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生过一场大病。对于周恩来生病和治病的始末，至今仍众说纷纭。今天小编就来分享周恩来带病走长征的故事 ,希望读者喜欢。

　　 周恩来带病走长征的故事

　　 刘江萍回忆长征中病倒的周恩来

　　 跟在周恩来身边的半年多时间，是刘江萍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刘江萍说。

　　 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当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周恩来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如是说

　　 长征途中，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员魏国禄。

　　 魏国禄在周恩来逝世的那年，写了一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在这本书的53页，有一篇《周副主席在病中》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患病的事。魏国禄在文中写道：

　　 回到住处，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仍然是青稞麦、豌豆苗，端出来请首长吃。

　　 周副主席看了看说：“不想吃，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

　　 我端来开水，他摊开了文件，照例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我放下开水，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并说他也马上休息。果然，我出屋不久，看到他办公室灯也熄了，我很高兴，心想：今天晚上副主席休息倒挺早。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他叫：“警卫员!”

　　 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他说再要杯开水。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显得那样有气无力，就问他：“你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

　　 请来医生，一量体温39.5度。这可把我们吓坏了。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急不安，一直守在身边精心照顾。

　　 第二天，周副主席烧(热)得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得那样，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卫生部的同志说，“电报上说回不来，太远啦。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叫那个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

　　 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医术很高，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按照医生的吩咐，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冰来化成水，泡毛巾给首长做冷敷……

　　 魏国禄的回忆说明，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而那个“姓戴的医生”则是戴济民大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

　　 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

　　 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参加的人有方明、成元功、郑淑芸、力平和李海文。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访问王斌的“访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们红军时候，最厉害的有四种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那时他(指周恩来)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在毛儿盖，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发高烧，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当时邓大姐、贺诚(红军卫生部部长)都在场。我为总理看病时，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在右下横指，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在临床也看的不少，也做过不少解剖，主要都是一个脓肿，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作这个诊断时，邓大姐、贺诚都在场。长征途中非常困难，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显微镜等。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由于病重(垂危状态了)，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用冰冷敷，主要放在肝区。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

　　 一天，卫士跑来告诉我，大便拉了好多，有多半盆，我马上去看，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我真是高兴极了，邓大姐也高兴了。我高兴地说，体温会降下来的。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大姐对我说：“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时间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著名的外科大夫，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如果不经治疗，这种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潘大夫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采访组后来于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又两次对王斌进行了访谈。王斌顾问不顾年事已高，还为周恩来的那次生病绘制了示意图，并留下了以下文字：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故此确诊。

　　 继而每天高烧。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白血球增多。

　　 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测量左、右胸围。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根据临床病理统计，多是孤立的肝脓肿，可与横结肠粘连。穿孔排出脓汁而愈。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附带两三个较(多)脓肿。

　　 天佑先人，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注射Emetine，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这份当事大夫的珍贵手迹，不仅道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还另提到了李治和孙仪之两位大夫。孙大夫当时已故去，李大夫当时还健在，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派郑淑芸访问了李治大夫。

　　 李治将军病床上的回忆

　　 李治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1929年到国民党军十八师当军医。那时，十八师正奉蒋介石的命令去“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就是毛泽东词里提到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那个张辉瓒。1930年红军打下龙岗，十八师医务室的医疗器械还未收拾好，李治就和张辉瓒一起稀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经过教育，李治不久成了红军的一名医生。

　　 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队伍壮大了，创办了红军卫生学校，王斌出任校长，李治担任教育长。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1986年从国防大学zz学院离休。

　　 郑淑芸访问李治是在1988年12月14日。当时，李将军已90高龄，卧床见客。

　　 郑淑芸问：“你为周总理治过病吗?”

　　 李治答：“是好远好远的事了。”

　　 郑问：“是长征路上吗?”

　　 李答：“是。在毛儿盖。他得了阿米巴，是痢疾。阿米巴原虫主要是在大肠中寄生。”

　　 郑问：“肝肿大吗?”

　　 李答：“肿大。这是内科病，我是医务负责的，还有孙仪之，我俩是内科医生。会诊意见是快治，用Emetine特效药治……”

　　 通过李治将军的陈述，也说明周恩来那次生病后有四五位医生参与会诊、治疗，才使他的病得以好转、痊愈。

　　 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生病众说纷纭，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十分重视这件事。1985年8月，她在大连棒棰岛休养时，一边回忆一边让秘书赵炜记录，写出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一文，专门回忆了周恩来生病、治疗和她自己遇险、脱险的经过，内容十分详实。关于周恩来在毛儿盖生病的情况，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天下午，忽然有人告诉我，周恩来发烧(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了。当我见到他时，(他)已发烧，在担架上盖着很厚的东西，简单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把他抬到了他的工作总部。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各自住地——笔者)。因为我不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病情(又)有发展。第二天我骑马去他住宿地，他正发高烧，医生来看过，认为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多发病的症候——疟疾。当时，我在那里坐等他体温是否会下来……后来我不再等了，只好回到我的住地，每天来看望他。经过三四天后两位医生会诊，一位是王斌，一位是李治同志。他们都是(红军)在江西同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参加红军后，忠于红军，忠于医疗事业。对恩来的病很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总部要出发了，恩来搬到毛主席的周围，这时我也搬到恩来(那里)一起住了，我在地下铺上稻草，他睡在木板床上，两位医生继续观察，不相信是疟疾。他们怀疑是肝脏有问题，于是检查胸、肝的部位，发现肝脏肿大在右侧肋缘下二指，最后确诊为肝发炎，已变为肝脓疡。当时，草地环境不能手术。按脓疡治，唯一的办法要用局部的“冰冻”，冰得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这时，医生也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看有关肝脓疡的书。书内举了100例，99例都写得很清楚，预后不良，唯一的一个例外，肝脏化脓，通过肠子把脓排出来。所以决定等背回冰来，用冷冻办法退烧。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发了，深夜二三点钟才回来，冰化了一半，还可以够用。把冰装在袋子里，放在肝的部位。他本人昏迷不醒。医生的最大希望是想用冰把炎症退下去。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我们把他扶起来解大便，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状便，体温也就下降到35度。第二天医生看后，他的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子排出脓来。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他们采取措施，给恩来服药，使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并交代我，每小时试(测)一次体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体温一直在35度。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已接近“死人”的温度。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地上升了。病情也慢慢地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因此，肯定治疗是正确的。这时又把戴济民大夫请来照顾……(我要)特别对王、李两位医生对恩来的病诊断和治疗准确及时，使他能脱险康复，实应向他们致以不能言语形容的感谢之情。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也在几年前病故了……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历呢?因为恩来同志逝世后，近几年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出入很大，需要写这么一段作为澄清。

　　 读了这段还从未发表过的邓颖超的回忆，再综合前边几个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周恩来长征途中患病后，先请一位随队医生给他量了体温，随后请来戴济民大夫，找来了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再将王斌、李治、孙仪之3位大夫找来共同会诊，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用了特效药易米丁。周恩来病情好转后，王斌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他是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的;李治其他的医疗任务也很重，于是就留下了戴济民随周恩来的担架行军，作为陪护。因此，周恩来的那次生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大夫会诊，并用显微镜等检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然后对症下药，用了治疗阿米巴肝脓疡的特效药易米丁，从而使周恩来康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