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如果有适当的条件，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 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学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 其一，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也就是将其视为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 国家里，它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的痼疾而已。 就像鲍曼所说：“这也许对大屠杀所在的社会有所诊治，然而却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然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比如洛伦兹提出的本能攻击性等。或者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的——但理论上仍是可接受的——种族灭绝中去。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熟知的历史之流中。而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 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从社会体制上看 , 大屠杀是同现代官僚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屠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 设计合适的设备 , 制定各种预算 、 计划和 “ 生产 ” 流程 , 不断协调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等等 。而科层制这种现代官僚体系的基本形式，其高度程序化、组织化的体制为大屠杀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的正式名称是管理与经济厅 , 这一名称十分传神地表明 , 大屠杀是一个国家官僚体系长期运作的结果 。这个过程通过两种方式形成，一种是劳动分工，另一种则是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在这种科层制下，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所有的人都在进行工具化的操作，他们的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每个人关心的是在这个系统中都被分解开来，任何人都不会对最后的产品具有道德责任，这种与最后结果相分离的状态最终造成他们要么对道德的考验掉以轻心，要么会忽视道德的要求。例如纳粹摈弃了使用特别行动队杀人的方式 ，运用毒气室和焚尸炉这样的现代技术杀人。 它不仅高效 、 经济 、安全 , 还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被杀者分隔开来。杀人变成了一种专门的技术 , 而技术是不受情感影响的 , 是纯粹理性的 。

　　 这种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也叫做距离的社会生产。克拉克洪、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三位大师都认为接近便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亦是接近。正是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使得这样的一种隔绝成为可能。在大屠杀过程中，操作毒气室的人与被屠杀的人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于操作者来讲，他只是在面对着一台机器，其目的是为了操作顺利，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手下掌控着多少人的性命，这一方面是科层制的后果，更主要的是他与犹太人的隔离使得他不能体会到对面的状况，这种隔离造成了道德责任的消解。社会学家米格拉姆著名的顺从权威实验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好父亲、 好丈夫会向那些无辜的人举起机枪，而他们的心中似乎毫无惶恐与内疚。他发现，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接近程度成反比——和受害者在身体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斯泰纳的“沉睡者效应”也揭示出：残酷的社会本源远远多于性格上的本源。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鲍曼因此得出结论，距离的社会生产，削弱或废止了道德责任的压力，也就是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区隔和隔离的技术，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

　　 书中还提到受害者们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却不反抗的现象，鲍曼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为受害者的“理性选择”。鲍曼解释道：“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心理（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 纳粹首先建立了犹太管理委员会，将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控制住，因为“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权力”就是这种 “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直到被送到毒气室为止。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之所以配合，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犹太人为了活下去却将自己推向离死亡更近的一步，但是这种现象确确实实存在，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犹太人已经被卷入整个权力结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逃脱或者说理性选择后逃脱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则是道德让位于理性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讲牺牲别人性命来保全自己无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选择。正是行动之理性与行动者之理性的不调和并且在最后放弃了道德这一重要的力量，才造成犹太人最终自己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

　　 “只有在zz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鲍曼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人类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