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乡奔丧，我那位当了十几年村支书的堂弟感慨，周围的村子全算上，如今青年人男女比例大约为8：1，他掰着指头算，就在我们这个村子里，超过30岁的单身汉有20多个，20多岁没寻媳妇的得有50人。

　　 我和堂弟感慨之余，想起了多年以前，为了生男孩，村里人不惜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托熟人走后门，让怀孕的媳妇做B超检查，只要是女孩，就流产。

　　 时过境迁，世道变化，当年的荒唐行为，终于结出苦涩的果。

　　 儿子寻不找媳妇，小姑父没脸活了

　　 2017年8月17日，清晨，我还没起床，手机铃音突然响起，是老家叔叔打来的，说小姑父喝农药自杀了。

　　 打小我就认识小姑父。虽然我们辈份不同，但其实是小学同窗。童年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子，我每天上学都会路过大街中央他家门口。他的爹娘身体正常，不憨不傻，但生养的孩子却各个都有缺陷：他的大哥身材高大，先天聋哑；二姐生得又胖又壮，说话却不清楚；至于他，因为先天耳聋，又排行老三，所以大伙都叫他“聋子三”。

　　 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闹。当年在学校里，他只要看见我的嘴冲他动弹，就会认为我在骂他，瞪着眼睛就扑上来，跟我搂打在一起，倒在雪地上“翻轱辘”。那小子一身蛮力，常将我压在身子下，然后冲着我大声吼叫：“快说，还骂不骂啦？”

　　 一般此时，我就会趁势抽出一只手，使劲儿推他的鼻子，直到他眼泪汪汪，“哇”地一声，后仰倒在地上，我赶忙站起身，迅速跑进教室。

　　 1982年，经媒人说合，“聋子三”竟娶了我小姑。

　　 我的小姑比我还小4岁，因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发育畸形，走路跛得厉害。上世纪60年代，孤身的三爷在陕西一家煤矿当工人，遇到一个女人拉扯着两个女儿要饭，干脆就将娘儿仨收留，领回了老家，住在我家的大院子里。那个女人后来成了我的三奶，而小姑就是三奶的小女儿。

　　 可万万没想到，小姑的丈夫、我曾经的小学同学“聋子三”，今年才不过59岁，竟然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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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聋子三”跟小姑结婚后，小姑头胎生下了一个女儿，公婆不满意，噘着嘴，不给笑脸。

　　 不久，小姑再次怀孕，计划生育小分队找上门，说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必须拿掉，否则就要交一大笔罚款。

　　 小姑的公婆站在门口，理直气壮地说：“俺家大儿还冇媳妇，不该再要个孩子吗？”小分队的头头觉着说得也在理，便领着一干人走了，算是默认。

　　 这次小姑生下个儿子。

　　 两年后，小姑又怀孕了，去医院作B超检查，还是个男孩，公婆高兴得合不拢嘴。

　　 计划生育小分队再次上门，这次连罚款的选择都不给，坚决要拿掉孩子。小姑的公婆好话说尽，就差跪下磕头，依旧不顶用。

　　 小姑父“聋子三”急了，抄起院子里的粪叉，嗷嗷叫着，冲着小分队的人一阵乱戳，吓得那帮人连连后退。

　　 此后，小分队再也不敢去招惹小姑父一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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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聋子三”的爹娘先后去世，大哥也得了急病没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三个孩子倒是明眉亮眼，智力正常，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因小姑小姑父都有残疾，婚姻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也曾有人给小姑家的大女儿提过亲，那闺女的脾气像小姑父一样执拗，撂下一句话：“俺弟弟不寻媳妇，绝不出嫁！”

　　 小姑父眼看仨孩子窝在家里，女儿年满34岁，最小的儿子也快奔30岁了，媒人却不光顾。他似乎又心理失衡了，变得像童年时一样疑神疑鬼。每次出门，见到街坊邻居聚在一块说闲话，他就以为是在说他家的坏话、看不起他的儿女。生一顿气，转头回了家，关上门，饭也不吃，闷头睡觉，谁也劝不住。

　　 小姑父寻死的前几天，他打电话挨个将在外地打工的两个儿子叫回家中，他觉得，儿子在身边，媒人上门提亲更方便。

　　 儿子们回到家的那天傍晚，暑热未退，吃过晚饭，小姑父想让两个儿子下地帮他锄草，儿子们嫌热，都不愿意出门。

　　 当天晚上，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趴在一张旧桌子上，找了一支久已不用的笔，写下一封很长的遗书。在遗书里，他抱怨儿子不争气，找不来媳妇，要绝后，他充满自责，没脸再活下去。他甚至恼怒邻里看不起他们，让他出门抬不起头，内心压力很大，只能去死。

　　 写完遗书，小姑父喝下事先准备好的一瓶农药，就这样走了。

　　 七十岁的姐夫，为小儿子的婚房累死了

　　 我家里兄弟姊妹六个，我排行老五，排在我前面的四姐，从小没读过一天书，至今也不认识杆秤，这在农村也算是窝囊的。

　　 四姐成家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初，结婚对象是大姐物色的人，大姐想让四姐跟她嫁到同一个村子，想着两姐妹在一起，身边好有个照应。四姐夫家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三，人很老实，就是家里条件不好。

　　 新婚后，四姐夫家还遭遇一场火灾，一件衣服都没抢出来，一时家徒四壁。

　　 四姐头胎生的是一个女儿，自然还想要个男孩。

　　 大女儿才学会走路，四姐二胎就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超生，向计划生育小分队交了5000元社会抚养费。

　　 但没过多久，四姐就又怀孕了。为躲避检查，成了“超生游击队”，钻过苞谷地，睡过野地里的机井房，历尽艰难，平安生下了二儿子。

　　 在她躲闪的同时，她家里的柜子、箱子，以及仅存的一些粮食，悉数被计生小分队收走，就剩下冰凉的锅灶。那些年，无论是大人孩子，身上穿的、家里用的，几乎都是靠家里其他姊妹接济。

　　 后来，没有采取节育措施的四姐竟然再次怀孕，这时连家里人也开始坚决反对她再生了。四姐先是一个劲儿哭，突然就精神失常了，胡言乱语。

　　 家里忙着给她治疗精神病，也顾不了超生的事了，她的三儿子也就这么生了下来。

　　 原本就穷困的家庭，如今养了四个孩子，所有收入只靠那几亩土地，日子过得很是拮据。逢年过节，四姐来县城探亲，我总是偷偷给她塞些零用钱。

　　 孩子们悄悄长大，大女儿嫁到本村街东头，农忙时节，还可以帮家里干一些农活；两个儿子，则在很小的年纪就外出打工挣钱了。

　　 最近这几年，四姐两口子倾其全力，为两个儿子盖了新房，接连娶了两房媳妇，先后添了两个孙子孙女。劳作了一辈子的两口子，弯腰驼背，满头白发，牙齿脱落，看模样竟像比真实年纪还要老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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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二外甥突然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舅，俺爸不中啦。”

　　 我闻讯大惊，四姐夫虽大我几岁，但至今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从未听说有什么病。

　　 二外甥告诉我，出事那天，他父亲早起，到邻村的苗圃里挖树苗，每棵挣两毛钱。一起去的有五个人，到了地里，发现土地太硬，用铁锨根本挖不动，当时就有两个人不愿干，撂下工具就走了。四姐夫还是很想挣这份钱，因为他一直还想再给三儿子把婚房办下来，就坚持留了下来。

　　 开工后不久，四姐夫就趴到了地上，一起挖树苗的民工看见了，从远处跑过去，喊他没回应，翻过身子一看，那个民工吓得嗷一声坐在地上。

　　 苗圃的老板也闻讯赶来，发现四姐夫已经脸色青紫，眼睛大大地瞪着，没有了呼吸。老板当即打发人，将他的尸体拉回了家。

　　 四姐家的三儿子，早年外出打工，似是误入传销组织，一走五年，音讯渺茫。二老提起“小三”就掉泪，一直念叨，“小三在外头还没寻媳妇成家，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

　　 四姐夫一命呜呼，“小三”才终于回来了。

　　 我回乡吊祭，看到多年不见的“小三”戴着孝，哭得泪眼迷蒙。可丧事办完，“小三”转头就又要走，四姐哭喊着给拦了下来，她害怕儿子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

　　 此时恰巧村里有个年轻男人患病死了，撇下了个年轻的媳妇，不想远嫁。我大姐便托媒人上门提亲，可最终还是没成。理由当然也很简单，“小三”无房无车，七十多的老父亲，为了给他拼个婚房，把命也搭上了。

　　 如今，四姐一直将“小三”留在身边，期望着给他寻媳妇成亲。二十七岁的三外甥倒是勤奋踏实，天天卖力气下地干活，却怎么也招不来媒人上门提亲。

　　 超生的娃没有宅基地，只能去县城买房

　　 妻弟家的大儿子是个很帅的小伙，一米七六的身高，白白净净，不憨不傻。初中毕业后，他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才匆忙回家几天。媒人牵线提亲，女方父母听说，他家里俩兄弟，却只有一处宅子，就摇头回绝了。

　　 时间久了，那孩子心里窝火，开始自暴自弃，染上酒瘾，每喝必醉，无端发酒疯惹事，坏名声传了出去，再无媒人提亲。

　　 为了挽救这个儿子，让他结婚成家、走上正轨，妻弟两口子只有拼了老命，下决心去县城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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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妻子姊妹四个，妻姐在大城市工作，两个妻弟生活在农村，靠土里刨食过日子。岳父岳母在世的时候，“天下老，都向小”，对内向老实的小儿子最疼爱。

　　 1989年岁末，妻弟结婚时，为了装排场，不要四轮拖拉机当婚车，还是由我们花了高价，雇了辆大卡车迎的亲。

　　 第二年，妻弟两口子就生下一个儿子，全家人皆大欢喜：计划生育抓得严，头胎生儿子，就没了超生的必要，躲躲藏藏、高额罚款都可以免了。

　　 不料，九年以后，妻弟媳妇再次怀孕，偷偷到乡卫生院做了B超，检查结果仍然是男孩。尽管已经间隔九年，但若要孩子，还是得缴罚款。

　　 偏偏他们家又拿不出这个钱：当时岳父患有冠心病，岳母因胰腺囊肿被摘除，必须天天用胰岛素，平时看病吃药都是我们和妻姐一家管的。家里已倾尽了全力给两个妻弟娶媳妇盖房子，这5000元的超生罚款成了沉重的负担。

　　 那年夏天，一场大雨过后，我冒着湿热高温来到妻弟所在的乡里，去计划生育小分队找一个战友通融关系。战友推脱在外地出差，避而不见。憋了一肚子火回家，我冲妻子说：“没钱生孩子，就不要了吧。”

　　 那时候，连患脑梗刚出院的岳母都反对他们要孩子了，可也拦不下来。最后，还是靠家里人凑钱缴的罚款。

　　 孩子终于平安生下来了，因无指标，属于超生对象，村里不分给责任田，至今没有宅基地。

　　 娶媳妇要房，建房要宅基地。没地，只能在县城买房。这主意，还是我出的。

　　 今年收罢麦子，妻弟到县城来，本来虚弱的身体越发显得黑瘦。提起大儿子的婚事，他直唉声叹气，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成了一块心病。

　　 “如今乡下有男孩的人家，都在城里买房子，你不早做打算，儿子咋寻媳妇？”我提醒他。

　　 “这几年积攒的血汗钱，预备着给孩子办喜事用，哪敢想买房子啊！”妻弟皱着眉头说。

　　 “没有梧桐树，哪来的金凤凰？”我又加了一层道理。

　　 妻弟觉着我说的在理，回去跟媳妇商量一下，当晚就打电话，让我帮他们看房子。

　　 最终，我在县城北二环外替他选中一套126平米的三居室，全款36万元，首付15万，剩余办理银行按揭，每月将近2000元的房贷。

　　 按常理说，买新房子应该是高兴的事情，可妻弟两口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领着他们去银行办理手续时，妻弟刷了卡，把打工辛苦积攒的钱全部刷光，苦着脸，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为了儿子讨老婆，动了牺牲女儿的心

　　 干弟弟小富，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他连“换亲”的招数都想到了。

　　 小富比我小五岁，跟我同村，两家隔一条路。我从部队退役后，在乡下生活的几年里，目睹了他为了要儿子遭受的磨难。

　　 弟兄三人，他排行老大。父亲早逝，几个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结婚的时候，计划生育正严，媳妇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家里被罚得一干二净。历尽艰难，最终还是得了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

　　 小富对这个迟来的儿子十分溺爱，下地干活总是带在身边。儿子五岁那年，秋天小富犁地种麦子时，一只手把着拖拉机方向盘，另一只手还抱着儿子舍不得离身，淘气的儿子从小富的手臂中挣脱，掉进车轮下，险些丧命。

　　 小富两口子农忙时在家耕种责任田，农闲时外出打工，攒了钱，为儿子盖起了两层楼房，高门楼，大院墙。他们盼望着，儿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他们就可以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然而，这个愿望却落空了：他们的房子盖在乡下，现在儿子结婚要的则是城里有房。儿子都过了二十四岁，也没解决婚姻问题，在早婚的乡村，这算大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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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热心人愿意牵线，为小富的儿子张罗婚事，但条件是，必须“换亲”。媒人看上的，是小富家的两个女儿。

　　 在当地，“换亲”算是悠久的习俗，上世纪70年代一度中断过，后来又恢复过来了。当年，我初中的同学小海，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兄弟四个都找不到媳妇。经媒人牵线，小海的姐姐出嫁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那家年轻漂亮的小闺女嫁给了小海三十多岁的大哥，后来，日子过得磕磕绊绊。

　　 小富两口子揣着“换亲”这档事，一直犹豫不决。

　　 他们家大女儿早已出嫁，二女儿天资聪明，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家里剩下最小的女儿，温柔孝顺，对爹娘知冷知热，被亲昵地称作“贴心小棉袄”。

　　 小富两口子都是过来人，知道换亲的结果：牺牲女儿的爱情，换来的婚姻也缺乏感情基础，日子不一定会好。他们思来想去，还是不想委屈自己的小闺女。

　　 就这样，儿子的婚事被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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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富两口子狠下心，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准备在县城买房子。

　　 他们围着新开发的楼盘转悠半天，像在集市上买菜那样，讨价还价，不想多花冤枉钱。他们最初看上一套便宜的房子，但设计不合理，采光差。儿子看了，连连摇头说：“不中！”

　　 小富苦笑着冲儿子说：“那咋弄？咱没恁多钱啊！”

　　 儿子撂下一句话：“换个地方吧。”

　　 于是，两口子领着儿子来到闹市区，在林立的楼盘内定下一套三居室大面积商品房，每平米3700元，这在县城算高价。

　　 缴纳了首付款，老两口子就成了房奴。

　　 今年夏天，在医院见到小富时，他正在看肝病。他原本是高大胖壮的，如今却满脸蜡黄，双眼皮浮肿，说话时，喉咙眼里直喘蜂鸣音，已经病得不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