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发出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征程上奋勇前进的豪迈宣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下面就来听听我父母所了解的改革开放以及他们那辈所经历的故事吧。本次我就以“改革开放前后的教育观念”这个方面先对母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

　　 首先，我妈妈（梁韵玲，1971年出生于广州）就认为，现在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了。亲子关系也提倡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家庭教育也盛行了，学校要求家长也一起参与到对孩子的共同教育当中。其中她就举了自己读书时候的例子；她说以前主要或者说完全就是自己学习，家长忙于工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很艰难得维持，根本没有时间以及经历去担心孩子的学习，而现在即使家长再忙，也是不得不管孩子的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条件得到完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自然也就有心思有时间去关注祖国文化发展，而对文化发展的关注，最先关注的当然是自家孩子的学习了，人们开始对知识产生敬畏、尊重，尤其是文革之后，破除四旧，紧接着就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就必然能够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可是令我妈妈感到遗憾的是，她没能如愿当上一名人民教师。小时候，她就像我那样有着一颗热爱教育的心，很用心留意身边的事物，以及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常常带着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外出游玩，为的就是拓宽视野，拓宽知识面，为将来成为一名教师打下坚实的铺垫。但是她之所以没能走上教师这一条路，究其原因就是当初我外婆（郭带友，1947年出生于广州）她觉得继续读书没什么用处，当老师这个行业必然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而且那个时候教师仍然是个不太吃香的职业，她认为有能力就出去工作，拼死拼活拿到一个文凭并不能带代表什么。可偏偏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以及证明条件就会被无情地淘汰。所以说，一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真的能够左右其思想观念，以及对下一辈的命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说当今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也无时无刻不塑造左右着我们的前程。再加上我妈妈出生于1971年，是改革开放前8年，于1986年基本完成学业，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那段时间，我国即使是在共产党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建设的带领下不断稳步发展，但是由于教育制度在当时zz背景下的不尽完善，另一方面出于家庭经济条件，她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仅仅是初中阶段，因此，妈妈没能当上一名人民教师，也不完全是我外婆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囿于社会背景以及家庭背景。于是她就把希望寄托于我，在她开明的思想之下，当初她欣然同意了我走师范这一条道路。童年时期她对我的教育也有别于其他的同龄孩子，遵循、尊重我的意愿，给了我一个没有补习班、没有特长班、没有早教，一个真正体现孩子天性的快乐童年。不过，妈妈的这似乎又成为了妈妈的一个遗憾。在她看来，她并没有给我一个完完全全快乐的童年，她认为我缺少的正是她的陪伴。在我上小学的那段时间，她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上夜校修大专学位上面，因此，没能有太多的时间管理我的学习，以致我没能在小学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她一直以来所感到惋惜的，所幸初中时期的我有了很好的造化，让她非常放心。

　　 因此今后我也必须更加努力，拿下三月份的教师资格证考试，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打下基础与必要的前提，完成母亲未能完成的心愿以及自己改变中国教育的伟大理想。

　　 而关于其他方面，我进一步对母亲那边的家庭展开了询问，也就是通过我外公了解了更多的故事。加上外公（梁炳耀，孤儿，出生年月地点不详）的观点，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或许就体现得更加全面而且十分的现实了。诸如教育观念方面，外公认为，现代人明显对知识方面的尊重有很大提高；体现在各企业单位对学历的尊重，国家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明显比他们以前要大得多；体现在教师素质的提高，学校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仍是处于一个十分混沌的状态，长期经历战乱，人们基础的生活水平仍没得到满足，国家固然没有经济实力去搞教育上的建设，对教育投入可谓是少之又少。外公是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说起那段时间的故事，不禁泣涕涟涟。从他口中得知，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真的黑暗，曾经因为他的爷爷结识了不少国民党的人，而被关押了很长的时间，实在是不堪回首。在一场场批斗中，外公近乎绝望，曾想投江自尽，所幸被海港的渔民救起，随着大流下了香港。外公在香港生活的那段时间，外婆表示当时外公的消息全无，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也以为外公是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打压下去世了，与女儿也就是我妈妈曾悲痛欲绝、混混沌沌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是恰巧就在一次她们两个母女乘船出游的时候，一个男人在不远处的一条渔船上对她们挥手，我妈妈才猛然反应过来并且兴奋地大叫“是爸爸，是爸爸，他还在世！”，那时候外婆根本不敢相信，就这样，他们十分巧合地团圆了。现在听外婆说回那个时候的故事，我感觉也是身临其境，很明白、同情那时候他们以及被批斗的无辜群众的遭遇。如今2019年了，改革开放40周年，外公外婆仍然是那么健在，那么有喜有愁地和我诉说着那时候的故事，我便很放心了。不过我要做的是让他们放心，那么我就要通过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改革开放继续做出贡献，编织出一个更好的社会来回报他们！

　　 听完母亲那边家庭的故事，身在珠三角地区的我，以及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重点城市长大的爷爷，也想说说他以及他老家深圳的故事喔！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深圳这个改革开放重点城市吧！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没错，那个设想指向的就是深圳这座城市。

　　 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明确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没错，这个特区说的也就是深圳。这是历史教科书所带给我们的，但是深圳的发展当然是比教科书上描述的要更加精彩。

　　 1979年，深圳蛇口轰然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这也被后来者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近40年间，昔日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

　　 1935年，就在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劳动村，我爷爷出生了。

　　 长大到7岁，我爷爷（梁灿明）理应上学读书的，无奈因家境贫穷无法上学，可是面临读书的年龄，怎么办呢？

　　 那时村里仅有一间简陋的私塾，他就委屈地去做旁听生。

　　 私塾学习的只是诵读“四书”、“五经”，什么“人之祸”、“天地玄黄”、“大学中庸”等书。

　　 那时我爷爷喜欢称老师为教师先生。教师先生从不解说课文，只是要求学生死板地读书，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除了这些，教师先生还要求学生每天进行枯燥的抄写作业，每天抄写一篇大学或者是其他杂七杂八的文字，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一日复一日，转眼我爷爷间到了12周岁，这年终于可以入学堂就读了，读的是高小（也就是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读完高小于1950年考入了宝安县的“南头中学”。

　　 读初中阶段，十分辛苦，没有钱在学校饭堂搭食，又怎么办呢？于是爷爷就变招数！从家里带大米、虾干、碎虾米，每天中午放学后才能回去煮饭充饥，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三年。

　　 初中毕业，本想继续读高中的，也是无奈家贫，无法就读。

　　 幸得班主任老师极力推荐爷爷读师范学校，不用缴交学费，伙食全供给，并且每个月都有少许的助学金，那时便觉得很开心了。

　　 可是有一年年关在即，所有学生都趁放假，回家乡过春节。可是爷爷没有旅游费购买火车票，那时购买广州到深圳火车票的费用需要3.5元，幸得同学相助，只花了1.5元购买了两张火车票到“樟木头”站，从樟木头下车，还要经过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乌石岩”同学家里，在同学的家里就宿一晚，第二天同学用自行车送爷爷回家。

　　 虽然学习过程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爷爷表示很高兴，终于三年后，1955年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海珠区革新路小学任教，从教了足足四十多年，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以上便是我爷爷自己笔录的部分。

　　 下面是我们家里茶余饭后经常谈起的，每每说起来，爷爷奶奶总是悲喜交加，不过每次都讲得眉飞色舞，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基围佬”、“基围载”、“基围孙”，我爷爷从小到大都经常和我说的几个名词，说是深圳那边耕田种地的男丁都是这样互相称呼的，可见我爷爷是多么怀念以前的农耕生活呀！他说改革开放前，虽然没有什么物质经济的条件，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他出生以及他童年的那段时间，新中国都还没有成立，但是那时候曾经一段时间在田地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忧无虑，颇有一番陶潜归隐田园的悠然自得，每每回想起来，是多么地怀念。“粒粒皆辛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爷爷非常看不起浪费粮食的人，因为毕竟亲身经历过，虽说那是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但是耕作过程中的一些艰苦也是难以避免的，每一块地的收成，每一棵高粱都浓缩着他们的汗水。

　　 不仅求学艰难，生存也是相当的艰难，无可奈何之下，甚至有时候会闹出不少笑话。现在看着他们渐渐老去，谈起了也难免会有不少伤感。小时候，总会觉得爷爷奶奶的一些举动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现在看来，我却怎么样也笑不出来。设想，他们还能陪伴我们多少个春秋，还有多少的日子能够陪他们喝茶聊天。我奶奶（黄细英，1942年出生于广州）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缺少两种教育，

　　 一种是“性教育”，另外一种是“死亡教育”，但是她总是毫无忌讳地和我们谈起死亡这个话题，也不曾认为我们说这个话题是不吉利什么之类的，毕竟每个人终有一死，时间万物生灵，都逃不过死亡，早晚都会到来的事情，又为何要去逃避，谈谈也何妨？开个玩笑说，好歹也有个准备嘛！

　　 今年已是2019年，10月份我就21岁了，改革开放也走过40个年头了，长辈们看着我的成长，更看着中国的成长。每一步都是一个脚印，祖国的成长决定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长反过来又体现着祖国的变革，我们的努力必将多多少少的报效着祖国。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你愿意和我谈谈更多的过去吗？或者说温一壶清酒，煮尽这40年来的酸甜苦辣！”长辈们的故事，你觉得谁的最精彩呢？如果要我回答，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历史书，真真切切未经删改的历史书，带着我回到他们成长所在的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独特，都别有一番苦涩与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