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我去检查家庭作业，位刘鹏、景正清一个字没有写。当即，我质问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低头不语。坐在身边的巨艳艳喊道：“老师，昨天下午放学后，我看见位刘鹏和几个孩子玩耍。”接着，郭明华冲我喊道：“我看见景正清也在玩耍。”

　　经这几个孩子反映，这两个孩子的头低得更沉了。

　　我把他俩叫到讲台前，让他两把头抬起来。唯独位刘鹏稍稍把头抬了抬，景正清丝毫没动。

　　我摸了摸他两的额头，说：“知道做错了，怎么不像个男子汉勇敢地抬起头认错呢。”

　　突然，位刘鹏把头抬起，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嘴唇抽动了几下，似乎，他有委屈、抱怨或者愤怒要对我倾诉。几分钟后，这孩子又低下头。

　　“你要说什么呀？”我微笑着问。

　　“我们没有错。”位刘鹏终于开口说话了。

　　经他这么一说，景正清把头稍微抬起，眼角挤过来一溜余光，好像试探我的反映。

　　“没错？哦？”不只是我过于诧异，还是因为什么，我从牙缝间挤出这么几个字。

　　“回到座位上去吧。”我说了这么一句。

　　早饭时分，我满脑子这么想着：作业没做还没错，这孩子到底怎么想的？

　　午自习刚上，我匆匆来到教室，位刘鹏突然来到台前，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个练习本，我定睛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这么一行字：老师，作业太多了。

　　至此，我才明白他认为不是错的原因原来是作业太多了。随即，我问了班里其他几个学生，语文、数学、英语都有家庭作业，下午五时放学，七时已经夜幕降临，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布置如此繁重的家庭作业，不做才正常呢。

　　但，这里有一个我感觉疑惑的问题：既然作业这么多，孩子们不乐意，在我质问的过程中，他们为啥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半个“不”字？是老师对他们捆绑的过于结实，还是教育管理方式过于封闭，或是教育权力不够民主还在一味地压制孩子们的个性解放？

　　我终于发觉我们所做的教育越来越残酷化，披着民主的外衣却做着折磨孩子的事情，但我们更多的人总认为这种折磨实在太需要了，领导喜欢，校长喜欢，老师喜欢，以折磨的方式换取老师们所要的高分，领导用这种高分换取荣誉、得宠乃至于权力上的满足。

　　这种友善化已经沿袭了好多年，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生字，一字十遍，如今，还有好多这样这样要求学生去做。因为，老师们都学会了使用“熟能生巧”“书读百遍其义自显”，为啥“字写十遍就不能呢？”我总感觉有好多老师把词汇太活用了。某字会写了，干嘛非要写十遍？这种“统统写十遍”的做法是地道的日本法西斯的残忍行径，不足倡导，也不能决不能照用。

　　想让一个小学低年级孩子对自己的老师说“不”，看起来这很简单，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比登天还难，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皮亚杰曾经说过，儿童的一切活动来自于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又一反映。儿童的崇拜意识是一种固态花的静止形式的心理反映，犹如木乃伊一般地僵硬地看待周围的一切，比如，老师在儿童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儿童的意识状态很简单，灵活程度不高，善于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用自己亟需的因素衡量周围的一切，不，这个字对于任何一个儿童来说，都是100%的“坏东西”的标志，因此，孩子根本不喜欢用这样的字眼和老师作对，往往用自己无助的神态或者予以抗衡。

　　时代总会把任何一个新生命推入叛逆的境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此，教育不得不做一次彻底的理念上的更新，从原来的“不敢说不”到现在的“敢于说不”，这种说法上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多年。我们可以想到“敢于说不”其实这是zz、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参合和纷扰的结果。

　　敢于说不，这是一次挑战，说不就是挑战权威。从自己最敬重的人身上找到不认可的因素，预示着自己已经进步了，生活环境的更替正需要这种进步的推动。我们让学生敢于说不，只有先说，然后才有做的可能。只有敢于对别人说不，才有可能推动认识上的发展。教育其实就是担负着教孩子如何认识世界、认识生活、认识他人、认识自我的使命，敢于说不正是这种认识的催化剂和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