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剧本、 散文、 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已经出版的《老舍文集》19卷，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故事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就是老舍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老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成就卓越

　　 老舍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是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与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解放初期，老舍作为知名的作家，积极投身于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学者会同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一起组成相声改进小组，通过撰写大量作品和理论文章，不仅指导相声摆脱了解放初期由于其旧有形式和内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机，而且使相声乃至曲艺这门艺术形式完成了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艺术地位，为之后新相声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并且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相声的发展。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鲜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鲜明形象的基础。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老舍的小说有序和完整地构建了一个艺术上的“北平世界”，同时小说中的小吃、建筑和语言都是现如今挖掘和开拓北京文化的重要源泉。

　　 艰难岁月唯茶常伴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对国人和老舍来说，八年抗战是最难熬的漫长岁月。1943年4月30日，老舍在《文坛》上所发《四大皆空》一文曾痛述：“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生命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地说。”流亡逃难和躲空袭，从青岛到济南，从济南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在渝七年，有生以来第一次受众人之托，挑起团结全国文人“文协”大旗，能滋润老舍忙碌憔悴身心的，一是朋友们殷殷挚情，再就是清清淡淡一杯茶情了。

　　 流亡途经宜昌，同船朋友相约去逛过东山公园，后来提及可忆之事还是“在那喝茶”;到了“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都像油画”的云南，最让老舍动情处，是一位老朋友，“背有点驼了，却还是那样风流儒雅。他请不起我吃饭，可是也还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一谈就和我谈几点钟。”老舍去世十年之后，冰心撰文怀念，仍难忘怀重庆时老舍来家做客：“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到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闲来喜过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老舍自己也曾多有回忆：“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来开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结束。”

　　 重庆七年，不说一句四川话的老舍，一边用地道北京话不停写作，一边不拿一份报酬扛起文协大旗。连续多年的日寇轰炸，所谓“陪都”民不聊生，物价飞涨。乃至生计困顿的文人中，因清贫和绝望，竟有全家服毒自杀的。老舍，不期然间也有了叫苦不迭的戒茶之意，并在一篇文章中起誓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年茶价的增高已叫我起一身小鸡皮疙瘩：戒茶!”

　　 作为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总头，团结文艺家们振奋精神，共克时艰，还是老舍心头当仁不让的神圣使命。1941年的端午节，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名，老舍又忙碌张罗起中国第一届“诗人节”。请不起酒，管不起饭，仅有不多的粽子。怕空袭停电备好的红烛，果然派上用场，烛光花影里，济济一堂的文艺家们，人手一盏盖碗沱茶，那茶具还都是老舍借来的。老舍频频“请吃，请喝(茶)，请闲谈”，殷勤邀让中，不少人的眼睛湿润了，很多人的心情开朗了。国难当头，老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浓浓茶情，温暖着世道人心。

　　 教子法

　　 1942年8月，老舍曾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否则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第一，干文艺并不比当木匠高贵;第二，干文艺比作木匠还更艰苦;第三，干文艺更需要一些基础，诸如文字要写得通顺，要有生活底子，还应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

　　 1949年在重庆，朋友们为老舍祝寿，并祝贺他从事写作20周年，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轮到他致词的时候，早已泣不成声，只喃喃地说出一句来：“20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20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依然是把当作家比作拉洋车和做小工。

　　 老舍说的是“不必非入大学不可”，是一种反对“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

　　 老舍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谈到对孩子们的希望时写到：“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我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他还进一步说：“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做官，则必贪迂误国，甚为可怕!”

　　 他主张念书，以知识救国，以学问强国;他反对为了进仕途而读书，如果这样，则不如去当一名诚实的木匠，因为木匠做的桌子或柜子对社会有用。

　　 老舍特别珍视儿童的天真，认为这是天下最可贵的，万万不可扼杀之。

　　 谈到自己第二个女儿小雨，他说：“至于小雨，更宜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4岁呀!”

　　 老舍主张维护儿童天真活泼的天性，不可强求，更不可处处约束。

　　 老舍最害怕看见“小大人”“小老头”和“少年老成”，一看见小孩穿上小马褂，一举一动全像大人，便想落泪。

　　 老舍有一句名言：“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可见，孩子的天真，在他眼里是何等重要，何等神圣!

　　 老舍提倡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主张尊重儿童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的。

　　 对中学生，他以姓名相称，不再叫小名，表示尊重;会主动伸出手，行握手礼，以视平等。

　　 孩子们送小礼物给他，他必定当场回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礼品，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皮手套、衣服、皮鞋回赠出去，或者把自己的作品送上，还附送签名。两倍地甚至十倍地报答对方的好意。

　　 他爱给儿童写信，在信中常用幽默的话彼此开玩笑。甚至俏俏地向儿童宣布自己的写作计划。“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大纲便是在给冰心的大女儿——一位中学生的信中首次披露的。在他面前，孩子可以自由说话，他认为孩子有权如此，并希望普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态度和胸怀。

　　 老舍曾领着小学生们去中央公园向花鞠躬。他说，花儿、植物都应该受到尊重，要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对待它们。他不让小孩子用笼子养鸟，说应该让它们自由地飞。他爱把矿物标本送给孩子们，以为这既有趣又有益，是极有价值的礼品。

　　 老舍更喜欢乡下孩子。虽然，他们穷，甚至脏，可是他们纯朴、忠诚、讲义气，人格高尚，而且知识广博，懂得大自然的许多奥妙。他希望孩子们尽量贴近大自然。

　　 老舍喜欢看儿童写大字，以为是一大乐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且淋漓之致。”这是他对孩子们的描述，推崇孩子们的这种创造性。

　　 老舍早年在《赵子曰》和《二马》两部长篇小说里猛烈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大学生，认为他们一是脑子里没有国家观念，只想自己作官，二是虚度年华，不好好用功，没有真本事。

　　 他说：“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还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

　　 老舍反对青年人好高鹜远，主张由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干文艺的要从写好一首快板做起，任何事物只要钻进去，都会出成绩，都会出真学问，反对“难得糊涂”，他说：“难得糊涂最为不通，要精明而诚直，斯可贵矣!对什么事都应细细地研究，得知识，用知识，为了国家。”

　　 人类应该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人类的智慧——献给儿童。老舍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