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林:文明的城里人
陈其林,中国内地作家,大专学历,九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中国当代作家协会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为株洲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耿飚将军研究会会长。
“知识青年”这个说法,硬要在我的阅读层面上去摸的话,我认为他在近代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知识青年这个词产生发展的年代,第二呢,是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进了城,到了一定时期,掌握了zz.文化上一定的权力之后“忆苦思甜”的年代。对于伟人当年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城里的小青年放到农村去,我想是出于教民之外,还有就业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我一直搞不懂,伟人当年为什么把这些小青年叫做“知识青年”,干嘛起这么一个文明的称呼呢?文明这个词的内涵到底在哪里?城市文明有这个词,农村文明读起来就显得有些新鲜别扭。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对知识的看重如何,我不清楚,我认为伟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就“知识青年”这个词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来讲,在我的阅读视野确实是城市文明里头一代人的伤痛。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是难以忘怀的。不过我对知识青年的看法是缘于我的经历与我的父亲。
在那个年代我家也住过知识青年。
在那时,父亲是乡下难得一找的人才,醴陵的老三中毕业。走出学校就在大队上干起了会记,没满二十就教起了书,没多久就当上了校长。我没出世父亲就与伯父分了家,老的土墙屋被劈成两半,我家五口挤在两间半的屋子里,连灶都砌在堂屋人家敬家神的地方。吃饭时,能见到猪潲“咕咕咕”冒的泡,边吃还得边品新鲜的猪潲味。在当年,我们家是幸运的,来我们这的十多个知青,有两个分在父亲教书的学校教书。当年的学校的布局一南一北两间土墙屋,中间一操场。因教室少,父亲还得把教室安排到一些人家。两个女知青不知走什么运,住进了我家后面的房里,得,我家五口挤在前头一间房里了。
父亲命我三兄妹把两个知青叫“余姨唧”“刘姨唧”。
的确,两个知青在我的记忆里与我们家相处是愉快的。
她俩上完课经常跑回来帮母亲干活,折些“飞机”“手枪”给父亲手下的两个“兔崽子”玩。在我的记忆中,她俩一身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干净的,找不到一点泥巴。说话走路与我们身边的人有明显的区别,粗野与她们沾不上边。
这两个知青教了多久的书,在我家住了多久,我都没有准确的记忆。她俩离开时,我已经能去河里摸螃蟹了。正好是我去河里摸螃蟹,一到家,母亲告诉我她俩走了。不知怎么,我忍不住流了泪。我也看见母亲老是无缘无故的擦眼睛。从此,这两个知青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在人间蒸发了。父亲说,其实这两个知青来我们这一天能跑好几个来回,她们就住在我们的醴陵城。
后来,知识青年们开始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忆苦”了,弄起了伤痕思潮。我父亲反映强烈,他说城里人命就是比乡下的富贵,有点什么事就可以闹,今天不行,过个几年几十年也要讨个公道。乡巴佬命就是贱,吃苦受累忍气吞声一世,一个屁都不能放,放了也没人理。
他的两个“兔崽子”其中就有一个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熏出来的。
有次,父亲突然不准他去上学,在生产队承包了一口水面有好几亩的大池塘,令他在家养鱼。那可是越热越要草的差事,晚上还得防着贼。结果没干上半年,那个“兔崽子”哭着喊着找来一大帮亲戚向父亲求情,他要去读书。从这以后,他在班上总是前几名。不过,他每次回来向父亲汇报,父亲还是会绷着一张脸。最终考了个名牌大学,成了一名北京人。这事,在我们当地是很著名的。父亲教书一辈子,应该说这是他做得最实际最成功的教育范例。不过,父亲一直想去北京,到死也没去成。
那两个知青也好,父亲培养的那个崭新的北京人也罢,我一直在探寻他们离开乡下就不愿再回来的原因.......
去年,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同我讲,他说现代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有一次他上课时讲,农民兄弟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讲起了湖南农民的“双抢”,北京与上海来的研究生问他;湖南农民的双抢是抢火车还是抢飞机。搞得他哭笑不得。
近几年,湖南卫视弄了个“变形记”的节目,支持的人很多。如果说当年的知识青年是一场zz运动,那“变形记”只能是自发的民间行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一样的呢?在伟人这个前无古人的壮举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就只能站在历史长河边上说一句,不能说,那就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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