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鼓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结果，部分年轻人的行为给国家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最近，在一次教育讲座上，我听到了某某教育专家数次倡导年轻教师要“敢想敢做”，当时，我听之愕然，感觉这样的倡导是不是心急了一点，脚步迈得快了一点？

　　刚才，楼道两个老师在谈话，其中一位特别欣赏班里一个男孩子的“敢想敢做”的行为，我听之却没有发言。此刻，我的沉默预示着我还不赞成这种“欣赏”，假如“敢想敢做”的不是好事，是坏事怎么办？

　　“敢想敢做”这是一种盲目、莽撞的做法，多数情况下，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然后决定的行为。盲目的教育要不得。我通过对十多件教师的体罚学生的事件的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实施体罚行为的教师本质上是友善的，向上的，并且充满对工作的渴求，只可惜差了一点，就是莽撞，即三分热情，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敢想敢做”在作怪。我主张校长不要要求教师“敢想敢做”，教育不是打仗，教育即便需要勇气和魄力，但是，教育需要的是经过周密计划层层筛选过后的勇气，这种勇气必须带给学生的是帮助而不是伤害。教育因为盲目，致使走了好多弯路或是回头路。某老师刹那间思考——明天，我的课要换一种新模式，第二天，他果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一贯的做法全部扔掉，这样，班里大多数孩子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间不知道老师在课堂上干什么，这种极端“大跃进“的做法，可谓是“敢想敢做”而收效甚微。

　　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是如此。每周末，儿子从学校回来，妻子摸摸儿子的脸蛋儿，笑呵呵地说“我宝贝敢想敢做，好男儿。”上周末，我在卫生间偶尔发现两节纸烟头，当时，我想：我不吸烟，是谁扔在这里？对此，我没有心急声张。一位老师笑着说：“是不是你老婆的相好扔的吗？”笑话终归是笑话。可我心里思量——是不是我儿子在吸烟？我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儿子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孩子，他在妈妈再三逼问下，儿子说：“妈妈，你不是总说我敢想敢做吗，我只是吸烟一次，我想了就要敢于做。”我听到儿子的这句话，不得不对当前教育多了一层疑虑——教育不只是方法的问题，教育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良好的环境，即身边每一个人的言行必须矜持而有礼有节。妻子终于明白了，她说：“孩子大了，教育这嘛事更加艰难了。特别是我们大人的每一句话，要慎重斟酌，一句话怎么说，决不允许随意，如果实在不会说，那就烂在肚子里。”

　　由此，我进一步地想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

　　好多从事教育的人或多或少地拥有教育思想，如何把这种教育思想真正用教育行为体现出来，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教育思想在先，这和教育行为之间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恰恰就是这段距离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思想有没有教育价值，是不是对孩子有教育意义，这段距离其实是一种缓冲。尤其是孩子们，往往把这段距离忽略掉，模糊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之间的逻辑纽带。这犹如右眼和右眼之间，必须留出一段距离，假如让两只眼睛紧靠在一起，这样的面孔岂不是一个怪物的狰狞丑态？这世界的每一码事，彼此之间，都有一段距离，夫妻之间、同志之间、兄妹之间、单位之间、上下属之间，或者山水之间、日月之间、今天和明天，不都是有距离的差距。距离产生美，的确，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教育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敢想敢做”这个词最好不要滥用，即便要用，根据必须充分，即明明摆在面前，照着根据然后夸奖孩子，你真“敢想敢做”。我建议“敢想敢做”不要用，这很容易误导涉世未深的孩子走上不归路。时代向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教育的付出，不是盲目，也不是莽撞，而是慎重之付出，哪怕一句话，一举手，也要付出的科学。“敢想敢做”更为告诫我们：今后的教育路上，我们不能信口开河，从我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炸弹，也可能就是奶粉，要么毁了孩子的一生，要么把孩子喂养的结结实实。从教学语言转化到教师语言，这虽说只是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教师语言之分量，关乎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此，我们准备把教育思想通过教育行为付诸于实践中的时候，我们先要平心静气地看看思想和行为之间的那段距离，再次做些休整，不要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很有用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