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柜台后面那个脸上妆化得很浓穿绿制服的姑娘手里接过一叠人民币装进口袋，然后出了邮局的大门。眯起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吐掉口香糖，骑上车进了校园。
“这是你的五十，欠你半个月了不好意思。”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晚上我请你喝酒。”
“行。”我答应着。
一
我自己发现不对劲时，好象是进大学快一年时。走在大街上，有个男人拦住我问我师傅要不要茶叶？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男孩子了。
那时我二十岁，在杭州的一所大学念书。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在他人引导下昂然前行的男孩子，社会给我的新的角色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这个发现真令我自己激动万分，我跟兜售茶叶的男人说不我不要茶叶。
随之而来的铺天盖地的自由淹没了我，让我找不到哪儿是我的方向，不知道干什么才好。
我认识许小燕是在军训的时候。那年夏天特别热，整天的操练、瞄靶、内务，搞得人疲惫不堪；常常是回寝室把步枪一丢便瘫在床上动弹不得了。从部队来的教官是与我校军民共建单位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大多是老兵，军校出身的肩膀上有星的军官并不多。兵油子们担任我们学生军的排长，领着我们一帮子学生胡闹。
有空便喝酒，抽烟打扑克。一个排长甚至吹紧急集合哨拉一个排出去砸校门口老百姓的西瓜摊，只因为他买瓜时老乡没给足秤。现在想来我的许多坏习惯都是那时培养熏陶的，后悔不迭。
军训过半时，在一次会餐上我认识了许小燕。几次谈话都很投机，她便隔三差五地来找我聊，我也去找她。我们还经常换上便服偷偷从暂充军营的校内溜出去，骑车到苏堤或者学校边上的植物园里，坐在草地上漫无边际地海聊，一聊就坐一个通宵。细节现在记不清了，也忘了我们到底谈些什么。只记得一个月色清朗的夜里，她的眼睛在西湖湖面上倒映的月光里闪烁这么一个意象。燕子长得很清秀很漂亮，有一头如水的长发，
那情景现在想来仍让人心动。
当时，在我吻她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恋爱吧。
后来，军训结束了。又是日复一日的上课、作业、实验、考试，以及大量的空亲时间。大学校园是个在杂烩，在这里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教师学生研究人员校工，沸沸扬扬一万多人一锅粥，各路精英荟萃包罗万象。从学生官僚，学生商人，到学生科学家以及学生娼妓，应有尽有千姿百态不一而足。我和好几个同学爱足球，爱音乐，也爱喝酒，于是交了许多朋友，大家喝酒抽烟侃大山，兴致上来时写几个歌谱上简单的和弦抱着吉它奏几曲或者放开嗓子高歌。常在一块儿玩。张明、杨军、汪晓涛都是那段时间结交下的，友谊保持了很多年。
百无聊赖时，我们也干一些校方禁止的事，打麻将，玩二十一点，赌几块菜票而且乐此不疲。早上起来喝瓶酸奶，到收发室拿报纸看《参考消息》，了解一下外电对我党新动向的评价，飞机失事以及美伊冲突的最新发展，然后便要吃中饭了。吃过饭泡了茶点了烟，等人来得差不多了便锁门铺毯子坐下来开四人党小组会议，一直打到半夜熄灯。燕子看不惯我这样做。她是个有上进心的女孩子，从中学上来学习一直刻苦，拿奖学金评三好，一直是好学生。她劝了我几次，我总半开玩笑地说“难道茫茫世界，除了学习成绩好以外别无他求？从小学到中学我这么认为过，我想当时你也是的对么？”
“对的。”她讲。
“可我现在不这么看了。”每次我都拒绝她的劝告。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也许仅仅为了表现出对自身过去及环境的反叛，并且刻意地追求这一点。而实际上，我都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真让我悲哀。
二
屋子里每个人都吸着恒大西湖黄果树之类劣质香烟，烟雾弥漫。
我面前的桌子上堆着十来块菜票，是下午羸的。正码好牌，忽然有人轻轻敲门，我们四个齐住了手，面面相觑，是学校查赌？杨军给在一边看牌观战的小明丢了个眼色，小明喊：“谁呀？”
“是我，易兵在么？”
我听出来是小燕，说，“小明你去开一下，是燕子。”
大伙松了口气，接着拿牌。四、四、四、跳张。燕子进来坐到我身边，和大家打个招呼，便一句话不说地看我们打牌。
“红中。”杨军快速打出风张。
“小鸡”我的上家汪晓涛打了个一条。
“吃，东风。”我亮出手里的二、三条。
“这种牌都吃，真没意思。”小明在边上评论。
“东风碰！别动别动。”
“喂，我说燕子，我们打了这么长时间，早饿坏了，你给咱买点夜宵吧。八万。不会打打八万。”汪晓涛笑呵呵地讨吃的。
“行啊，你想吃点什么？”燕子很爽快地说。我一直喜欢燕子的这个脾气，从不忸怩作态，跟大伙在一起时很给我撑脸。
“蹄胖。”晓涛很认真地要求。
“我不吃肉，我是回民。穆斯林。”小明说。
“你是回民？那我是哥萨克人了，只吃肉。八筒。提一提裤子庄家上听了，小心啊。”老杨说。
“啥都行，填肚子。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不挑食。五条。”我下家是外系的一个麻迷，这会儿也想蹭一顿。
“慢，五条慢。捉你劳动人民的五条。强行上三饶。”杨军把牌推倒，理清了让我们检查。
大家把牌一推，稀里哗啦搓一阵，又开始逐段砌长城。
“来，你替我枪几把，我去买吃的。”我站起身对小明说，然后转头拉起燕子。
我俩拿了饭盒出来。天早黑了，我已不歇气地干六七个小时。
因为是晚自习时间，校园里人迹寥寥，路灯泛着昏黄的光照着路，远远有几个小吃摊有红红的炉火，冒着热气。一对戴眼睛的情人穿得厚厚的背着书包走过我们身边，
“我们高数老师真凶……”那女的对男的说着。
“我说，”燕子有些怯怯地开口，“你真不能不打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没说话，边走边掏出烟点上，烟吸进肺里一阵咳嗽呛出来。近来气管出了毛病，抽烟太多。
“你的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你什么事也不看也不干，这样下去行么？”她又
老生常谈地跟我讲道理。
“买十五个油饼。”我说。然后站在摊边上一个个地数，装进带来的饭盆里，我和她各拿了两盆。我们往回走。
“我告诉过你，你别他妈的跟我提那些所谓的牛人，想起那些人装模作样的样子我直犯恶心。我也不想再拼了命地学习就象当初在中学向往大学一样，向往自己有一个好的成绩。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想带着刹不住车的学生学习惯性，本能地在大学里啃书本。”
“那么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一时我心里很虚，“我也不知道。”我承认。“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这辈子不可能以搞学问为生的。也许就这样混到毕业，拿了文凭回家找个单位挣钱，买房子娶妻子生子。”想到我自己一无所知的前途，我不禁有些心酸地灰心了。大道理谁都会讲，要树立目标要奋发进取要做个成功的人，可这个社会能给你的和你所希望得到的之间常常有太多的差距了。“也许我就这样边毕业证也拿不到了。
没办法，有劳动人民的劣根性在，成不了知识分子了。”我勉强对她笑。然后我俩都没有了话。走到寝室，他们仍在酣战，分食了我俩带去的油饼，马不停蹄。我又上桌替下了小明。燕子在边上看了一会儿，跟汪晓涛，小明他们又开了几句玩笑，吃了个饼，就回去了。
我没有起身送她。
三
解放路上熙熙攘攘，永远是拥挤的人流和车流。快过元旦，每个商店都年底清仓大减价来招徕顾客，一派节日气氛。
我骑车在市里闲逛。在杭州百货大楼前有几个姑娘在推销一种美国的巧克力豆，硬塞给路人品尝，我也尝了几颗。老外的东西味道怪，吃了几颗我便把剩下的扔了，买了串豆腐在街上旁若无人地嚼。我还是喜欢中国的，特别是食品。一群人围着摸彩，我凑过去看热闹，终于忍不住掏了两块钱，结果一下就中了个四等奖，是一本新年挂历。我挺高兴。
我告诉售货员我要买几个半斤的二踢脚，她说半斤的那种受了潮可能响不了，建议我买三两的，或一千响的挂鞭。我说我一定要半斤的不管它响不响，只要劲大，过年图热闹。
街上人多，老头老太太穿着大衣戴着红箍帮着民警维持秩序。
我闯红灯，他硬要罚我两块钱，我被逼无奈，交了罚款，骂骂咧咧地回校了。
四
紧接着是春天。
晚饭后，我捧着茶缸在寝室里看我们那架破电视，燕子走进来，等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她俩人时，她说，“我有话跟你说，你把音量关小点。”
电视里是一个蒙古族打扮的人在唱民族大团结的歌。歌声嘹亮，只是画面有重影。我伸手关小了音量，顺便换了个台，是个瘦得象个妖精似的穿白大褂的人，好象是在谈如何健身长寿的。
“什么事？”我随口问她，认真地听医生讲着。
“你和从前不一样了，易兵。如果你以前告诉我你不喜欢学习只想等个毕业，或许我可以想象。可是现在，你是在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你是在故意表现你卑劣的一面。是不是这样？”
“别那样饶舌，这不是你，有什么话直说，”我的思路从电视收回到现实中，忽然发现我一直害怕的那个时刻可能就要来了，“是的，我一无所成，无论父母、老师还是那些正派上进的同学都认为我一无是处自甘堕落无可救药。我一直希望有人懂得我，一直希望你理解我，就象我现在知道你一样我的燕子。我知道你要的是你男朋友的成功和引人瞩目，可你知道我么？现在你也要和他们一样向我提同样的要求了，”我一阵心酸，接着道，“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会说些什么。我是你的话，我会说自己喜欢制造一件美好的东西，然后亲手把它打碎就象一件瓷器。”
“你别这样说。”她在我面前低下头。
“我告诉你燕子，我希望有挽回的机会，虽然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从何下手，可是，”我沉浸在怜悯自己的悲剧气氛里，“可是我自己也不希望自己这么过下去。”我的眼睛模糊了。
燕子走过来坐到我身边，双手握住我的手“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仅仅想我们是不是该给彼此一个机会，各自做一些事情。每个人的路要自己来走。你应该去试试看。”
我接下去听不清她又讲了些什么，平心而论，她讲得不错，只是我受不了。我一手捂着头支在桌上，只感觉到她一边说一边摩挲着我的手。不知多久以后她说她要回去了。我回过神来，我想这一切可能都是必然的，我自作自受。于是也就不想霍然变色破坏她营造的和谐分手的气氛，勉强送她回宿舍。我是不是很软弱？一点大丈夫的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赌桌，直到有一天被抓住了才散。那次我们大白天开着门放肆在打牌，铺导员出其不意地进来，我们手里捏着牌被活逮。半个月后，系里通知栏贴出了我们几个的处分通告。　（责任编辑：木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