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许多故事，他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被誉为“两弹元勋”。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爱国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爱国故事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邓稼先从小就有爱国情怀。13岁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遍布京城。当时，日本侵略者有个规定：凡是中国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行鞠躬礼。邓稼先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这是一种侮辱，于是，他宁愿绕道走，也不去向侵略者行礼，以免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 这种对侵略者的痛恨，源自他有一个爱国父亲。一天，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拜访。没想到，那位朋友刚一进门，平时一向很和气的父亲突然勃然大怒，很严厉地质问他：“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邓先生是嫌自己给日本人办事。朋友羞愧难当，正想辩解什么，父亲一声怒吼：“你出去!”这件事，给童年的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产生了最朴素的爱国意识。那时，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座中国城市，就强迫中国人去参加所谓游行集会，庆贺他们的胜利;如果不去，就会被杀头。

　　 有一次，侵略者又逼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邓稼先虽然很气愤，但又不能不去。当游行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扯碎了发给他们的小纸旗，还不觉得解气，又把破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猛踩一脚，感到很扬眉吐气。但这一幕校一个穿便衣的特务看见了。特务找到校长，要校长交出这名学生。 校长知道这事是邓稼先干的，但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后来，校长找到邓稼先的父亲，告诉他：“邓稼先已放人盯上，迟早会出危险的。万一被密报上去，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中。为了他的安全，应该想办法让他离开这里。”

　　 眼见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只得同意把儿子送到外地。临行前，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没有过的眼光看着这个儿子，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你还年轻，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你出去之后，不要学文，像我一样，学文对国家有多大用处呢?你一定要学科学。我们国家落后、贫穷，受人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只有掌握了科学，才能对国家有用啊。”邓稼先把父亲的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就这样，16岁的他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决心掌握更多的科技文化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