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的时候，这对夫妇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花儿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宿州的中煤矿建总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

　　平日里刘志强经常会下楼跑步，从小区外的绿道经过。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

　　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父亲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窗外下着大雨，家人们第一次有了一起走进病房的机会，和刘志强夫妇做最后的告别。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气气。今年5月20日，刘志强给卢丽发了“520红包”，告诉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卢丽开心了一整天，晚上拉着女儿“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6位肝、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器官106054个。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宵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人们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我们不会忘记器官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肾脏科护士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器官移植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电话，希望能捐献丈夫的器官。“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逢年过节，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亲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十字，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后，越靠前的年份，捐赠者的名字越长。

　　如今，石碑已经立到了第9块，等到年底，刘志强和卢丽的名字也会刻在上面。

　　春分的时候，逝者家属和受捐的重生者们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周国平的散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当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

　　透过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

　　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