气候给了圣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们一种有些事早已命中注定的幻觉，正是这种幻觉让他们沉沦于毫无波澜的生活之中，如今也正是它降下滔天的洪水，将破坏这团死水的孩子们溺毙，他们在最后关头的沉默更像是一种宣告，以不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再次证明了他们身上那些被强加给他们的勇气。命运早已是定局，人们受到美好的感召、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整个过程只有一瞬。之后生活归于平常，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大地看倦风景便有河水奔流，可人们最擅长的事情便是遗忘，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又背叛了他们。只是那些流浪的孩子们灵魂永远光明，他们坦然、愉悦、相信奇迹，注定会在某个地方永远存在，并把这份光芒传递给下一个追寻自由的人。这也是巴尔瓦写作本书所想传达给我们最热忱的含义。

　　慨叹之下胡乱写了几笔，非常粗浅，一家之言，惶恐之至，求各位大牛轻锤。

　　《光明共和国》读后感(四)：巴尔瓦：现在累积的暴力会在某个时刻，被某个微小的事件释放

　　英文版的《光明共和国》与中文版几乎同步上市，作者安德烈斯·巴尔瓦近期接受了Observer记者Alina Cohen的采访，理想国翻译了访谈稿全文，今天分享给大家。

　　在访谈中，巴尔瓦把暴力描述成一种“静止的能量”，一旦 “电荷” 开始在社会中累积，并试图寻求出口，暴力就会发生。在这场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居然没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这让他有些惊讶。但或许，现在累积的能量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某个微小的事件释放。

一位名为George Floyd的黑人男子被明尼阿波里斯警察用膝头压住脖颈长达五分钟，送往医院后死亡。

　　面对近日多起不幸被巴尔瓦言中的暴力事件，我们或许也会有更深的体会——“对他者的恐惧是人的天性，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它，它就会消散；但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会激化一种互相仇视的社会情绪，这也意味着，允许zz人物操纵我们。”

　　唯有强忍着恐惧，面对难以直视的真实，勇敢地迎向他者，我们才有可能看清自己，不被任何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操控，也不被无因的仇恨所裹挟。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的人，那些不同我们的人。”

以下为采访稿全文：

　　在新书《光明共和国》的开头，安德烈斯·巴尔瓦写下了一个人战栗的句子：

每当有人向我问起圣克里斯托瓦尔那三十二个失去生命的孩子时，我的回答往往因对方的年龄而异。

　　句中有一个古怪的转折，而此后的每一页，都将被这种恐惧与陌生的感觉贯穿。缭绕在这个精妙开场中的谜团，也将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被一一拆解：

　　这些孩子是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死的？以及，毋庸讳言，叙事者遭遇了什么？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人们把那三十二个仿佛是凭空出现的孩子视作当地最主要的破坏因素。孩子们在街头和超市里制造骚乱，挑起暴力事件。然而，他们的年龄都在九到十三岁之间，在文学史上的诸多反派中，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并不常见，尽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把《光明共和国》与书写青少年残忍本性的标志性作品《蝇王》相提并论。在精心而巧妙地塑造这些角色和当地居民反应的过程中，巴尔瓦也阐扬了其深邃的主题：对他者的恐惧会招致悲剧性的后果。

　　叙事者自己起初也是一个外来者，从邻镇埃斯特皮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尔，担任社会事务局的领导。几年后，孩子们开始四处滋事，而矫正他们的行为恰恰是叙事者与其同僚的职责所在。这位不知名的社会管理人员以回忆的形式展开了整个故事的叙述——他搬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有二十年了。如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本地人，在他口述的这段离奇往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社会事务局第一次讨论那些孩子的问题时，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有三个遇袭者分别报案称被孩子们抢劫或骚扰了。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时已经太晚了：显然，在第一次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时，他们就应该进行干预，而不是等到群体犯罪发生以后。

　　议员普兰特女士指出，叙事者应该为近期发生的骚乱负责，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zz策略，他把这位议员的指控形容为“一堂生动的民粹主义逻辑课：先陈述已经失控的局势，然后提出对她来说难以实现的解决方案，最后将一切归咎于其政敌。”孩子们沦为成年人之间一场更大规模的zz游戏中的棋子。

　　在整部小说中，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人们都在不断地将自己的欲望和焦虑投射到孩子们身上。这些控诉只能帮助读者一窥成年人自己的内在心理，却无益于增加对他们的年轻敌人的了解，他们的神秘始终如一。读者从未接收到任何直接来自孩子们的信息。哪怕是叙事者，也只能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事后的纪录片和回忆录不断拼凑起他们的故事。

Andrés Barba

　　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西班牙作家，巴尔瓦凭借《光明共和国》赢得了该国最著名的文学奖——赫拉尔德小说奖（Premio Herralde），但他并没有批评笔下的人物不该害怕那些孩子。“对他者的恐惧是人的天性，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之一……恐惧保护着我们，就像痛苦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他告诉记者。如果我们怀疑或者试图分析这种恐惧，它就会消散；但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会激化一种互相仇视的社会情绪，这也意味着，允许zz人物操纵我们，巴尔瓦提醒说。

　　孩子们展现出了两种关键性的特征，使得成年人把他们指认为“他者”，并对他们心怀恐惧：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成年人无法听懂的语言；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领导。“没有领导，是与我们既有生活的根本分歧。”巴尔瓦解释说。在试图“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完全不同的人类社群”时，他借用了某种昆虫群落的结构：个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却不存在等级秩序。在《光明共和国》中，孩子们经常被描述为某种形似昆虫的生物，比起他们原本的模样，这更像是一种赞美。

《蝇王》剧照

　　巴尔瓦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伤害了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想象，于是，他在孩子们那个没有秩序、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创立了一种蕴意悠长的至美，在故事的结尾，读者终于得以瞥见其中一角。到最后，我们还是很难分辨哪种社会运转方式更好，是成年人的还是孩子们的。虽然叙事者的重心一直放在后者的群体性暴力上，但他也会偶尔提及在成人世界中发生的绑架及其他犯罪行为。或许孩子们确实把某些事情拨回了正轨，所以叙事者才会对他们的故事如此着迷。

　　叙事者本人是否理解自己对孩子们的痴迷或许还需打个问号，但至少巴尔瓦对自己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他把暴力描述成一种“静止的能量”，一旦 “电荷” 开始在社会中累积，并试图寻求出口，暴力就会发生。“在这本书里，暴力是被孩子们点燃的，利用了整个社会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不适。”巴尔瓦说。

　　联系到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巴尔瓦指出，在这场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居然没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这让他有些惊讶。在《光明共和国》中，一种怪异、失真、使整个故事的叙事臻于完美的语调令我们印象深刻，以同样的语调，他为我们的世界描述了一幅黯淡的前景。“或许，现在累积的能量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某个微小的事件释放。暴力永远存在，它是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动因。”他说，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的人，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

　　原文链接：https://observer.com/2020/04/luminous-republic-andres-barba-interview/

　　《光明共和国》读后感(五)：“邪典恶童”和“油腻人间”：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文/宝木笑

“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西]安德烈斯?巴尔瓦《光明共和国》

　　西班牙语的文学世界一直是一个奇幻而炫目的存在。由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构成的这个独特的文学王国，为整个人类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辉痕迹。不考虑十六世纪塞万提斯和《唐吉坷德》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仅上世纪至今的世界文坛，西语世界便贡献了1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马尔克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略萨等闪耀的群星，不仅点亮了西语世界的文学天空，更为整个人类文学世界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总体来说，西语文学一直带着小众而倔强的性格，即便成为世界文学舞台的名角，却依然不愿去取悦台下的观众。西语文学仿佛时刻在流露着这样的旁白：“你喜欢我，但我并不谢谢你，你是因为我的特别而喜欢我，而我不会为了你的喜欢而多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只是我。”

　　这像极了西语界当红小说家安德烈斯?巴尔瓦。在当下的西语世界，1975年出生的巴尔瓦显然承载着很高的期望，人们希望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语世界的辉煌能够在他身上重燃。但巴尔瓦依然我行我素在自己的大胆叙事和敏感主题上，因此他必须写《光明共和国》，这很像巴斯多丝在《巅峰的我》之后的一系列创作，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执拗地将自己的路走完。

　　然这也注定将成就不凡，在活跃而竞争激烈的西语文坛，《光明共和国》出版当年便一举夺得赫拉尔德小说奖，被誉为一部虚构的美洲编年史，一部寓言式的现代启示录。巴尔瓦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或者像是被众人推到了舞台中央。他开始了讲述，那是关于“邪典恶童”的故事，那是他虚构的中美洲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尔，32个孩子为了“光明共和国”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邪典恶童”：“熊孩子”的2.0版

　　最近几年，“熊孩子”的新闻不绝于耳。从开始时候的恶作剧、任性胡闹，最终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祸事。2014年6月8日，江阴市两名“熊孩子”因“无聊”，便将天台上堆放着的杂物逐一抛下，其中一砖块击中一名准新娘头部，造成其当场死亡。2015年11月20日，圳龙岗爱联爱新小区，四名“熊孩子”拿着石块刮花了小区内54辆私家车。

　　而《光明共和国》里的孩子完成了2.0版本的升级。巴尔瓦笔下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起先他们靠沿街乞讨过活，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活动。

　　在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居民眼里，这些孩子早已超出了“熊孩子”的范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邪典恶童”。这群孩子带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息，并且已经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他们“通常都是三四个一群走在一起”，形成作案小组。

　　用巴尔瓦的话说就是“协同作案”，“每个孩子都非常自然地在整个抢劫编排中扮演着某个角色”。比如，在一次针对中年妇女的作案中，“男孩粗暴地拉扯直接将她拽倒在地上”，剩下的孩子就会非常默契地趁妇女摔倒而抢走所有东西。

　　这群“邪典恶童”挑战着一个小城的底线和神经。事态逐渐扩大，当年的12月20日晚，圣克里斯托瓦尔像往常一样，“以一种令当时的我们引以为傲的隐秘方式”，用慈善捐款和当年的预算结余购买了超过三吨的生活品，然后将这些物资悄悄分发到了小城的民宅、食堂和公寓门口。

　　然而在第二天的早上，小城的“灾难”来临了。前一天晚上精心准备的那些礼物，被“光明共和国”的那些“邪典恶童”们破坏殆尽。人们第二天早上开门之后看到的是，大米和面粉的包装被扔得到处都是，罐头被打开并塞满昆虫……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集体暴行表演”。

　　就在几天前，“邪典恶童”像往常一样在超市进行“犯罪”，没想到竟遇见当地罕见的警察巡逻。结果，巡逻的警察遭遇到当地罕见的“暴力抗法”，于是慌乱中拿出了手枪，最终却是其中一名警察被同事的手枪走火打死了。“邪典恶童”的“暴行表演”与不幸因公殉职的警察事件一起引爆了小城。成年人的世界终于开始行动了，小城市长迫于压力，组织人马对“邪典恶童”开始了“围剿”。

“岁月静好”：“中年油腻”的劣质画皮

　　安德烈斯?巴尔瓦作为当下西语文学界最先锋的作家之一，显然不会只是想写一个关于“熊孩子”升级为“邪典恶童”的故事。巴尔瓦巧妙地将“邪典恶童”的故事，镶嵌在一个“岁月静好”的小城中，形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的映射关系：孩子们的故事和成人世界的岁月，就像是镜子两边一对儿彼此狞笑的影像。

　　在敏锐性上，优秀的作家都是一致的。巴尔瓦笔下的主人公来到小城居住没有多久，便敏锐地意识到，“岁月静好”只是这个小城的劣质画皮，内里是“中年油腻”的小城灵魂。不一定非得到了中年才会“油腻”，一个地方也不是因为小而变得麻木和庸俗。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貌似亲密而熟悉的背后，却掩藏着一种经过无数岁月发酵的自私与冷酷。

　　“邪典恶童”最终还是闹出了人命案，他们在超市造成了一男一女两人死亡，媒体蜂拥而至，网络群情激奋。然而监控中完整的画面是，那位被孩子慌乱中拿刀刺死的保安，在之前反复抽着一个孩子耳光，而周围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举动阻止。

　　而当伤者在地上爬行，甚至连行凶的“邪典恶童”都向他鞠了一躬。但监控中显示，周围的成年人却都像鲁迅先生《药》中围观的看客一般，甚至还有一个女人“趁乱偷了一盒染发剂之类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人却最后作为证人去指证孩子们，媒体说他们是“十五个值得尊敬的成年人”。其中一个女人说：“我发誓那些孩子们长着虫子一样的脸。”另一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当时都十分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

　　“邪典恶童”的抢劫、他们的恶作剧甚至超市命案，都未能让小城的人们想到做些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日子，每个人都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生活“看起来就像一群相似的臭虫，它们挨在一起，复制着同样的权力永动机制，同样的裙带关系圈子”。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人们，就像是那些我们在网上讨伐多年的人们。他们貌似佛系，却无佛心，保温杯里泡坏的枸杞，手腕上磨光的珠子，手里两把泥，脚踩西瓜皮，遇到事情能抹就抹、能滑就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那些孩子把自己门口的福利破坏了，甚至自己家里本来很乖的孩子们，也开始试图联系那些“邪典恶童”了，人们感到一种危险来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们坐不住了，必须要“伸张正义”了。

　　但“中年油腻”的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其办事效率可想而知。自认为办事牢靠、遇事沉稳的成年人们开始了笨拙地大搜索。巴尔瓦有意将《光明共和国》设计成一种镜像模式，圣克里斯托瓦尔自身的地理位置就是如此。这个小城紧挨着一个大森林，用巴尔瓦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是大森林极其无情、毫无人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简单事实，人们依靠一种“油腻”而活下去。所以，大搜索毫无进展，整个小说却在这种漫长的搜索中逐渐积蓄力量，慢慢走向高潮。

“救救孩子”：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圣克里斯托瓦尔是个虚构的地方，那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城，有着传统的家族、错综复杂的乡绅zz和死气沉沉的亚热带气候。那个小城曾经与周边任何一座大城市一般无二，逐渐成为地区的小小经济中心。那里种植茶叶和柑橘等经济作物，小企业逐渐繁荣发展，水电站与河道、公共广场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小城迈入现代文明的行列。

　　如果用我们的文学体系来衡量，圣克里斯托瓦尔就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乡、阎连科的耙耧山、孙犁的白洋淀，甚至像鲁迅笔下的鲁镇。巴尔瓦就是要用这些笔触一方面建立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一方面模糊小城的面庞，为的是让读者觉得那个地方就像自己所在的城市和家乡。那里的人们沉浸在繁荣和无聊里，生活像沾了胶水的网一般笼罩着所有人，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锻造着可以煮死一切鲜活的鼎锅。

　　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甚至就是我们每日生活的一切。

　　《光明共和国》的书名在书中有着具体的指向，那是圣克里斯托瓦尔所代表的鼎锅的反面。当人们从森林一无所得地搜索回来，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终于发现了“邪典恶童”们的“巢穴”。小城专栏卖弄笔墨的所谓作家，一直渲染那些孩子每到晚上就会毫无征兆地在大街上“消失”，故意在人群中散布恐怖气氛，乱带节奏。其实，那些孩子们都躲到了小城下废置的下水道里，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光明共和国”。

　　当大人们来到空无一人的“巢穴”，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那个废弃的下水道的隐秘区域，孩子们找到一间九十平方米的五边形空间，这个空间高三米，被从四个下水道口透进去的光照亮。这个空间完全是“光明的世界”，因为到处都是无数的镜子碎片和嵌在墙上的玻璃碎片，“玻璃瓶身、眼镜碎片和破碎的灯泡让光在不同的墙面间反射，就像一场盛大的舞会”。

　　所谓“邪典恶童”的背后依然是一颗向往光明的童心，虽然还带着恨吧。小说对这些孩子的出处不惜笔墨地进行分析，笔锋凝练的巴尔瓦之所以这样做，更像是在分析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人人喊打的“邪典恶童”。他说这些孩子都是流浪的儿童，有的是被拐卖，有的是因为离家出走，总之是成年人的世界把他们推向了那个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江湖。

　　而巴尔瓦最终也将“邪典恶童”的“标签”砸得粉碎，这正是《光明共和国》最精彩的部分，当然也是最让人唏嘘长叹的部分。书中的“我”在多年后依然无法忘怀那个暴雨中的日子，他们找到孩子们的“巢穴”，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最终，数十年不遇的暴雨让小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崩溃，大人们只能提前逃出，却在第二天发现了32具被淹死在地下的孩子尸体，那就是被小城无数人诅咒的“邪典恶童”们……

　　更让人不忍猝读的是，其实当时那些孩子一直躲在“巢穴”更加隐秘的周围，他们默默看着那些在“光明共和国”呼喊的大人们，外边暴雨如注，他们默不作声。大人不得不离去，孩子们也知道自己的危险，明白只要他们呼救，他们就能免于一死，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这更像一次决绝的反抗，也是《光明共和国》最让人黯然神伤的烟花，烟花易冷，人世苍白。

　　面对“熊孩子”和“邪典恶童”的各种新闻，成年的人们早已形成了一套“油腻”的“应急预案”。他们无非就是控诉教育制度，控诉无良家长，控诉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然后便端着保温杯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吸溜吸溜地嘬枸杞水了。

　　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最后一个章节只有16个字：“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孩子是谁？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更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每个成年人不真的静下来好好反思自己，并立即付诸行动，真正做到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那么我们的一切唏嘘和声讨都将是无力的，甚至是伪善的。也许，这也正是安德烈斯?巴尔瓦用一种西语文学特有的偏激奔放，写下《光明共和国》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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