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她踮着脚，重症监护室门外没有玻璃窗，她反反复复这样做，像是希望那道铅门能突然开一扇窗。—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66个故事 —

　　一

　　2015年5月起，我在重症监护室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轮转学习。

　　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由一道沉重的铅门与外界隔离开。由于收治的都是最为危重的患者，这扇铅门就像是隔绝着人间和死亡的最后一道关口。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快到五点，科室的电话铃尖锐地响起来。是急诊科打来的。

　　监护室的那扇铅门尚未完全打开，一个中年妇女便踉踉跄跄地挤进病房，一看到前来接诊的医生，满脸泪痕的她便死死抓住我的手。

　　她的身子骨纤细，让人觉得一阵风就能吹走。当我的手被她抓住时，这个瘦弱的女人体内似乎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像一个在海里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先别着急，现在在医院里了，你爱人怎么了？”我扶住她询问。

　　“他几天前受凉感冒，就是有点咳嗽、咳痰，我给他喂了感冒药，也没发烧。可就在一个小时前，情况越来越糟，无论我怎么喊，他都不应我一声。”

　　我看了一眼患者，已经深度昏迷，对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在救护车上就一直处于高浓度供氧，但他的面色青灰，口唇发紫，各项生命体征更是极不稳定。

　　患者的体型偏肥胖，几个医生护士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从转运平车搬到抢救床上。负责抢救的医生准备做急诊气管插管，护士也在配合建立通道、抽血、导尿、调试呼吸机……

　　我没有独立值班的资格，在其他医生抢救病人时，我就负责和家属签字谈话。

　　医院规定，抢救时不允许家属在现场，因为情绪激动且六神无主的家属会严重干扰到抢救进行。可我劝离这个女人多次，她都是嘴上答应着，每往铅门外的方向走一步，又频频回望。

　　出了病房大门，她慢慢镇定下来，没有刚才的惊慌无措。在询问既往病史时，她告知我，六年前，她的爱人得了脑出血，做了手术，但后遗症很严重，吃喝拉撒基本在床上进行。

　　在她听到病房里传来“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她的手开始止不住地颤抖，那只轻巧无比的签字笔似乎变得有千斤重。过了很久，她才颤颤巍巍地在病危告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初学写字的孩童。

　　签完相关的告知书，我返回病房，准备协助正在抢救的医生。就在我要进门时，她再次拉住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医生，我们是失独家庭……”半天，她极力压抑着情绪，说出这半句话。说话的嘴唇很干，上唇粘在了牙龈上，像要掉渣的酥皮点心。

　　我的心瞬间一沉，她却咬紧牙关，再没说话。

　　二

　　经过抢救，女人的丈夫的生命体征总算稳定下来。她再次看到我，眼神里充满感激，并且熟络地让我喊她罗姐。

　　每天下午四点，是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家属可以和病重的患者见面，探视时长为半小时。即使是在这半个小时内，病人多半是没有意识的。

　　监护室的铅门被打开，罗姐总是第一个钻进病房。她快步走到到丈夫身边，第一件事是拍打丈夫的肩膀，呼喊他的名字。丈夫没有回应，她眼里的光就又慢慢暗淡下来。

　　短暂的失望后，罗姐打开保温杯，将流质饮食用注射器打进丈夫的鼻饲管里。喂完食物后，她又用自己带来的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丈夫擦拭身体。末了，她又麻利地帮丈夫按摩四肢。

　　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罗姐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不肯浪费一秒钟。

　　重症监护室的病房 | 作者供图

　　我们医护都知道，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褥疮，在监护室里，每隔几小时就要给病人翻身。每次给罗姐的丈夫翻身，都把人累得够呛。

　　一般情况下，骨折的病人需要打石膏固定制动，过一个多月，不动的那一侧肢体很快就会出现肌肉萎缩，明显比健康的一侧纤细很多。让人意外的是，罗姐的丈夫卧床六年多，四肢的肌肉却依然丰满对称。

　　我不敢想象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罗姐是如何悉心照料丈夫，才会让他浑身没有一处压疮且丝毫看不出任何肌肉萎缩的迹象。

　　探视时间结束，家属会被劝离病房，在门外与医生做沟通谈话，了解病人当下的情况。罗姐丈夫的病情不见好转，接连好多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都是在重复。

　　我告诉她，她丈夫的肺部感染太重，而且是多重耐药菌，用了顶级抗生素后，效果依然不好，且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她立即说，“没关系，该用最好的药就用，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人能回来。”

　　看到她的殷切希望，我还是忍不住告诉她，希望她做好心理准备。很多家属一开始也是要求竭尽全力救治，可是医疗上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到最后很可能面临着人财两空的状况。

　　她叹了口气，有些自嘲地说，“没事，你们放心治。那种情况，我也不是没想过。可是人这一辈子，只有到闭眼的那一天，心里才能不悬着挂着。只要是活着，指不定就有新的麻烦事找上门来……”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往下掉，可她很快抹了一把脸，扒着监护室的那道门缝往里看，试图再看看丈夫。

　　门缝很紧，尝试了几次后，她悻悻地走到门外的座椅上，把头埋进臂弯里。我没听见抽泣声，只看到她的肩膀在不时抖动。

　　外面烈日灼热，医院里的空调却开得够足，冷得让人有点哆嗦。

　　三

　　安抚好罗姐的情绪，她说起她和丈夫的事，有关她的失独家庭。

　　罗姐和他的丈夫都是公职人员，在这个不大的地方，算是高素质人员，自然是要响应当年的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

　　“我儿子一周岁时抓周，满床的东西，他抓了离他最远的一支笔。我们觉得这孩子长大一定是个文化人。他从上学开始，成绩就一直拔尖。基本不用我和他爸操心。”

　　说起儿子，她的脸上有遮掩不住的骄傲，像任何一个普通母亲和人拉家常时，提到自己的孩子总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那会儿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前几次模拟考的成绩都很好。老师都说他能考到主城区的巴蜀中学……”

　　她的神色突然暗淡下去，“就在中考的前几天，他在放学回家的途中被几个混混敲诈勒索。本来交出身上的钱就当破财消灾，可他年轻气盛，硬是不从，和那几个混混打了起来。”

　　罗姐之后的讲述，她的声音一直在打颤。在那次不起眼的打斗中，一个混混一刀戳中了她儿子的胸口，正中心脏。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没了。

　　“还差几天，他就满十六岁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此刻的她极其克制。

　　“我们看到他时，血都快流干了……”

　　失去孩子后的前两年，罗姐和丈夫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官司。“我们想给给儿子报仇，可那几个王八羔子都是未成年，被关进去没几年就放出来了。动手杀我儿子的那个，他爹是坐牢的，他妈早改嫁了，只有奶奶在。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到现在都还没拿到。”

　　罗姐和丈夫打官司的那段时间，他们从原来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她说在那个房子里只要一闭上眼，到处都是儿子的影子。

　　“很多亲戚朋友，在这件事后怕我们两口子触景生情，不敢靠近我们，渐渐就疏远了。”

　　罗姐抹了一把脸，叹了口气，眼神空洞的看着监护室的那道铅门。

　　隔着罗姐和她丈夫的铅门 | 作者供图

　　我不自觉地跟着罗姐的目光看过去，那道铅门看着又厚重了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宽慰罗姐，恰好在这时，一对年逾八旬的老夫妻在监护室门外看见了我，走过来问他们小儿子的情况。

　　他们的小儿子和罗姐的丈夫同龄，两人的病情也相似，均是脑出血后长期卧床。得病的那一年，他们恰好没买医保，手术加后期治疗的费用一下就掏干了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手术后，儿子活了下来，而照料他的重担又全部落在两个老人的身上。

　　即便是这样，罗姐投向对那对老夫妻的目光里，多少仍带着些羡慕的成分。

　　四

　　后续的监护中，由于感染太重，医生给罗姐的丈夫用了最好的抗生素，但感染还是压不下来。他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靠着呼吸机和大剂量的升压药物，让心电监护仪上的基本数据勉强在一个“正常值”内。

　　我们都知道，一旦撤掉仪器和药物，他的生命体征会迅速停止。

　　在监护室住了快一个月，我们给罗姐的丈夫下了多次病危通知书，慢慢的，罗姐似乎也对此变得麻木。

　　每天下午4点，罗姐依旧准时到病房。那几天，她的丈夫并发消化道出血，不能再进食水，罗姐就省略通过鼻饲管给丈夫注食的工序。只给丈夫按摩，偶尔伏在丈夫的耳边，自顾自地说着些什么。

　　我知道她在等待奇迹出现。毕竟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科室的医生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在治病的同时，还得小心盘算费用，当患者欠费的数目可能影响到治疗时，药房就不给发药了，甚至医院的电子系统会被锁死，医生连医嘱都下达不了。

　　这些年，罗姐为了给丈夫治病，卖了两人的商品房，那笔钱到现在也所剩无几。我们都知道罗姐的情况，面对费用的事情，也都欲言又止。

　　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常年出入医院，花费金额过大，家属的期望值过高，外加上家属可能再无所寄托和牵挂，在治疗不甚理想时，引起医患纠纷的可能性极大。

　　而罗姐，基本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整个科室在尽心竭力救治她丈夫的同时，也尽可能将所有的医疗文书都写得找不出纰漏。

　　让我们意外的是，罗姐比很多家属都容易沟通，也非常配合治疗。

　　丈夫因为白蛋白过低，需要自费购买几百块一瓶的人血白蛋白，一天至少两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消化道出血必须禁食水，需要去其他医院营养科购买营养液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为合并肾功衰，肌酐非常高，需要上血液透析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又出现了顽固的心力衰竭，需要用数千元一支的药物，且这种歌药物为自费药物，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看着罗姐赌徒一般的孤注一掷，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私下里，科室里的医生不止一次委婉地告诉她，看她丈夫现在的病情，基本没有奇迹可言，只是在花费着巨额的医药费拖时间。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或许这样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但是这种没有任何生存质量的“活着”，对患者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煎熬。

　　五

　　慢慢的，我看得出罗姐开始有一些动摇。

　　那天下午，罗姐的娘家人陪她一起来探望她的丈夫。探视时间结束，我照例站在监护室门外，向前来咨询的家属告知患者目前的病情状况，下一步需要哪些治疗。

　　罗姐没有像先前那样，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当下的状况。在那天不久前，每天和她一起咨询家属病情的老夫妻没再来了，在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且始终看不到儿子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后，他们选择了放弃。

　　一直以来，罗姐和这对老夫妻都像是同盟的战友。我不知道，这对老夫妻决定放弃治疗的决定，是不是也影响着罗姐的抉择。

　　罗姐听完她丈夫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后，缓缓地从我身旁走开，一个人呆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垂着脑袋，像雕像般一动不动。站在她旁边的中年女子小声对她说，“这么多年了，你为他付出了多少，大家都看得到的。”

　　女人顿了顿，考虑了一下才说出口，“现在他姐和他弟也不帮忙了，从哪方面讲，你都是仁至义尽了。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钱真的就像丢在黑泥潭里一样，扔下去连个泡都不会冒……”

　　“可是我舍不得他，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说完，罗姐双手捂着脸。

　　过了许久，她用手背擦掉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拉着旁边的女子，哀求道，“二妹，你再帮帮我，就帮我最后一回。我还有工资的，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扣……”

　　女人往前靠了靠，任由罗姐拉着她的手微微地摇动，没再吭声。

　　一天后，罗姐在住院账户上交了一万元，而这些钱仍不够缴清之前欠的费用。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罗姐的丈夫又出现了恶性心率失常。负责抢救的医生喊我给罗姐打电话，喊她快点来一趟医院，患者的病情极不稳定，随时有生命危险。

　　当我给罗姐打电话后，她告诉我，她一直在监护室的门外。

　　透过医生值班室的玻璃窗，罗姐就站在监护室病房门口。当时本不是探视时间，也许是她跟丈夫有心电感应，预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看到她踮着脚，重症监护室门外没有玻璃窗，她反反复复这样做，像是希望那道铅门能突然开一扇窗。

　　第二天清晨，我去交班，进了病房，发现罗姐丈夫的那张床空了。

　　一开始，我心里希望着罗姐的丈夫是怕感染多重耐药菌换了床，可我在不大的病房巡视一圈。心里一下空落落的，没有他。

　　我问值班医生病人的去向。他告诉我：昨天一整天，罗姐都在病房门外。患者昨晚反复发作恶性心律失常，想到罗姐的特殊情况，护士破例喊她进来，让她看丈夫的最后一面。

　　由于反复电除颤，罗姐丈夫的胸口都快被电焦了。看到那一幕，罗姐彻底崩溃了，她意识到对丈夫来说，这种治疗只是一种消耗，于是选择了放弃。

　　从那天后，我再没见过罗姐来医院。就连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也是由其他亲属代开的。

　　四个月后的中秋，那晚在公园外，我意外遇到了罗姐。她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目视着前方。直到她最后起身离开公园，我都没敢上前跟她搭话。

　　她就那样保持着四个月前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姿势，头顶的月亮很圆，像是一扇清冷的窗。

　　作者第七夜，急诊室医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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