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开始抱怨春晚越来越没意思；当拜年这一仪式也可用手机代替；当年夜饭和平时饮食所差无几，年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然而，那些搁浅在旧年的记忆，在年终岁尾总会呼啦啦地跃下眉间、跳上心头。

　　小时候，盼过年。觉得一年是那么漫长，总是盼不到头。原因是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服，吃香喷喷的鸡鸭鱼肉，才可以有几块压岁钱。从记事起，隔一段时间，就问娘“嘛时候过年呢？”“这个问，这个问，该过年的时候年自然就会来的。”现在揣摩这句话该是多么有道理啊，其实，世间万事万物不都是这样啊？譬如时间，它不会因为谁的殷切期盼而早早到来。

　　记忆之一 蒸馒头

　　古语说：“进了腊月就是年。”腊月初第一件大事就是家家户户蒸馒头。那时候蒸馒头是五服内每户出一个壮劳力，在很大的瓦瓷盆里和面，面要活得硬硬的，这可是力气活。一般都有结实小伙子操作。当他们把袖子高高挽起，甩开膀子，把成盆的面粉活好揉成面团，揉得劲道，到最后都累得大汗淋漓。接下来，把面板放到土炕上，男女老少一起动手，分工明确，揉面的、做剂子的，揉馒头的，摆馒头的。揉馒头这活一般都是手劲大的中年妇女做，馒头的形状类似圆锥状，因为馒头揉到劲才筋道、香甜。所以也要反反复复不停揉。摆馒头这活，一般要交给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印象中，摆馒头是我小脚奶奶的专利。烧火的任务一般落在我们这十几岁孩子身上，因为没有技术含量。起初火要烧得旺旺的，但馒头装上后，可要小火慢慢煨。二十分钟后，起锅，看到白白的，热气腾腾的艺术品样的馒头露出汗津津的模样，馋得我们口水直流。待凉得差不多了，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一股麦芽糖的香甜直达肺腑，那滋味堪比人间美味。

　　馒头蒸了一锅又一锅，有时要蒸到夜里两三点，我们这些小孩子困得烧着火也瞌睡连连。待那一大盆面团都变成喜人的馒头，才曲终人散，带着几分疲倦各回各家。待所有的馒头晾透，娘又把它们“请君入瓮”。家里那口大缸专门用来装馒头的。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大缸是盛放馒头的最佳器皿。在里面即使冻成冰碴子它也不会发硬。干裂。因为这些馒头，要细着吃，一直吃出正月。印象中，吃到最后，馒头都要长一层绿色的“绒毛”。可是，娘还坚持让我们吃掉，她说过年的东西都不会变质，吃不出毛病。我们信以为真，把那层绿色的不明物揭下去，仍然吃得蜜口香甜。

　　记忆之二 大锅炖肉

　　记忆中，过年最大的期盼之一是娘的大锅炖肉。邻村有一个常年卖猪肉的，一进腊月，父亲就和他打好招呼，给我家留一挂猪下水。待娘煎炸差不多了，父亲就让人把下水肉送过来，煮肉的前一天晚上，全家老小就开始忙活起来。因为猪头和猪蹄子上面都留存着拔不净的猪毛，父亲就把蜂窝煤炉子烧得旺旺的，把煤火钳子烧得通红，然后就开始烫猪毛，随着“嗤”的一声，一缕白烟升起，同时飘出难闻的气味。我们姐弟几个就围着看稀奇。娘则在一边忙着把那些大肠、小肠在水里翻个遍，反复的揉洗，还用碱面搓，直到干干净净为止。翻洗内脏需要好多遍水，热水供不上，娘就直接用凉水，每次都把手冻得红萝卜似的，尽管如此，仍难掩饰脸上洋溢的喜悦。那是操劳一年后，为给家人备足年货后的富足和快乐。

　　最高兴莫过于，下水肉下锅。父亲把能放的调料全部放齐，葱、蒜、花椒、大料、肉蔻……一应俱全，接下来烧火的任务就落在娘身上，我们小孩子也不敢轻易用的。火候非常重要，轻了，肉不烂；重了，怕落锅。当丝丝缕缕的肉香不住地往鼻子钻时，我们的脚就被厨房勾住了。待住了火，父亲就吩咐母亲各样切一小盘，我们都趁热尝尝鲜，那一顿饭我们都会吃得心满意足。剩在锅里的那些就留给正月里来家拜年的亲朋吃。待客，除了各种煎炸、蔬菜外，来一盘下水肉这也算“锦上添花”。逢年煮一锅下水肉成了我家多年的保留节目。一直等我们结婚后，每当家里煮下水肉，父亲一个电话，我们就齐齐回家，吃得肠肥肚满，吃得有滋有味。

　　记忆之三 看秧歌

　　待亲朋互拜差不多了，年味变得稍淡，锣鼓喧天的秧歌队，又把节日渲染得热烈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周围村里的秧歌队，轮流来巡演。各具特色的秧歌把街道点亮，与此同时，也让人们的心一起欢悦起来。踩高跷、划旱船、荷荷灯……形式不一、井然有序。甚喜姥姥村的荷荷灯，那些灯都是薄薄的白纸糊的，里面放着小小的蜡烛，任凭执灯的人如何东摇西晃，它都不会倒下，儿时的我，总担心蜡烛会把灯点燃喽。结果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那时候，大街上的路灯是昏暗的，荷荷灯的出现让人仿佛有了“秉烛夜游”的韵味。扭秧歌的多是大姑娘、小媳妇，穿得花红柳绿，抹得姹紫嫣红，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身材袅娜，摇摇摆摆间随着“伞头”一声哨响，队型不停变换，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这个村子表演完，又跑向另一个村子。村民把淳朴的民风演绎得风生水起，把节日的气氛营造得热烈而浓郁。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味蕾也变得挑剔，过年的方式多元化，但对比记忆中年的味道似乎少了点什么。到底少了什么呢？我在寻寻觅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