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不是关键，见过生死也未必算是个合格医生，见过各样的人性才算。

　　01

　　2017年3月，我从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转实习，回到了位于浙南家乡的一家三甲医院。这是我本硕连读的最后一年，本想在三年内就把规定培训完成，我的导师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他了解到我已在四五个较为清闲的科室轮转了一圈，便问起我转入专业科室的意向。

　　我还在继续念书和工作中纠结，推脱自己还没做好选择。他笑着批评我懒散，随即又正色对我说：“念书不是关键，见过生死也未必算是个合格医生，见过各样的人性才算。”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之下，我去了全院最忙碌的急诊科。

　　果然，一个月下来，急诊值班唯一的感受就是忙！有时候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一刻也无法停歇，最怕刚坐下喘口气，就听到一声虚弱的“医生”传过来。人都是天性残忍的动物，进了急诊就算是入世，见识了各色各样的病痛和苦难，各种生离死别、天灾人祸，还有抽筋剥皮、鲜血淋漓的人性。

　　5月底的一天，处理突发急救到凌晨4点多，我才打了盹，就被师兄李智从休息室拖起来，昏昏沉沉地塞进急救车内。待清醒后，我发现他一脸肃杀地坐在最里面，路灯投进车内，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任我再迟钝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这不是我第一次跟急救车，但是这样的情况却是第一次见。带教主任跟我解释：“急诊昨夜里接了好几起车祸伤患，暂时跟车医生人手不够，才叫你起来的。”我小心翼翼地问：“急救病人在哪儿？”主任顿了顿说：“马上就到了。”

　　凌晨5点，城市的三环线畅通无阻，救护车的鸣笛一路长啸。半小时后，与我们一同到达目的地的还有一辆警车。这是一片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密集的厂房紧挨着葱郁的农田。这些年随着城市的扩张，周边零零散散的村庄，逐渐被这些新建的工业园区蚕食着。

　　打电话呼叫救护车的是一位年纪大约50岁的阿姨，她语无伦次地边比划边说：“我一大早，在玉米地里看到一个小姑娘，满身是血……躺在那里不动，不知道死活……”我心头一凛，打了个寒颤。

　　没等我回过神，就看见李智和主任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担架上抬着个面色惨白的小姑娘，穿着一条小连衣裙，裙摆上布满了大片血迹，已看不出裙子本身的颜色，裸露干瘦的腿上凝结着暗褐色的血迹。

　　以往急诊清创，我见过不少鲜血淋漓的伤口。但是眼前强烈的视觉冲击，仍然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旁边的田地很快被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我捡起不远处小姑娘的小鞋子，默默地上了车。

　　救护车呼啸离开，途中按照惯例要检查急救，小女孩因为失血过多已经休克，体征微弱，好在脉搏、心跳和血压都在临界值内。我剪开她的裙子，尽管提前有心理准备，还是被眼前的惨烈吓了一跳，她的会阴严重裂伤，目测裂伤已经深达基层，在血污的覆盖下触目惊心。

　　主任的女儿与这个受害人同龄，即便是见惯了生死血腥，她仍别过脸去，眼眶红了。因伤情严重，在车上没办法清创，救护车行走途中，我们已联系了生殖科的医生，以最快速度赶到急诊科会诊。

　　02

　　待我们到达医院时，生殖科、妇产科已经到位待命。血库中心的调配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主任一边商讨手术细节，一边督促我们留心孩子的体征。

　　手术需要修复撕裂的外阴和感染的内阴伤口，本身不难，可是孩子年龄太小，修复的伤口对于以后的生长发育有影响，手术必须谨慎小心。最终，主任挑了几个年资长、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协同手术。当天，几位已为人母的护士，一进手术室看到小女孩，都有些情绪崩溃。

　　作为菜鸟实习医生，我还没能力上手术台。参与会诊之后，我作为到过案发现场的医护人员，被主任指派配合公安取证调查。那天，负责跟我了解情况的是派出所的徐警官，他带着实习生小景做记录。

　　我将接到报警电话，以及赶往现场的情况和目前的抢救情况，跟他们做了说明。说完正事后，我并未着急离开，而是留在手术室外，跟徐警官和小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徐警官出去接电话，让小景盯着手术室这边的动静。

　　因为年龄相仿，又都是实习期的菜鸟，加上没有徐警官的约束，我和小景很快聊得火热。由于多年在外求学，我对事发地并不熟悉，小景告诉我，前几年，市里做工业规划时，把那一片地区划为重点发展区域。于是，工业园便很快扩张向周边农村。

　　随着工业园的发展，政府改造征迁，这些地带的几个村子抱团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征迁费用。村里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在没商量好征迁赔偿前，谁都不能签字，否则找人铲平他全家。

　　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因为房租便宜，交通也还算便利，工作、赚钱的机会也很多。

　　由于人员鱼龙混杂，治安环境很差，隔三差五就有人聚众赌博、寻衅滋事。在这样愚昧蛮横的约定俗成下，村民们有种固执的狡猾。

　　短短几个月，小景就亲身经历过这里发生的三起案件，感受尤为强烈。在我俩聊天期间，小姑娘的身份已确认，她叫袁晓璐，去年才跟父母从山东老家到这里来。她父亲老袁平日跟着施工队在建筑工地干活，母亲陈翠芝在村口卖早点赚钱，袁晓璐在乡村小学里读二年级。

　　凌晨3点多，陈翠芝已经起床准备材料，要出摊卖早餐了。懂事的晓璐，也跟着妈妈起来，在厨房帮忙打下手。后来，陈翠芝出门后，并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一个人跑到村后的玉米地里，更不知道她遇上的是谁。

　　粗心的陈翠芝出摊回来，甚至没留意到女儿在不在家，而是直接去蒙头补觉了。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她还嘟囔着：“什么？我女儿半夜还在家，怎么会出事？”赶到医院时，她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案子发生在凌晨，加上玉米地周围都是小路，根本没有监控，更没有目击者，最后见到女儿的陈翠芝，也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线索。警方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工业、居民混居区，想要排查十分困难。

　　徐警官叮嘱了小景一番，然后将她留在医院盯着抢救进展，自己则赶去了工业园旁的城中村，加入到挨家挨户走访、调查的队伍中去。

　　到了下午，我在病房外遇见小景，她告诉我情况并不乐观，当地村民对这件事的口径出奇一致，都推说没听说、不清楚，坚决不愿多说一句话。

　　民警找外来租户了解情况，多问几句，就有“热心”村民围上来，眼神戒备地盯着民警。

　　小景跟我感叹：“这些土着，为了拆迁紧紧抱团，他们有权选择租户和制定租金价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小村落里早已是阶层分明。他们这抗拒的态度，调查取证就很困难了。”

　　03

　　尽管调查一筹莫展，但医院这边，晓璐手术麻醉一过就醒了。小景通知了徐警官，派出所安排了一位面容和善的女警官唐婧来做笔录，但是对着摄像机和录音笔，晓璐眼神呆滞，任凭陈翠芝如何呼唤，都不做任何回应。

　　唐婧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提示她：“那天晚上，天很黑……为什么要去玉米地？”女孩黝黑的眸子闪过一丝惶恐，本能地将身子蜷缩起来，做出抵抗的姿态。医院安排了心理科的医生陪同，但是女孩全程都不愿意交流。

　　最后，唐婧翻看完手边的资料，红着眼睛关了录音笔，上面是女孩的伤情资料，她摸了摸蜷缩在被子里的孩子，她们都需要缓缓。伤口之所以要结痂，是为了掩盖下面淋漓的鲜血。

　　主任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应激综合症，七岁大的孩子已经很懂事了，她潜意识里对廉耻和性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对于这样的刺激，短时间内会形成一个自我谴责和疑问的循环。

　　三天后轮到我值早班，遇见陈翠芝带着豆浆和油条，到医院给晓璐送早餐。她刚进病房不久，我们就听见病房传来凄厉的哭声，每一声都撕心裂肺。我赶忙冲过去，推开门差点踩上一杯翻倒的热豆浆。晓璐蜷缩成一团，躲在被窝里大声地哭喊着。

　　怕她的伤口撕裂，我只能隔着被子小声地劝慰，这是事发后，晓璐第一次放声大哭。她边哭边喊，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诱因导致她情绪失控。

　　一直守在医院的徐警官，将陈翠芝拉到门外问她：“孩子是不是讨厌豆浆？”她局促地说：“平时都不舍得给她喝，哪会让她像现在这样糟蹋，大概是我常叫她跑腿给人送牛奶、豆浆，她不高兴着呢？”

　　徐警官对唐婧说：“准备第二次笔录。”她双手攥着资料，对徐警官说：“要不，让孩子缓缓？问询时间间隔太短，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徐警官也皱了皱眉头，然而，晓璐是如今破案的关键，大家慎之又慎，最后决定安排医生在旁，让唐婧再试试。

　　半晌，在护士和陈翠芝的安抚下，晓璐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抽泣着半躺在病床上。见状，我和唐婧、小景才走进病房，分坐在晓璐病床边，为缓和气氛，我随意地问道：“璐璐，很讨厌豆浆？”她瓮声瓮气地答道：“讨厌。”

　　唐婧连忙接下话：“为什么啊？能和阿姨说说吗？”她把头抬起来怯怯地说：“那是坏蛋才喝的。”唐婧连忙打开记录本，艰涩地开口：“能告诉阿姨，是什么样的坏蛋吗？”晓璐歪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艰难地开口道：“打我的坏蛋。”

　　她的回答，让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我甚至能听到唐婧的呼吸变得急促。她几乎是手忙脚乱地从一大叠照片中翻出那张玉米地的照片，“是……是在这里，他打了你吗？”晓璐看到照片，眼睛满是恐惧，要知道，这正是她出事现场的照片。

　　我握紧了晓璐的手，试图给她一丝鼓励，她点点头。唐婧又从证物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顿了顿才拿出来，那是晓璐出事时的照片，照片是她晕倒在玉米地里的场景。唐婧的声音也变得颤抖：“那天晚上，那个坏蛋是怎么打你的？”

　　晓璐死死地盯住照片，照片上昏暗的夜色和大片鲜血交杂，画面血腥又残忍。我能感受到晓璐的手，在不停地发颤，病房里安静得可怕。许久过去，就在唐婧准备放弃的时候，晓璐开口了：“晚上很黑，我不敢一个人走，也不想去送豆浆……他说给我钱，后来又打我，还拉我的衣服……我怕他再打我，不敢动了，他又脱自己的裤子，要干坏事……”

　　唐婧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忍心地继续问：“那个人……是谁？”她必须要拿到受害人的第一手证词，这是给嫌疑人定罪的强有力证据。晓璐的情绪有些不稳定，又过了很久，怯弱的声音才响起：“是张爷爷。”

　　接下来的场景，小景不忍卒睹，飞快地扭身出去了。孩子的内心如此善良，还能礼貌地称谓那个畜生为“爷爷”，可他不配啊！唐婧关了录音笔，哽咽着红了眼眶，是我们强逼着晓璐，再次重新回忆了一遍那难堪的痛苦记忆。

　　04

　　徐警官一行归队后，派出所就立即出警展开抓捕。傍晚下班时，我给小景发微信想问问情况，直到深夜才等到回复，她跟我描述了过去六七个小时的惊涛骇浪。

　　当天下午，负责抓捕的警车刚到村口，就被扛着锄头的一群汉子拦住了。民警出示证件要求对方让行，其中一位壮汉突然举起锄头，朝着为首警车的前挡玻璃，狠狠砍了下去，坐在驾驶室的民警被破碎的玻璃划伤了手、脸和胳膊。

　　紧接着，十几二十位拿着锄头、铁锹的村民，呼呼啦啦地将警车围在了中间。谁都没想到，在当今法治社会，竟然会有人公然集结，抗拒警方抓捕。他们还大嚷着，有本事就轧着人开进去。民警大声劝告、讲道理，没想到这些村民更加有恃无恐，一边推搡一边喊“警察打人啊”！

　　最后，还是带队的徐警官将现场情况，汇报给市局申请支援。很快，大批警察赶往事发现场控制住局面，并跟村民解释此次出警并非是为拆迁而来，而是为了小女孩被侵犯的刑事案件，这群乌合之众才四散开来。

　　面对依旧不配合的村民，警方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终于在晚上9点多，将藏在一户乡邻家闲置地窖内的“张爷爷”抓捕归案。

　　第二天，徐警官带着抓捕和审讯现场的照片，再次到医院，需要晓璐指认犯罪嫌疑人。小景在病房门口犹豫了好久，才走进去。我在值班室，老远就听到陈翠芝和晓璐哭成一团，心里别提多难受。平日里欢笑不断的护士站，也变得安静，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这个“张爷爷”名叫张四全，是个老鳏夫，身材矮小样貌猥琐。他有两个女儿，分别在杭州和上海定居，他一个人独居已经快20年了。多年来，他在村里的风评就很差，爱勾搭女人，尤其喜欢招惹年轻女人，不排除恋童癖的可能。

　　民警在他家里找到了事发当晚他穿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进行过细致清洗，但在鲁米诺试剂反应下，还是显现了大面积的微量血液痕迹。即便被晓璐指认，张四全依旧不肯认罪，辩解说血迹是他宰杀鸡鸭留下来的。

　　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他一直跟警方兜圈子，神情委顿，俨然一副老实人的样子。直到民警告诉他，他的精液都被提取存档了，还不早点认罪时，他才不情不愿地说：“不过是跟个小姑娘，玩了一下，她也没说不愿意啊！”

　　听到老头如此轻描淡写的认罪，所有人都出离愤怒了。

　　据交待，事发当天，张四全打牌到后半夜，在回家路上，先遇到陈翠芝推着早点车往外走，路过她家出租屋时又看见晓璐在收拾东西，就动了歪心思，说给她5元钱，让她送一杯豆浆到村后的玉米地里，剩下的钱就当作跑腿费。就这样，他一路尾随着晓璐进了玉米地……

　　案子破了，大家在怒骂张四全禽兽不如之余，也难免唏嘘，更担心晓璐的未来。

　　出事后，陈翠芝每天都会背着众人偷偷哭泣，我安慰过她。她想着女儿的贞操重要，可怜女儿糟了这么大的罪，恨不得代她受过。作为一位农村妇女，她也更操心生计和未来，给女儿治病要花去多少钱。

　　晓璐的父亲老袁是在事发一周后，才赶回来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头发乱蓬蓬，感觉附着一层灰。主任见到他时，忍不住责问道：“怎么出事这么久才过来？”他局促地解释：“工地不放人，这才晚了。”

　　他看到孩子，觉得气色还不错，就是不说话，就憨笑着问妻子：“娃儿，咋啦？”陈翠芝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我猜她并未将实情告诉丈夫。我只好将老袁拉出病房，隐晦地向他解释，他灰白的脸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良久，这个糙汉子喉咙里才发出一声近乎呜咽的声音。

　　我和小景站在走廊的尽头，看他的身影无比萧瑟。尽管于心不忍，但我们终究是局外人，所做的不过是例行公事，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

　　05

　　几天后，徐警官和小景又来过一次医院，来取相关的资料。临行前，小景告诉我，她提前结束了实习，今后也不打算干这一行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多么血腥都不害怕。唯独受不了的是，面对晓璐这样可怜的受害人，还要一遍遍撕开她血淋淋的伤口，追问细节。她承受不了这样的一次次崩溃，想从其他的方面为他们做点什么。

　　挥手作别时，小景叮嘱我说：“好好照顾晓璐，有什么新情况，别忘了告诉我。”我点头答应了。很快，还没等到案件起诉，张四全的女儿和村长，一行人浩浩荡荡到医院来探望病人了。

　　村长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个大果篮，一进病房就热情寒暄，给老袁发香烟，那情形仿佛就是来给相熟亲朋探病的。陈翠莲局促不安地起身，作为受害者家属，她看上去好像更紧张。

　　刚好主任带我们来查房，就不客气的将这群人赶了出去，呵斥道：“医院不允许抽烟，都收起来！”见状，他们将老袁夫妇拉出了病房。查房结束时，我看见走廊尽头，村长拿着一个鼓囊囊的大信封，上面依稀是“农村合作社”的字样，拼命地往陈翠莲手里塞。

　　陈翠莲低头看着蹲在墙角的丈夫，下意识地推脱。村长冷着脸道：“给娃儿养好身子要紧，别的事情不好多想的。”看着他们虚伪的面孔，我借故喊道：“4床家属，来一下，主任有事情要交代。”陈翠芝匆忙跑过来，长舒了一口气的样子。

　　张四全的大女儿走过来悄声问我：“那小姑娘，真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竟然要花好几万？”我冷着脸反问道：“要不，你们自己去试试？”她讪讪地闭了嘴，一脸的不甘心。

　　最后，老袁送走了那群人，又一言不发地回到病房。半个月后，晓璐术后愈合情况还是不太好，反复感染和低烧困扰着她，整个人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老袁常常来办公室询问孩子的病情，主任明确地告诉他，孩子状态不是很好，而且后续的恢复治疗也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会阴处裂伤的伤口恢复后，会随着孩子的长大出现新的问题，并不一定能保证恢复完善。

　　他搓了搓手，麻木地发问：“那还需要花多少钱啊？”“钱还是要花一些的，只是现在不好说。”主任回答。

　　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主任委婉的说法，孩子情况严重，后面铁定还要花不少钱。但是，她身体的创伤可以用药，心里的创伤呢？想要痊愈，恐怕除了时间，再没有别的良药。

　　又过了十天，晓璐已可以在病房内稍微活动了。她一直闹着要出院回老家过暑假，主任又召集几个科室会诊、评估，同意让她三天后出院。

　　在晓璐出院的前一天，我收到小景的微信消息：晓璐的爸妈签了刑事谅解书！这个消息，让我如鲠在喉，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晓璐出院时，徐警官来复印她的出院小结和相关病例，老袁递上一根香烟，卑微地问：“那畜生会判几年？”徐警官摇摇头说：“不知道，判几年归法院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们不签刑事谅解，他一定会把牢底坐穿！”

　　老袁的脸色顿时变得相当难堪。许是意识到自己把话说重了，徐警官拍拍他的肩膀，叮嘱道：“今后要照顾好孩子。”

　　那天，晓璐趴在妈妈怀里，跟我们道别时，大家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都无权指责他们。

　　生活没给这个家庭太多选择，孩子后续的治疗、一家三口的生活，于他们而言都是难题。收下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看来，可能意味着张四全家人的愧疚，但收下钱同样意味着谅解，就没办法义正言辞地要求重判凶手了。

　　那毕竟不是一笔善良忏悔的救助款，是沾满了孩子鲜血的屈服！

　　2017年11月，张四全的案子开庭了，因为一纸刑事谅解书在手，一审只判了他七年。庭审当天，晓璐的父母并未出现，据说他们已经回了老家生活。

　　医院去出庭作证的老师回来后，愤愤不平道：“这样的判决太轻了！如果他表现良好，争取减刑也不是没可能，回来还会祸害其他人的！”

　　我跟小景发微信说了这个结果，她发来一张流泪的表情，并告诉我，她通过了今年的司法考试，未来努力的方向是做公益律师，想为更多晓璐这样的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听着她发来的语音，我的眼泪没有征兆地落了下来。

　　2018年春节后，我也参加了一个心理创伤辅导公益组织，希望能为有需要的人，贡献一点点力量。

　　闲暇时，我常常会想起晓璐的大眼睛，会担心她未来的人生。希望时间能洗涤她的伤口，就像《素媛》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事，只有过去的故事。

　　作者：大橙   急诊科医生

　　编辑：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