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知道巴金撰写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际写的。潘际供职于《大公报》，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她们的墓碑竟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的《谈〈望乡〉》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于是潘际就再次约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当时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他感到自己应该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当潘际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名为《随想录》。

　　巴金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巴金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

　　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投稿。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信上写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潘际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潘际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

　　看了潘际的回信，巴金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对潘际叹息说：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