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去，我们就被吓到了：每个隔间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厚厚一沓简历，像等待上工的工蚁一般。—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79个故事 —

　　一

　　毕业前，我就知道自己拿不到毕业证。因为我有两年学费没有缴。加上当时父亲中风，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放弃考研的想法，去找工作。

　　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在班上，多数人是被调剂过来的，加上我们的学校不是很好，他们很早就为毕业另谋打算。

　　那时的我，每天我都抱着一堆书看，把各个作家的代表作扫荡一遍。一晃到了大四，书的确是读了不少，那些需要考的证件却一样也没有。这时，我心里才开始有点慌乱。

　　最直接的打击来自于招聘会。

　　听说武汉某高校有学校招聘会，我跟几个同学连忙买了火车票赶过去。一进去，我们就被吓到了：每个隔间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厚厚一沓简历，像等待上工的工蚁一般。

　　我和老杨、举子茫然无措，不知道从哪开始投简历。看到一家企业招文案，要求文笔好有创意，我赶紧凑过去，排了半个小时队，轮到我把简历递过去，面试官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没有伸手接：“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被扒光了衣服。面试官没有理会我，面部表情地说：“麻烦你让一让，让后面的同学过来。”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放眼望去，都是名校学生。一整个下午，没有一家公司接我的简历。我从一开始的意外吃惊到后来的麻木接受。问老杨和举子，他们也是如此。

　　我们疲惫又沮丧地回到了小旅馆，大家都没再说话。

　　为了省钱，我们只订了一个单人间。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窗外小巷子里人群走动，热闹非凡。我忽然心生羡慕：“他们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而我，一无所能。”

　　我开始为这几年浸泡在读书中却毫无危机感到惭愧。毕竟，家里为了支撑我上大学已经拼尽全力，甚至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想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叔叔跑到我家对父亲说：“庆儿这个学校，不算大学。你还是别让他去读了。”我听了特别气愤。我成绩向来不好，从来都不是尖子生，好不容易考上本科，虽然只是个三本，也算是能上大学了。

　　因为是二级学院，所以学费特别昂贵，每年要一万元。这对年收入只有一万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以说是难以承受的。

　　父亲为难了很久，问我：“你要不再复读一年？”

　　我立马回绝，我担心再考一年，连本科都考不上。父亲沉默了半晌，说：“那行，我去凑钱。”

　　当时的我靠在右厢房的门框上，看着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只有六千。父亲又向亲戚们借了四千。他们一张张地数钱，生怕错了。我站在旁边，心里激动不已：“我终于要去上大学了！”

　　现在想想，那个场景中的自己是如此自私和残忍。

　　二

　　到了大三，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我开始陷入被退学的恐慌中，学校经常派辅导员来催我把学费缴清，而我这个时候却毫无办法。

　　有一回，我花了五块钱在学校外面的浴室洗了一个澡，打电话时跟母亲说了。母亲激动地说：“五块钱？这么贵！你不要这么浪费钱。”

　　我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感觉特别委屈：五块，其实也不多的。后来想想，母亲那时压力肯定很大，每一块钱都不好挣。

　　从武汉回学校后，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问起，我如实回答。电话那头只是叹气，倒是母亲强打起精神说：“没得事，慢慢来。”

　　过了一天，父亲又打电话来说：“你姨爷哥哥在一家日报当主编，听说要招记者编辑。我已经让你姨爷给他哥打了招呼。”

　　为了给父亲治病，当时家里已经没有钱给我，我揣着小宇借给我的钱，买了火车票，去了那座城市。

　　时至隆冬,刚出火车站，冷风如一双大手往我脸上扇耳光。

　　火车站离报社有五六公里远，为了省钱，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路旁还有几天前下过的残雪，街道上空空荡荡，偶有汽车开过。

　　姨爷的大哥，我叫他大伯，过去在姨爷家拜年，偶尔还能碰到他，但从未说过话——说到底，我们还是陌生人。

　　姨爷提前给他打过招呼，他客客气气地请我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安排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

　　等他走后，我躺在床上。这个房间没有窗户。灯一关上，黑暗顷刻间来临，唯有从门缝透出一线光来。我有空间幽闭症，躺了一个小时，怎么也睡不着，总感觉在暗处有人藏身，眼睛灼灼地盯着我。

　　我爬起来，去前台问有没有带窗子的房间。前台把我引到了二楼，让我补交了五十块钱。我真是太过奢侈了——这五十块可以让我吃一个星期的饭。身体陷入床垫，心里满是罪恶感，更是难以入眠。

　　三

　　第二天去报道，先笔试再面试。笔试很新鲜也很刺激，是让我们现场到街上做一期报道。

　　跟我一起来考试的，多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他们三五成群、笃定地走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拿着纸和笔，脸上没有一丝犹豫。而我踌躇不决，到最后找到一个卖菜的菜农，仔细询问了一番。

　　我对采访的结果很满意，结束时，周围的小贩听说我是记者，是来写他们的故事，还特意送了我一袋苹果。

　　回到考场，大家都在奋笔疾书。笔试完后又面试，有一位考官领我去办公室时，问了我一声：“XX主编是你亲戚？”我点头说是。

　　说完，我感觉脸发烧似的红起来。坐在我面前的面试官紧接抛出的问题，我的回答都变得毫无底气。

　　回校后，小宇、举子和老杨，在学校东门外的川菜馆，说是为我接风洗尘。

　　举子叹气：“真羡慕你啊，我投了十几份简历，都没有任何回应。”

　　我说：“我的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毕竟那么多名校的，我哪里竞争得过他们！”

　　举子拍了我一下：“你别装了，主编都是你亲戚，你还在这里跟我装！”

　　大家哄地一笑。一向稳重的老杨忽然问道：“进事业单位，肯定要求学历证明的，这个你咋搞？”

　　我被这句话一下子惊醒了，两年学费没缴，学校不一定会“开恩”，提前把毕业证和学位证给我。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要家里拿出两万块钱，简直不敢想。但没有这些证件，我怎么进报社呢，越想越觉得事情复杂。

　　小宇看出了我的焦虑，说：“离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肯定能想出办法来的。”大家都说是：“四处借一借，估计很快就能凑齐钱。”

　　一周过去，我没收到面试结果。又等了一周，还是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想打电话给大伯，又怕自己太过心急，给人家印象不好。只好继续煎熬地等待着。

　　四

　　等到第三周，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举子突然说：“你们寝室的电话是不是坏了？”我得救了一般，赶紧跑到宿舍里检查了一下座机，让举子在他宿舍打电话过来，结果，一切正常。

　　举子又说：“他们会不会寄书面通知？”我又跑到宿管阿姨那里问，阿姨手一挥：“根本没有你们320的信件。有的话，我肯定写在门外的黑板上。”

　　到了晚上，想着大伯肯定下班了，我犹豫再三，终于拨了电话。

　　大伯一听我的声音，说：“小邓啊，他们还没通知你吗？报社已经定下了五个人，他们各个方面更优秀……你再好好找找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那次通话是怎么结束的，我不知道。脑子嗡嗡作响。寝室里当时没有人，天已经黑下来。夜色无声无息地侵袭过来，唯有座机按键下面，浮出一小块一小块绿色的光斑。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渐渐有人回来，灯也打开了。我从卫生间出来，有气无力地跟文竹打招呼。

　　他情绪激昂地说着：强子昨天已经回老家了，他老爸打通了关系，让他在县里的高中教书；李松去了深圳的姐姐家，听说那里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班上的吴玲，去了上海，听说过了面试，月薪有三千……

　　“三千呐！”

　　文竹突然站起来：“现在连三百的工作要我，我都去！”

　　文竹又变得很沮丧，他说起今天找工作的路上，碰到一家宾馆招保洁。他跑去问，那人说：“我们不要大学生，只要下岗工人。”

　　他讪讪笑着坐下：“你当然可以笑啦，反正马上要去报社当记者了。我啊，哎，简直是前途茫茫啊！”

　　我只好将傍晚的事和盘托出，文竹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

　　过了几天，文竹兴冲冲跑回来说，省里一些县市的教育局派人来招支教老师。“去那里支教几年，表现好的还能留下来，有编制。”

　　我们准备了一堆材料，当天去了学校的体育馆。我选了一个没有人去的摊位，负责面试的老师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在转笔玩。

　　见我走过去，他身子坐直，打量了我一番：“你是……”我把简历递过去，他一看，接都没接：“我们不招二级学院的。”

　　我尴尬地愣在那。“怎么在自己学校都遇到这种事情？”我把简历收回，赌气一般地喊道，“你会后悔的！”

　　我又去了其他摊位，碰到的情况相同——他们不要二级学院的。远远看向文竹，他垂着头靠在墙上。我走过去时，他眼眶泛红。

　　我问他：“你还好吧。”文竹吸了一下鼻子：“没事儿。我再试试其他几家。”等我们把整个体育馆逛完，也没有公司多看我们一眼。

　　我突然生出一种念头，我是注定找不到工作了——我的学历太差了，更何况我很可能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打电话问辅导员，能不能先把证件给我，回头我把学费补缴齐。辅导员说：“除非你找哪位老师以他的名义写个担保书，承诺你什么时候能交齐学费，在此之前，证件是可以给你的。不过你要想清楚，你到时候要是没交齐，做担保的老师是要负责任的。”

　　我想了想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我敢开口的。毕竟我不愿将别人拖进我的麻烦里。

　　这条路走不通，辅导员让我去找二级学院的领导。领导听完我的话说：“两万块钱也不多啊，你让你爸妈去借借看嘛，你工作一两年就能挣回来的。”

　　我又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领导有些不耐烦：“这个你跟我说没有用的。你只要学费交齐了，证件就会给你。其他话就不用多讲了。”我还要说什么，他已经挂了电话。

　　站在宿舍三楼的走廊尽头，手里拿着从同学那借来的诺基亚，我第一次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他们都是按规章办事。我能怨恨他们什么呢，我恨我执意要上学费这么高的学校。我恨我把家里拖入现在的境地。我恨我成绩差考不了好的学校。我恨我现在跟个脓包一样，站在这里哭个不停。

　　五

　　几天后，就在我感到走投无路时，一个电话打给了我：市里有一家广告公司让我过去面试。

　　我把消息告诉给小宇他们，举子把西装借给我，老杨正好有一根领带，帮我系好。笔试后又面试，见完人事经理，又见部门经理，最后见了总经理。

　　等了两天，公司通知我通过面试了：月薪六百块，提供一顿午餐，下周一来上班。

　　走在大街上，看阳光泼溅在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白云一朵一朵，走起路来像是踩在弹簧上，下一步可以飞到天上去。

　　晚上我把消息告诉了家人，说起六百月薪，父亲在电话那头苦笑了一声：“我打一个月工，也能挣个一千块钱……”

　　母亲这时抢过电话：“要得要得，万事总有第一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好干，多听领导的话。”

　　我连说好，连父亲的苦笑我也不放在心上：毕竟终于有了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

　　考研的成绩出来了，小宇没有考上，她准备回老家当老师；举子被某县的教育局选中，等毕业了就去那里支教；老杨应聘上市里某中学的老师职位，一个月也是六百块……

　　很快毕业典礼到来，毕业生上台接受学校领导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也上了台。下台后，我打开红色的硬壳，里面果然空空如也。

　　紧接着是散伙饭，班上的同学聚在西门的学子餐厅。大家有说有笑，说各自的求职经历，又调侃考上公务员的同学，未来当了大官一定要多帮衬，吃到尾声，大家都喝醉了。女生们抱在一起痛哭，男生们默然地坐在那吸烟。

　　班长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同学一场，以后大家要各种珍重。”还没说完，也哽咽起来。

　　吃完散伙饭的第二天，同学们都要纷纷离校。我因为在本市工作，可以多待几天。送走举子，又送走小宇；送完老杨，又送走我的室友。行李箱在水泥上拖着，滚轮发出轰轰声。

　　再过几天，我也要搬到公司附近租的房子里，一个月200，还剩下400。只要不生病，我就可以活下来，并且不向家里要一分钱。

　　下课铃响了，从教学楼涌出一波又一波学生，他们像是海浪一般把我淹没在其中。我突然无比羡慕他们：青春真好啊，一切都轻盈如燕。

　　直到如今，我已毕业十年。也是在不久前，和母亲说起我念大学时，提到家里的窘状，母亲的语气还是带有惭愧。

　　她说起父亲中风那年，半边手脚不能动。父亲每天都坐在门口发呆，母亲经过时说：“你不能死，你儿子还要念书。” 母亲说完笑了笑。我却不能再多开腔，带着沙哑的语气挂掉了电话。

　　作者邓安庆，青年作家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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